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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工厂内迁
抗战前，我国工业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海沿岸及铁路沿线。1937年在全国合乎《工厂法》规定标准的3935家工厂中，分布于冀、鲁、苏、浙、闽、粤6省及天津、威海卫、青岛、上海4市者达2998家，占全国总数的76.2%；其中苏、浙、沪工厂达2336家，占总数的59.4%；上海一市工厂达1235家，占全国总数的31.4%。
抗战发生后，这些工厂大多处于战火威胁之下，许多民族企业家誓不以厂资敌，愿意为国民政府生产军用物资。许多民营企业纷纷上书国民政府，要求协助安排工厂内迁。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国民政府成立了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由何应钦领导。1937年7月21日，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其中机器和化学工业组的一项提案决定调查上海各华商工厂现有工具机器，并接洽有无迁移内陆的可能，估计迁移及建设费用、查明收买价格，由资源委员会担任调查。
会后，参加机器化学组的资委会专门委员林继庸及庄前鼎、张季熙赴上海调查，并约机器厂代表颜耀烁、胡厥文到南京商洽。7月30日，上海机器五金同业公会等行业召开执委会，动员迁厂，新民机器厂、上海机器厂、新中工程公司等表示愿意内迁。
8月3日，林继庸再次到上海与大鑫钢铁厂等8家企业洽商。8月9日，资源委员会向行政院提交《补助上海各工厂迁移内陆工作专供充实军备以增厚长期抵抗外侮之力量案》，内容为：
(1)上海机器同业公会自愿将价值400万元的2000部机器及各厂技术工人迁往内陆，政府拨给40万元经费用于装箱、搬运及津贴；政府每年拨给奖励金20万元，以10年为限；购地、建筑等费约需200万元，由政府与各银行协商以低息借给各厂家；建厂需地500亩，价值5万元，拟由政府拨给。(2)政府补助上海大鑫钢铁厂搬运费10万元并借给购地、建筑费20万元；补助中国炼气公司搬运费1万元，并由政府与银行协商借给购地、建筑等费用4万元；政府与银行协商，借给大中华橡胶厂搬运、购地建筑等费用65万元，并请政府每年拨奖励金5万元，以10年为限；提请政府借给康元制罐厂移迁费用5万元，并与银行协商借款30万元：提请政府与银行协商借给民营化学工业社搬运、建筑等费用10万元。
8月10日、行政院议决：
“奖金暂从缓议，余通过。由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组织监督委员会，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严密监督，克日迁移。关于印刷业之迁移，由教育部参加监督。”
8月11日，上海工厂迁移委员会成立，次日，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成立，由上海机器厂颜耀烁、新民机器厂胡厥文、新中工程公司支秉渊、大鑫铁厂余名钰、中华铁工厂王佐才、中新机器工厂吕时新、大隆机器厂严裕棠、万昌机器厂赵孝林、中国制钉厂钱祥标等11人组成。
颜耀烁为主任，胡厥文、支秉渊为副主任。其时上海已极度混乱，日军在街上巡逻，住在租界外的人争相逃亡。8月13日，战斗打响后，人心惶惶。国民政府的军政部代表王价、实业部代表欧阳仑均想离开上海，林继庸遂要求他们写下全权委托书，由他以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名义全权处理拆迁工作。8月22日，顺昌机器厂首先内迁，5天内即有顺昌、新民、合作五金等厂22船机件、160余名技工首先运出。至9月12日，首批内迁工厂达21家。
内迁各厂预定武昌徐家棚为机件材料集中地点，集中之后再分别西迁宜昌、重庆，南迁岳阳、长沙，北迁西安、咸阳。上海南头一带工厂机件，集中闵行、北新泾或南市起运；闸北、虹口、杨树浦一带工厂，则先行抢拆至租界装箱，由苏州河或南市起运。
凡经迁移委员会审查后准许迁移的机件材料、半成品、工具等，发给装箱费每立方尺0.35元，运费至武昌者每吨53元，成品运费准发至镇江，每吨12元。由于吴淞口已被日舰封锁，内迁物资只得从苏州河经运河至镇江移装民生公司江轮到武汉，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派员驻苏州、镇江、武汉等各处设站接应，8月底有40余家企业接洽内迁；9月中旬，报名内迁工厂达125家，9月11日，监委会公布了内迁新办法：
(1)严格限制成品的运输；(2)原料、半成品及制成品的运费减半；(3)自镇江以后的运费一律自理；(4)生财运费全部自理，机件运费津贴照旧。
国民政府的举措尽管招致人们的普遍不满，但不少企业主以民族利益为重，仍自动进行内迁。
9月27日，军事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成立，翁文灏任主任委员，在当天召开的关于迁移工厂会议上，议决了资源委员会提出的《上海工厂迁移内陆扩充范围请增经费案》，对吴蕴初所办的天利氮化厂等补助迁移费40万元，另拨厂地370亩，商请银行借款近170万元：对三北、公茂、和兴等8家造船厂补助迁移费7.6万元，另拨地皮60亩，商请银行借款25万元。
会议同时作出了《关于以后工厂迁移原则决议》，将迁移工厂分为指定军需工厂和普通工厂，对指定军需工厂(主要为机器、化学、冶炼、动力燃料、交通器材、医药等)的内迁，国民政府实行补助，全国各地补助总额暂定为500万元；对普通工厂，凡愿迁移并经政府核准者，可以免税、免验、减免运费、提供运输便利或征收地亩等援助，“惟因财政所限，不补助迁移费，关于迁移后之安插及工作问题，亦以由厂家自行筹划为原则”。
除缺乏政府充分补助外，民营工厂内迁还经常遭到日机的轰炸。
船舶时常被军队征用。因此，内迁途中，损失极为惨重。如天利、天原化工厂迁运时，“日间敌机频袭，夜则军队禁止工作”；开船次日，“即有大队敌机前来轰炸，天原工厂全毁”。荣家公益铁工厂有机器百余部，匆促间用木船迁运，沿途屡遭轰炸，运达重庆后各种设备仅剩1/4。
资本家与各厂职工们均表现出牺牲精神：
“各厂职工们正在拼命抢拆机器的时候，敌机来了，伏在地上躲一躲……看见前面同伴被炸死了……洒着眼泪把死尸抬到一边，咬着牙照旧工作。冷冰冰的机器，每每涂上了热腾腾的血”。
国民政府负责拆迁的林继庸，其间左脚受伤中毒，不能着地，每天用一只脚跳来跳去主持工作。尽管担任内迁运输工作的民生轮船公司克服极大困难，承受巨大牺牲，出动了可以出动的几乎所有船只，但轮船远远不敷需要，上海厂家仍动用了499艘木船，大部分靠各厂自行设法寻找。
由于机件笨重、木船容量不大，许多厂只得分批装运，如华生电器厂内迁物资1200多吨，分6批共27艘船装运，最大的装272吨，最小的装8吨，持续了1个月；顺昌机器厂内迁物资343吨，分4批共17艘船装运，历时两个月。
内迁企业按行业分，机器五金业66家，占内迁厂总数的45%，占该行业的12%左右；电机电器业20家，占内迁厂总数的13%，占该行业的8%左右：化工业25家，占内迁厂数的18%；文化印刷业11家，占内迁厂数的7%；纺织业10家，占内迁厂总数的6%；制罐、造船、食品等厂16家，占内迁厂总数的11%。
从迁委会成立到上海沦陷，共迁出民营厂146家，工人2100多名，机件物资1.2万吨，占上海总厂数的12%。1938年2月，迁到武汉的上海民族工业共有121家，它们是：
大鑫、新昌、顺昌等机器五金业57家；益丰、天原、天利等化工企业23家；华生、华成、振华等电机、电器业19家；康元、冠生园等制罐业2家；三北、华丰、茂昌等造船业4家；大公、生活、开明等文化印刷业8家；美亚、迪安、华成等纺织企业4家；以及六合建筑公司、源大皮革厂、四明糖厂、梁家记牙刷厂等4家。
1937年9月，各厂器材开始运到武汉，内迁工作重心从上海移到汉口，在汉口成立了迁鄂工厂联合会办事处。11月18日，国民政府在汉口成立了工矿调整委员会办事处；1938年3月，工矿调整委员会改组为工矿调整处。在武汉，经工矿调整处协助复工企业共有60余家。
迁鄂工厂联合会办事处成立不久，兵工署即发来军需定单，计有手榴弹、迫击炮弹、洋镐、铁铲等，由迁鄂工厂联合会办事处分发各机器工厂生产，由于需量颇大，这批定货足够全部机器工厂生产数月。
不到10天，即有新民、合作、上海等15家机器厂开工生产；1938年初，华丰、姚顺兴等27家机器厂先后复工，截至1938年4月5日，在武汉复工的机器厂达42家。各机器工厂生产了总值达178万元的军需品。
总计在武汉临时开工的工厂占当时迁达武汉厂矿总数的1/3，其中机器翻砂工厂开工最多，占开工工厂总数的50%；电机电器及无线电器材厂次之，占24.44%；纺织工厂又次之，占9.20%。民族工业向武汉的迁移，体现了民族资本家的抗日信念以及为国牺牲的勇气，尽管损失较大，但保存下来的企业，多为军工企业，为抗战初期的中国军队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二、其他地方内迁
抗战发生后，蒋百里曾建议将山东潍县、坊子等地的铁工厂进行迁移，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秘书组及时将这一建议通报给工厂迁移委员会，并指出：“上海工厂迁移，失之太晚，无锡、南通之工厂应速着手。”
1937年11月1日，军事委员会第4部及工矿调整委员会派员与江苏省政府主席及各主管人员拟定《江苏省迁移工厂要点》，计划对丝厂、面粉厂、火柴厂、榨油厂等基本上不予迁移；纱厂、布厂等只迁移设备较精部分；迁移地点宜避免集中武汉。
1937年11月，浙江省政府鉴于时局紧张，杭州各工厂有内迁之必要，由建设厅拨款10万元，派工厂检查员陈奎，会同杭州市铁工业同业工会主席赵嗣宗等人，商讨拆迁事宜。杭州林长兴织带厂等6厂，联合迁移，由林崇熹率领，得到了航空委员会协助，在杭州失陷前安全迁出，运入四川。这是厂矿内迁中最顺利的一批。
浙江省建设厅又鉴于宁波、温州两地工厂亦有必要内迁，于是组建宁波温州工厂迁移委员会，由丘远雄负责。但各厂商不愿在内陆经营，而愿将机件折价出售，遂由浙江省建设厅估价收购，被收购的厂有宁波顺记铁工厂等，并迁出镇海威达、宏远两炮台废炮弹4000多枚、沪杭甬铁路局白沙机器厂机器两具，浙西行署抢运长兴煤矿材料机件一批。
1937年11月26日，工矿调整委员会派陈世桢到河南督促办理豫丰纱厂、开封河南农工器械制造厂内迁事宜。12月上旬，陈世桢到达开封，经过与河南建设厅厅长张静愚、郑州豫丰纱厂经理郑人魁、汲县华新纱厂经理董嘉会等共同商洽，河南农工器械制造厂不愿迁出河南仅愿迁至鸡公山附近柳林镇；郑州豫丰纱厂、汲县华新纱厂因设备陈旧，且省政府及纱厂债权人中国银行、纱厂经营者皆不愿拆迁，竟准备“听其自然”。
1938年2月，在宋子文命令下，豫丰纱厂着手迁移，后河南农工器械制造厂也进行内迁。至1938年10月，工矿调整委员会从郑州共迁出纱厂物资8600吨。
山东青岛乃日本传统的势力范围。青岛的日商纱厂，被称为日本侵略中国纺织工业的“大本营”，共有内外、富士、公大、隆兴、宝来、大康、上海、同兴、丰田等大纱厂9家，投资额28200万元，工人达25000人。
此外，日商还设立啤酒、火柴、榨油等工厂多家。日商纱广建筑之坚固，如同堡垒。八一三事变后，日本外交官员及日侨从青岛撤走。鉴于战事紧迫，青岛市市长沈鸿烈组成3个破坏大队，以炸药、火油等方式破坏青岛日商纱厂。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在侵鲁日军进占潍县时，炸毁了9家日商纱厂，计52万枚纱锭。同时迁出了民营华新纱厂、冀鲁制针厂等企业。济南陆大铁工厂在经理带领下自动拆迁，拆迁机件100余吨、经武汉转运到西南。
山西省在阎锡山多年的经营下，工业建设已初具规模，西北制造总厂、西北实业建设公司和西北制钢厂是山西的支柱产业。1937年11月，日军向太原进攻，太原西北制造总厂总办张书田主动下令将全厂机件拆迁南下，全厂职工和眷属苦战数昼夜，拆得机件千余吨，枪运至风陵渡。由于水流湍急、泥泞深达数尺，职工们只得自己抢建临时码头，他们把拆下来的铁轨铺在泥淖中，用马拖拽木料，立桩钉板，建造码头底脚，虽数次被黄河水冲垮，但他们毫不气馁，人抱着木桩立在水中，继续打桩。
据当事者记述：
“那晚月色非常黯淡，积雪增加赛威，风声俨如虎吼，景况至为凄厉，全体人员以性命相搏，终于将码头草草建立成。”机件装船离岸不到2小时，日军炮弹即已飞到。他们带着2000吨机件材料，2个庞大的火车头，职工千余人，取道川陕公路，入大散关，翻越秦岭，一路转陕南，另一路历经艰辛进入四川.“该厂自此立下根基，以崭新的姿态，在机械工业上发挥伟大的能力”。
1937年11月15日，工矿调整委员会派金开英、朱谦、陈良辅前往浙江督劝工厂内迁。
武林、大来、协昌、胡金兴、应镇昌等5家机器厂将重要设备装箱启运，由于日军追迫甚急，只抢运出50箱机件至浙江内陆。嘉兴民丰纸厂仅抢运出部分机件，西运到昆明。河北方面，国民政府虽派人前往劝迁，仅迁出一批材料，未能迁出厂矿。安徽省内迁企业有芜湖中国植物油料厂。江西省有九江裕生纱厂、光大瓷业公司、光大酱厂、中华火柴厂等企业。
另外，上海沦陷前后，有一些民营工厂由海路迁往香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逼近，一些迁入租界内的工厂也迁往香港。
与上述民营企业内迁的同时，国营工厂也进行了内迁。这些国营工厂主要为兵工企业，从机器设备、技术力量、企业管理和工人数量上看，大都是当时中国工业界设备较先进、规模较大的现代化工厂，而且与抗战军需有直接关系。
这一阶段由兵工署和航空委员会直接组织迁移的兵工厂有金陵兵工厂、军用光学器材厂、济南兵工厂、广东第一兵工厂、广东防毒面具厂、巩县兵工厂、中央修械厂、炮兵技术研究处、航空兵器技术研究处、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中央南京飞机制造厂。资源委员会则将山东的中兴，安徽的淮南、大通，河南的中福、六河沟，河北的恬立，江西的萍乡、高坑等煤矿机械设备湖北的扬子、大冶、汉阳三家铁厂，湖南的铅锌厂的全部或一部分先后拆运西迁，建设委员会所属的首都电厂、句容分厂和戚墅堰电厂的部分机件，也拆迁内陆。
三、从湖北再迁西南
1938年后，由于战火逐渐向内陆蔓延，武汉处于日军的威胁之下。1938年1月，大鑫、顺昌、上海、大公、中国建设、中华无线电、中国无线电、华生、龙章、天盛等41家暂留武汉工厂开始筹划西迁四川。至1938年2月28日，工矿调整委员会协助迁往西南工厂已达60余家。其中迁入四川50家，迁入湖南7家，迁入湖北5家，迁入广西、贵州各2家，迁入陕西、云南各1家。
武汉厂矿的拆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由外埠先迁到武汉，后又迁出的；另一类是武汉原有厂矿外迁的。
3月22日，工矿调整处召集在武汉的内迁厂家举行会议，要求大家做好再次内迁准备，接着，又公布了内迁武汉当地民族工业的规定：
(1)纺织染业。凡中国人经营的纱厂及所有机械一律拆迁，小型织布业亦协助其内迁；染厂的拆迁与地点的分配，以能适合该方面需要而定。(2)机器五金业。资产在5000元以上者单独迁移；设备简陋但对军需制造有用者共同迁移；所有动力设备、原料一律迁走；所有技术人员全部内迁。(3)其他工业。生财在5000元以上、设备较新、后方需要、与其他工业有关系、该项技术工人为后方所缺者，凡符合上述5项条件之一者，一律内迁。
此时，西南各省纷纷派员到武汉游说，说服工厂西迁，以振兴当地工业。湖南省派建设厅胡安恺到武汉，答应迁湘的工厂可免税云南省派周惺甫来武汉接洽。
在动员工厂西迁中，尤以四川省最积极，当时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正在武汉养病，特电召四川省工业专家胡光庶、建设厅长何北衡到武汉与内陆厂家商洽，介绍四川省的资源及环境，与愿意迁川的20余家工厂代表讨论运输、厂地、电力、劳工金融、捐税、原料、市场等具体问题。刘湘还电令省政府秘书长，要他务必协助迁川工厂购地，勿任地主刁难。
四川省政府随即定出一系列办法，优待工厂迁川。内容为：
(1)调拨木船150艘，代为运输器材；(2)委托中央信托局代办保险，保险费为器材价格的20%，除厂方负担4%外，其余由省财政厅付给；(3)由重庆市市长、公安局局长、商会会长、江北县县长、巴县县长、建筑专家关顺声、工业专家胡光庶及林继庸等人组成地价评议委员会，决定所有迁川工厂厂地印契准许免收附加税3成；(4)以北硌为工厂区，扩大北碚电力厂。
与此同时，工矿调整处也订出向西迁厂家低息借款及机器运费等规定，以加快迁川步伐；并规定工厂迁桂、迁滇的协助办法。根据调查，广西比较适宜于纸、糖、麻织、硫酸、橡胶、机器、罐头、印刷等类工厂；云南比较适合纺织、电器、机器五金、制药、制纸、颜料、油漆、冶炼、煤矿等。当时估计迁桂、迁滇的机件器材各约5000吨。
1938年7月17日，国民政府决定武汉各政府机关人员于5日内迁往重庆。工矿调整处也加紧了拆迁工作。除四川、湘西已派人布置外，还派姚文林赴湘南、广西，刘益远赴陕西，组建办事处。7月17日至8月中旬，拆迁工作非常顺利。8月中旬，武汉的工厂已基本搬清。
武汉的国营工厂由迁建委员会及湖北建设厅迁出。省营工厂在郑家俊的领导下，排除各种困难，迁出织麻局机件360余吨，白沙洲造纸厂蒸汽引擎1套及附属设备，加上其他造纸设备，达160余吨另外迁出的有修船厂全部机件材料；武昌水电厂的大部分设备；官纱布两局机件3000余吨，可配备完整纱锭15000枚、布机千套。郑家俊在武汉极度紧张之时，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迁运机件材料6000余吨，在万县、陕西设立工厂4所。
在工厂迁川过程中，共有850多艘白木船投入到西迁运输中。
宜昌至重庆水路约1300里，途中险滩75处，上行需三四十天，下行亦需10至15天，稍有不慎，即船破货沉。
至1938年8月中旬，迁汉工厂离汉再迁者达170家，武汉原有工厂内迁者150家。1938年武汉、广州沦陷后，不少内陆厂家迁向广西、湖南、广东3省，1942年底，迁桂工厂联合会已有80余家会员。
1944年3月，湘粤桂战役发生前，3省共有公营及民营厂矿539家，资本93852万元、职工65047人、原动力34409匹马力、工具机3278部、纱机27344锭、布机1511台。
1944年春，日军进攻长沙，5月31日，工矿调整处中南区办事处紧急通知湘、桂一带的工厂再次内迁，为协助各厂迁移，中南区办事处向87家厂发放运费贷款4098万元、向大中机厂等12家工厂发放短期临时贷款227万元、向广西纺织机械厂等10家企业发放卡车运费贷款1422万元。
从三省内迁的工厂达95家，得到贷款资助的工厂87家，起运器材达7772.5吨，计桂林区运出2782.5吨、衡阳区运出2705.5吨、祁阳区运出1453.5吨、柳州区运出751吨、其他区运出80吨。未向政府贷款的8家工厂共运出器材101吨。内迁各厂原以独山为迁运终点，因交通工具缺乏，日军推进又极为迅速，到达或渡过金城江的工厂仅有52家、5648吨器材。
中南办事处调拨36部汽车到金城江专门抢运各厂重要器材及图样，但仅有16部车辆到达金城江，其余车辆因无法到达改为装运各厂暂存在南丹、独山的器材。因到达金城江车辆剧减，日机已赶到轰炸，办事处临时决定减少器材运量以装运各厂职员、技术人员及重要文件，因而金城江一地损失器材达4168.7吨。到1944年底，内迁厂家到达贵州时，仅剩器材93吨(有的地方写作92吨)，损失器材7572.5吨，占运出吨位的97.4%，未运出受损失器材2893.5吨，三省遭受日军破坏厂矿396家，占全区总数的73.3%。1938年初，湖南等地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的国营工厂开始内迁。
至11月，迁出的工厂有中央钢铁厂(筹)、机器制造厂(筹)、电工器材广一厂(等)电工器材厂二厂(筹)、电工器材厂三厂(筹)、电工器材厂四厂(筹)、中央电瓷厂、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钨铁厂筹委会、昆明炼铜厂筹备处、临时炼铜厂、重庆炼铜厂、陕西酒精厂、四川酒精厂、植物油提炼轻油厂，共15家(包括从咸阳迁出1家)。
工厂搬迁前，曾有人对林继庸说：“你能够搬出两个工厂就很能干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这是抗战史上的一个壮举，被誉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为中国抗战保存了强大的物质力量。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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