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遇而安是夏夜弄堂的秉性

作者：孙建伟

20世纪70年代的上海石库门弄堂，一览无遗，一条弄堂内住户常常过百，一个门牌号里“七十二家房客”也是常态，人们坦诚相对，彼此熟识。到了夏天，门窗敞开，谁做什么事，几乎都可以围观或被围观。

家家门户敞开，男人穿汗衫、马甲、平脚裤，女人穿方领衫和大短裤，走进走出，毫无违和。各家的小木凳、小竹椅一天到晚都放在弄堂两边，偶尔也有早上没收进屋里的马桶一起列阵。逼仄是逼仄，倒也没谁觉得难堪，遇见了，最多就是说一句“触气”。随遇而安是弄堂的秉性，这也是“大气谦和”的肌理。

对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上海小囡来讲，最开心的是吃好夜饭乘风凉。

傍晚时分，为了风凉，有些人家端出一个小台面，放上糟毛豆、咸蛋、黄泥螺、咸菜毛豆、冬瓜汤。偶尔看见有咸炝蟹、炒鸡蛋、猪头肉和啤酒入席的，经过的熟人就会说一句“侬条件好额”（沪语意为：你家经济宽裕的）。主人就爽快回应，“来来，一道坐下来尝尝味道”。双方都晓得是客套，但这一来一往，实际上比吃啥还要“落胃”。

这个过程中还有小插曲，人们围绕家常，互相调侃，也会趁机抖出一些“小道消息”，讲的人神兜兜的腔调。即便如此，吃饭照样不尴尬，也可以小老酒咪咪，山海经谈谈，也是一种别具风情的夏季弄堂“饭局”。

悬在木头电线杆上的铁皮罩子小路灯，一年四季昏昏欲睡，到了夏夜，这一份似明似暗，反而担起不一般的娱乐加持功能。

几个中年人就在这昏黄的灯光下摆开象棋，周边还围着一群观者。有意思的是，有个被人叫作“曹操”的，身形高大、赤膊，皮肤白皙，嗓门大，懂棋，却很少跟人对弈，他擅长的是观战中的点评。更有意思的是，观棋不语的圈内规则对他网开一面，他可以随便说，有点“特约评论员”的架势。

我至今没想明白“曹操”这个势大力沉的绰号的含义，也许是他镇得住，或许他确实说的有道理。这个象棋圈子不到凌晨是不散场的，有时我想钻到里面去看一下，但很快被“大前门”“飞马”“劳动”混合的味道赶了出来。

夏天日长，我还经常看到弄堂里挥汗如雨为自家打造家具的人。吃过夜饭，就在家里拉出一根电线，吊一只200瓦电灯泡挑灯夜战。好在那时一般没有超过“三天大热”的，夜晚还总有凉风拂来。大人们说，他们是在赶“三十六只脚”，敲结婚“家生”（家什），要在国庆婚期前赶出来。后来我自己结婚买家具时，常常会浮现这一幕。

我在夏天比较喜欢做的一件事是拖木地板，因为后面紧跟着凉爽的“享受”。房间不大，仅仅十几个平方米，拖上两遍，主要是除尘加降温。也算是自己琢磨的消夏之道吧。夏天地板干起来快，干透后，我就直接赤膊躺下，非常舒服。我小时候胖，更易出汗，从地板上爬起来一看，两片“人背”影赫然在目。现在想起来，那真是血气方刚的青春印记啊。然后我喝着姆妈从街道工厂带回来的“酸梅汤”，那真是炎夏中的幸福时刻了。

1977年恢复高考。而后两年的夏日暑期里，我几乎每天吃好夜饭，就独自扛着一把颇有分量的竹椅，携一把芭蕉扇，在弄堂对面马路一个早就找好的位置看书。那时还没有专门的高考辅导书。书店里那些文史哲、社科类的书，吊得我胃口十足。幸亏父母和阿姐支持，有了点零用铜钿我就鲜格格奔到新华书店。买不起的，就想方设法借。从晚上六点看到路灯熄灭。这是我度夏中内心最充实的时光。

那时家里有一把竹椅可斜躺，下面还带有一个搁脚，蛮拉风的。它是父亲出差时特地从江西某地带回来的。因为恰好碰到我要参加高考，这把竹椅就成了我的专座。在等待高考录取通知的那些焦虑的高温日，我经常在竹椅上“躺平”，吹着微微凉风，心情便安宁下来。这把竹椅陪伴我很长时间，被我的汗渍浸润过，从淡黄到棕黄，有了些“包浆”的感觉。我一直把它视作我顺利考上大学的功臣，当然更要感谢的是父亲。

我们弄堂傍着“上海商业第一街”南京东路，入夜依旧喧闹纷杂。现在想起来，在这样的地方看书，还真是要有点定力的，比如“两耳不闻窗外事”就很有难度。因为家里狭小，加上夏夜闷热，看书就挪到了街上。其实夏夜马路上生事频率较高，有时吵有时骂，有时有人“打相打”，甚至有交通事故等。但我当时对知识的渴求完全覆盖了对“窗外事”的关心，遇上那些喧嚣，我都是坚守竹椅不动摇。

如今，当我走出地铁二号线南京东路地铁站，走到步行街边那个依旧热闹的地方，总会“闪回”当年我居住过的石库门弄堂原址和我躺在竹椅上看书的那个位置——酷暑中就地而躺带着一丝温润的木地板，远胜于空调的穿堂风，排着长队在水果店买黑籽黄瓤的“华东26号”或平湖西瓜，然后在弄堂里唯一留存的一口井里打上井水来“冰镇”西瓜；还有那盏曾为夏夜的底层娱乐有过杰出贡献的昏黄小灯……

这些湿润的记忆袭来，就像身体的气味和汗渍，是另一种无可替代的肌肤之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