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松刚
虽然，一切的回忆或者回顾都可能落入某种俗套，但我仍然希望能用真诚的语调来达成一种时间的距离和思想的暗示。一切时代的喧嚣，不应是个体眩晕的理由，而是界碑，由此，我们能精准地确认自身的位置。同样的，一切浪漫的景象，不应是自我高谈阔论的浮夸口吻，而是意志，借此，考验我们保持缄默的语言能力。
追溯到十多年前，那时我对文学批评还没有形成一定的概念和理解，也从未想到将来会从事文学批评工作。我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发表于2008年第3期的《理论与创作》。那是我在南京大学文学院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写的关于毕飞宇短篇小说《哥儿俩好》的评论。现在来看，这部小说显然不能算是毕飞宇创作中十分重要的作品，当时为什么选了这样一篇小说作为阐释的对象，我已没有任何印象。但似乎也是这完全无意的一种选择，从此确立了我和江苏文学之间的某种关联，包括后来进入江苏作协工作，对江苏作家作品的个人偏好，以至于后来博士论文做的就是当代江南小说的研究。也是在这样的不知不觉中，我慢慢走上了文学批评的道路。
十多年后的2020年，吴俊老师在《文艺论坛》主持的“起点批评”栏目中推出了我个人的批评小辑（《文艺论坛》2020年第4期），小辑中刊登的两篇文章分别是《江南小说与小说江南——江南文化视域中的当代江南小说》和《“青年写作”的再分化——从“断裂”到“后浪”》，而这差不多就是我过去十年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两个方向。更为巧合的是，《文艺论坛》的前身正是《理论与创作》，仿佛冥冥之中自有一种文学批评的缘分。
要谈论我对文学批评的理解，不能绕开我学习和成长的源头——南大。我是2007年考入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师从黄发有教授。2010年硕士毕业之时，经黄老师推荐，我考入省作协，进入《扬子江文学评论》（当时是《扬子江评论》）编辑部工作。2013年，我又考取了黄老师的博士继续学业，后因黄老师工作变动，转入吴俊老师名下，并于2017年顺利毕业。可以说，在南大读书的七年，改变并塑造了我的文学观念。即便是现在，我依然无比怀念那个时候的南大，许志英、董健等老一辈学者还健在，另有一批活跃而卓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引领着彼时的批评潮流，有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势瀚海而来。
我的文学批评或许就是于此而始。如果说南大是一扇门，我推门进来，那么作协就是一扇窗，我抬眼望去。从2010年进入《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部，到现在在创研室工作，似乎是眨眼间，我已经在省作协工作十多年了。这中间，经历了很多，一个青涩而懵懂的青年，在时代的变迁和流动的生活中，早已被时光打磨的粗粝而清醒。
在省作协工作的这十多年，从作为一名编辑，开始进入文学研究的现场，与作家、评论家产生交集，到后来自己做起批评，尝试着进入文学现场，关注当下的文学创作，我自己未必能够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成长线索。但毫无疑问的，这是我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十年。十年里，文学批评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影响着我的生活，它所给予我的恐慌和压力同样须臾不离，“批评家”这声名的意味，和它所负担的价值和意义，让我不得不时刻保持着“与迅速获得的名声归于同一类的是虚假的名声”（叔本华语）的警惕。
说真的，过去的十年，文学太热闹了，而我们也得益于这样的热闹。在热闹中观察、体验，在热闹中发声、缄默。我们会对这热闹保持一种小心，但仍不妨碍我们的热情，甚至有时候为此而丢失了不少的冷静和客观。我不能说这样的热闹不好，但这样的热闹往往容易滋生盲目和浮躁，长远地说，并不利于个体的生长。没有一个健康体魄的文学，谈何未来呢。而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批评家，也难免一种先天的不足，我们像是被过度培养的一代人，缺乏一种自我成长的强大主体性和内驱力，而始终无法翻越自我精神的围栏。如此一来，批评，还能为它自身而存在吗？我们需要一种强劲的文学、强健的人格，以及与此相应的强壮的文学批评。
当然，个人的声音在时代的协奏中是不可或缺的，就像不可能存在单独鸣响的音乐一样。我们仍然会在时代的协奏中，发出某种自我而不和谐的杂音，就像那喧嚣躁动的文学现场背后不是也隐藏着诸多的质疑和冒犯吗？我们会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虽然无法解决，但在勇于涉险的同时，也在努力争取一种“去同质化”的同时代性，并想方设法在这种同时代性中冒险——将时代和个体的悲伤一一揭示——而不仅仅是做一个可疑的旁观者。
说到底，批评并不是一种绝对的理念，它也是一种“关系”的呈现：批评者和作者的关系、和作品的关系、和世界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和故事的关系、和语言的关系等等。它通向内部，也伸向外部，它不是孤掌难鸣，而是更高意义上的共鸣。
过去的十多年，是不同寻常的一段岁月。我们见证了历史的许多高光时刻，也不可回避地承受着诸多现实之痛。作为事件的文学，和作为文学的事件，以及与此相关的故事，我们可以讲出很多很多。这其实不是重点，重要的是，这一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是否能够帮助我们重获一种自我的意识，重获一种精神的提升，重获一种痛苦和愤怒的力量，还是仅仅让我们欢欣鼓舞，或者让我们无奈地意识到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
我的文学十年，仅仅局限于一种自我的偏颇认识，有收获，但更多的是失去，这当然不是一种悲观主义，因为没有一种收获同时不会让人失去，相反，它教会我冷静和客观，一切过去的本也意味着失去，而批评是我理解失去的一种思考方式——一种知道什么可以失去，什么不能失去的方式。
哈罗德·布鲁姆说，文学研究无论怎样进行也拯救不了任何人，也改善不了任何社会。莎士比亚不会使我们变好或变坏，但他可以教导我们如何在自省时听到自我。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它是基于自我的，是生命主体表达自我与建构自我的一种方式。
这是一个充满了种种不确定性的时代，然而，对于青年人、知识人甚至于每一个人来说，这或许也是认识自我、认识社会、认识世界的一个最好的时代。文学中有奇迹，但生活中没有。生活中只有不断的艰辛、不解的沮丧，和不能由此而停下的思考与努力。
来源：江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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