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作家，都有着自己稳定的“根据地”，中外古今，概莫能外。这“根据地”是他们的精神归宿、情感渊薮、生命家园，是魂牵梦萦、至爱至盼的一方领土。
对这方领土、对生长在这方领土上的人们，以及历史沿革、社会风貌、世故人情，乃至一草一木，作家都稔熟于心，充满眷恋，并且感触深沉，于作品中时时倾注其见闻与认识，缱绻不去，而成为其长久的题材。唯其熟悉而能深刻，唯其通晓而能真切，唯其情挚而能生动。“根据地”现象是时空变迁与地方色彩的共同产物，有浓烈的地域性、民族性与作家个性。
“根据地”的来源，往往有几种情形。作家或是生与斯长于斯，或是成年后长期扎根于斯，或是在此处有着特殊际遇，甚至有个别是理想中的天地（如陶潜笔下的“桃花源”）。这样，除了大部分作家都是仅有一个固定的“根据地”（主要指故乡，莫言谓之“血地”）外，也有许多作家有两个甚至多个。如贾平凹，初期的作品多写其商洛山区的丹凤家乡，名曰“商州系列”；后来寓居古城西安，《废都》《白夜》《病相报告》等长篇便把舞台转移到了那里。
乡土文学无疑最具“根据地”气象。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云：“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
鲁迅先生的大多优秀中、短篇小说，故事都是发生在他的故里绍兴（他称之曰“鲁镇”）。
巴金的作品有着明显的自传色彩，并虚拟了一个四川高姓大族。赵树理创立“山药蛋派”，多写山西沁水农村老家。
孙犁创立“荷花淀派”，为冀中湖区的写照。
沈从文描绘湘西凤凰（他称之曰“边城”），地方风味尤为浓郁。
柳青长期扎根于西安近郊的皇甫村，并扯起一面“打一口深井”的鲜明旗帜。
刘绍棠以“运河文学”系列享誉文坛，因为他的家就在京东通县的古运河畔。
古华的几部力作（如《芙蓉镇》《爬满青藤的木屋》《相思女子客店》等），多在湘南山区，所谓“唱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见《芙蓉镇》卷首）。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生》等，则把背景放在陕北乡下，且将县城与农家、在校学生与走上社会、年轻时代与成人以后的空间转移、时间更替结合起来，特色独具，又富有现实性。
此外，前些年的李宽定“黔贵农村系列”、高晓声“陈奂生系列”，以及后来的“富春江系列”“小葛庄系列”等等，也不外乎此类。
扎西达娃、阿来擅写西藏异域，莫言多叙山东高密东北乡，谭谈便以湘中为“根据地”；鬼子的小说中老是提到“瓦城”“瓦村”，那是广西北部的一个小地方；而台湾的白先勇、於梨华们，就将岛内远村作了自己的创作源泉。头几年，“寻根文学”异军突起，如韩少功笔下的“鸡头寨”、王安忆笔下的“小鲍庄”等，尽管主要是以一种象征符号的面孔出现，具有溯考全民族的意向，却亦可发见其中作者自己的“根据地”端倪。
在西方，“根据地”也一样深深地镌刻在作家的笔触之下。
俄罗斯民族的肖洛霍夫，“顿河体系”是他引以为荣、最为得意的力构，包括《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等。
艾特玛托夫则擅长描写茫茫中亚细亚那美丽的森林与草原。
屠格涅夫与英国的哈代媲美，都长于抒写欧洲乡村的故事，优美、清新、平和，令人陶醉。两老堪称殊途同归。
美国现代派文学大师福克纳出生于密西西比州新奥尔巴尼地区的奥克福斯特镇，创作了一套具有浓厚南方风情的小说“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便以假想的该州北部一同名小县为地理背景。
日本则有川端康成及其“雪国”、水上勉及其“雁寺”、大江健三郎及其“峡谷村庄”等。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近20年来的世界文坛上，在“根据地情结”方面，其成就尤以历史悠久但发展迟晚、社会落后但文化深厚的地区为显著。这也许正是“在沉默中爆发”（鲁迅语）最好的佐证。如我国的陕西，前几年佳作涌现，宣称“陕军东征”，很是热闹了一阵子。还有广西文坛，以东西、鬼子、凡一平、女作家林白等为主，也打出了阵容颇强大的“新桂军”旗号。又如拉美国家，名家迭出，文学发达。代表人物为委内瑞拉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其《百年孤独》（荣获198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家族的没落》等名著，即以一个名曰“马贡多”的拉美小镇为“根据地”。
种种现象，展示了作家们对自己那块既实实在在存在、又更属于精神上的家园的爱之切！艾青诗中云：“为什么眼睛里饱含着泪水，因为我爱你爱得深沉。”“根据地情结”亦当是文学上的一大永恒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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