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世旭
唐朝韩愈是文学史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文起八代之衰”;作为语言大师,他创造的许多词语,成为后世沿用的成语。这样一位“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命运却颇为坎坷。
从公元792年登进士第,韩愈开始仕途跋涉。他操行坚定纯正,说话直爽坦率,从不畏惧或回避强权,十一年后,以监察御史之职上疏关中大旱灾情,遭到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官员谗害,被贬到粤东阳山任县令。
似乎与遥远的粤东有某种不解的缘分。十三年后,又不计得失,挺身而出,谏阻武则天迎佛骨,得朝廷重臣救援才免于被杀,改为贬谪,去的又是粤东,任潮州刺史。
那时的粤东是蛮荒之地,几乎没有开化。
第二次的南行颇为凄惨。韩愈已年过半百,离去世只有六年了。被押送出京不久,家眷被赶出长安,年仅十二岁的小女儿染恶疾死在驿道旁。策马行出蓝关,后来成为传说中八仙之一的侄孙韩湘赶来送别,韩愈写下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前路茫茫,此去九死一生。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两次被贬,看起来都与韩愈的性格有关,其实,更应该说是与他的良知有关。他本来完全可以安享京官的福禄,但良知不允许他那样做。
一再受贬,对别人可能是一种打击,对韩愈却是一种激发。他把蛮荒当作戏台,导演了一场接一场当地旷古未见的大戏:阳山任上三年,参与山民耕作渔猎,身边门徒成群。一个深山小县因之成为文化名城。
潮州比阳山更远。溪流中的鳄鱼随时噬食人畜;农事不知水利为何物;女子沦为奴婢终生不得自由;人文教育更是无从谈起。
贬谪是韩愈个人的不幸,却是贬谪地之幸。短暂的潮州任上,韩愈尽心竭力,对一片化外之地以文化之:消除鳄患改善生存环境,推广中原技术发展农耕蚕桑;赎放奴婢并永绝蓄奴;建校延师使文风蔚然勃兴……一片蛮荒,翻天覆地。
因为客居岭南之便,我有机会去过潮州,在韩山韩公祠镌刻的《鳄鱼文》前停留。
“公至末年,道气益壮厉,文益雄搜”(《古文雅正》卷八)《鳄鱼文》纵处辞约,擒处辞峻,雄健一以贯之。以至有人说:“韩公前身当从神道中来,其精神通鬼神而走风雷。”(《韩文杜律·韩文》)但也有极迂腐的看法:《鳄鱼文》呆气,“试问鳄鱼一无知嗜杀之介虫”,岂知“天子”“文章”?《鳄鱼文》虽然文章好,但“因时代文化科学的隔膜,木然无味”,等等。
《鳄鱼文》其实已经说明: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韩愈明摆着是借题发挥。十分认真地探究一种装出来的“呆气”,岂不是更可爱的“呆气”?
《鳄鱼文》中的鳄鱼和驱鳄鱼是一种象征:前者是一种恶,后者是一种仪式,《鳄鱼文》则是宣言,宣示文明克服野蛮,正直驱逐邪恶。恰因此,它才是如此气势如虹。
善良民众对知识分子的良知是绝对领情的。他们蒙昧但知道谦恭,闭塞但向往文明,淳朴但懂得感恩。没有夜郎自大的拒绝和排斥,没有自作聪明的投机和取巧,没有过河拆桥的蛮横和无情。阳山因为韩愈“有爱于民”致“民生子以其姓字之”(《新唐书·韩愈传》);韩愈在潮州未满八个月,却给潮州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以至于“山水易名,流风百世”(蔡世远《古文雅正》卷八)。韩愈去后,潮州人立祠祭祀,奉韩愈若神灵:祭鳄之地名“韩埔”;渡口名“韩渡”;鳄溪易名“韩江”;江岸山峰易名“韩山”;街、店、校、树以韩为名;民众竞相易姓为韩。《鳄鱼文》被神化,民间传说言之凿凿:韩愈祭鳄后,恶溪之水西迁六十里,潮境永绝鳄患。
当地文人仿韩愈左迁诗,写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
这一切,是韩愈真正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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