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见
起风的时候，大海露出了愤怒的表情，波涛从四面八方吼啸而来，海南岛形同一叶扁舟，似乎随时都会被吞没。面对此景，不论是李德裕，还是后来的苏东坡，上岛时都有惊魂之感。层层叠加的潮水，看起来似乎比陆地高出许多。特别是潮汐之夜，或是台风登陆的季节，波峰与浪谷高深跌宕，水体一个炸响接着一个炸响，让刚从内陆过来的人甚是惶恐。因此在汉代，从海岛往南望去，那片苍苍茫茫的“巨浸”，就叫作“涨海”；涨海深浅叵测，露出水面的石磊叫作“崎头”，没露出水面的暗礁叫作“磁石”。
对于旱地上的生存者，大海是道路的终止，海岸即是山穷水尽之处。然而，自从建造了船只，人便可以乘桴于海，在汪洋之中开辟出看不见的水路来。早在先秦时代，骆越人打造的船只，吨位就可达到三十吨。秦代以后，南越船厂造出的木船，载重量扩至五六十吨。到了汉代，造船技术更加成熟，有了可以走得更远的楼船。海上的交易，获利是陆上的十倍以上。暴利的驱使，加上商人自古的冒险传统，使开出去的船一次比一次走得远，更远的地方更有利可图。一条看不见的商道，就这样从波峰浪谷与崎头磁石间踩踏出来，并被后人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或者“海上陶瓷之路”。在这条此起彼伏的液态道路上，集聚着那个时代最不要命的人。由于阳光的烤炙与盐碱的腌渍，他们的脸孔黑得像魔鬼一样难以辨认。大海是水的沙漠，最最荒凉的领域。海上的航行漫长而缓慢，空中的烈日和腥咸的海风，使时间变得无比难挨，只有偶尔停落在船舷的鸥鸟，能给人些许的乐趣。
有关这条迷幻的水路，《汉书·地理志》里有最初的描述。中国商人“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从雷州半岛的徐闻出发，经琼州海峡、北部湾，进入越南、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和今斯里兰卡。与来自地中海的罗马、希腊商船相会，并进行交易。之后，采购当地的香料、染料、象牙等返回中国。罗马、希腊的商人则把换来的商品，经波斯湾、红海带回罗马、希腊各地。在那里，中国缯丝是最受欢迎的物品，贵族身份的象征，使身穿布衣的平民黯然失色。据说，不可一世的恺撒大帝，曾穿上中国绸缎裁剪的新袍，现身罗马大剧场演出现场，引发了极大的轰动，成为演出的高潮。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描述，罗马每年有一百二十艘商船，从埃及的迈奥霍穆港起航，前往印度马拉巴海岸和斯里兰卡，与外邦商人进行交易。这些商船满载而归，返回埃及之后，又将货物运入罗马都城抛售，赚得盆满钵满。据说，早在前一世纪，中国丝绸已出现在罗马市场，备受上层社会追捧，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因此中国丝绸供不应求，“罗马每年为购买中国丝绸而流入印度、中国及阿拉伯半岛的金钱，不下一亿罗马币（Sesterces）。而经营这种中介贸易的安息（即波斯，今伊朗）、印度亦从中牟取暴利，据《后汉书》称，其与罗马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李金明《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变迁》，《新东方》2015年第1期）。东汉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东罗马帝国）国王遣使者自海路来到中国，实现了世界两大帝国之间的正式通航。
三国时代，蜀国与魏国都属于内陆，对水上贸易的意义认识不足。割据东南的吴国，造船业领先世界，官营的丝织业发展迅猛，有奇货可居，在海上贸易中获利甚丰。东吴之所以三次派出重兵，企图踏平海南岛，就是看中它在海上丝绸之路要津的地位。到了唐代，这条海上商道被称为“广州通海夷道”，全长达一万四千千米，途经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堪称当时世界之最。海南岛“西则真腊交趾（今越南），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今三沙）”（王象之《舆地纪胜》）。从广州出发，不论怎么走，都要经过海南岛。“唐宋两代时，海南岛实为蕃舶往来之所必经”（《蒲寿庚考》），因此，这里是整个航线的中转站，海口西海岸的烈楼港，以及后来的神应港，三亚的临川港，都是商船进行补给、交易和避风的地方。
唐天宝年间，名将高仙芝在中亚与大食（阿拉伯帝国）的作战中失败，加之安史之乱的影响，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基本被阻断，对外贸易的主渠道转向海路，沙漠里的骆驼也被海上的帆船所取代。“广州通海夷道”因此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忙的商道，随波逐利的人汇聚南海，出现了“涨海声中万国商”的壮观局面。官方专门成立了管理海上贸易的市舶司。当时往来海上的除了中国的商船，印度、波斯、阿拉伯的船舶数量也相当可观，大的船只甚至能载六七百人。通过这条商道输出的大宗商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运回国内的主要是香料、珠宝等，当然还有白银与黄金。奴婢的贩卖，在当时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生意。海南岛加入世界贸易的产品主要有沉香、降真香、珍珠、玳瑁、槟榔、五色藤、吉贝、黎锦、珊瑚、海参、鱼翅等。即便是在海滩上捡一把贝壳，也能在内陆集市上卖个好价钱。大诗人李白的作品里，透露了当年骆越珍珠进入皇宫的情形：“越客釆明珠，提携出南隅。清辉照海月，美价倾皇都。献君君按剑，怀宝空长吁。鱼目复相哂，寸心增烦纡。”（《古风》第五十六）诗里的“越客”，很可能就来自海南岛。而以南海明珠自居的李白，显然已经陷入了为鱼目所混的烦恼之中。由于过度的捕猎，海南岛上的亚洲犀与大象，在唐宋时代已经踪迹难寻，取而代之的是沉香、槟榔与吉贝。到了宋代，海南黄花梨也与沉香一起，成为海南岛独特的招牌产品。沉香中又有了更加细致的分类，如笺香、鹧鸪斑、沉水香、奇楠香等，堪称香料之王，既为国内的王公贵族和文人墨客所迷恋，伴随才子佳人进入温柔之乡；也为中亚的信徒所受用，参与人神之间隐秘的沟通，有“一钱万金”之贵重。
据《文献通考》记载，神宗后期，北宋一年的赋税总收入为7070万贯，其中工商税占到70%之多。也正是从宋代开始，海南设立了市舶司，对进出口货物专门征税。海南岛俨然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宋代诗人楼钥在写给赴琼任职的友人所写的诗中，有这样的描述：“黎山千仞摩苍穹，颛颛独在大海中。自从汉武置两郡，黎人始与南州通。历历更革不胜计，唐设五筦如容邕。皇朝声教久渐被，事体全有中华风。生黎中居不可近，熟黎百洞蟠疆封。或从徐闻向南望，一粟不见波吞空。灵神致祷如响答，征帆饱挂轻飞鸿。晓行不计几多里，彼岸往往夕阳舂。流求大食更天表，舶交海上俱朝宗……”（《送万耕道帅琼管》）从中可以窥见海南岛海上贸易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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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有删节）
原文首发于《雨花》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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