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郜元宝
1
从两三岁记事起,到五岁半上初级小学,这两三年我基本上被大人们“放养”,到处瞎“lie”(随便玩耍)。如果“lie”得过了头,也会引起大人们注意,加以适当管束。
先是在家里想出各种玩法。无奈条件有限,一共三间草屋,角角落落很快翻遍,一览无余,也就没啥好玩的了。
“玩具”更谈不上。倒是有天晚上,梦见妈妈从走村串户的货郎担上买了两只嫩黄嫩黄的塑料小鸭,摆在床沿给我玩,然而早晨醒来,踪影全无!
嫩黄嫩黄的塑料小鸭子啊!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愿承认那只不过是一个梦。
在我们的幼年时代,哪个男孩不曾在饥饿的驱使下寻找过食物?我当然也不例外。妈妈的床头柜,奶奶的衣箱,但凡可能藏东西的所在,无论是否上锁,迟早总要撬开来彻底检查一遍。米缸里有没有捂着青柿子?床后小瓮中除夕做的“炒米糖”还剩多少?堂屋条几抽屉里有没有姑妈们孝敬奶奶的零食?这些小秘密,全家没有谁比我更清楚的了。
皖南农舍,主体木架子结构上随便铺几块隔板,便美其名曰“阁楼”。有几次趁大人们都出门去了,梯子又正好放在“阁楼”旁边,我就慢慢爬上去一探虚实,结果大失所望。除了一些老旧农具废弃的零件,就是厚厚一层积灰,呛鼻子,沾上身还很难掸干净。
大哥二哥的几本“小画书”也早已翻烂。勇敢的小英雄雨来眉毛有多浓?愤怒的小常宝鞋帮有多高?武功盖世的呼延赞钢鞭有几节?我都了然于胸。但翻来覆去就这几本,看到后来也有几分厌烦了——虽然百无聊赖之时,还得找出来翻一翻。
其实直到小学毕业,除了几本土纸印刷、几乎每页都能看到尚未降解的谷物外壳或稻草的教科书外,别说其他书籍,就连一张像样的纸片也难得一见。我小学好几年的作业本都是爸爸收集一些香烟盒子,展平之后,让妈妈用针线装订而成。
如今隔了五十多年回望,益发醒觉,如果单从“文化”的角度看,我生命的底色是何等荒凉啊。许多人可以随便拉出童年和少年时代看过的一长串书单,然而“书”对我最初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在我的住处书满为患,一天到晚就是看书写书,但眼力精力体力早已令我不得不尽量减少这种脑力劳动了。每次看到写到腰酸背痛老眼昏花之际,总是不禁会想起我自己几乎跟书无缘的“人之初”。
按说我是有资格抱怨小时候“精神食粮”的匮乏的,但我不得不承认这匮乏感是长大之后才逐渐被强化起来的。回到当时,固然因为无书可看,因为没钱购买人民公社供销社玻璃橱柜里那些诱人的“小画书”,而常常落入些许的惆怅,但一转眼也就淡忘了。
胆子和脚力稍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以自家为中心,逐渐向周边拓展活动半径。没有书,还可以从其他地方寻找乐趣。那些乐趣,却绝不是书本所能提供的。
2
先是跟邻居家差不多大的学龄前儿童们“lie”。
我天生路盲,上初级小学的前几天还在本村迷过路,如果“出远门”去“lie”,就必须跟邻居“学庆你”搭伴。他大我一岁,非常机灵,“鬼点子”特别多。但我们跑遍全村,也并没几个玩伴。左右不过“卫红你”“福运子”“陈专政”“大肚子”(不知生来得了啥病,大腹便便,却也并无大碍)这有数的几位。本村“鬼头”如“建国你”“小虎子”早已经上学,要等我们这群“小鬼”进了学校,方才归入他们麾下,由他们带着继续“lie”。在此之前,我们都是自己“lie”,跟“鬼头”们无关。
最主要的“lie”法,是请“学庆你”的爷爷“讲古典”。
这老头很能模仿江湖说书艺人谈今论古(只缺一副快板和一面架子鼓),他的拿手好戏是“瓦岗寨”。老头脾气怪,有时会主动问我们:“要不要听瓦岗寨啊?”有时却又架子极大,任你如何央求,就是不肯,只顾笑呵呵抽旱烟,“吧嗒吧嗒”没个完。
他还特别怕两个人。一是“学庆你”的奶奶。这不奇怪,我们那里都是男怕女。二是“学庆你”他爸。这就怪了,我们那里总是儿子怕老子,“学庆你”爷爷却怕自己儿子。只要“学庆你”奶奶在旁边,或者担任公社副书记(不脱产)的“学庆你”爸一回家,老头就装模做样找个什么事忙乎着,再也不理睬我们了。
其次是轮流去各家玩。翻箱倒柜,看有什么好吃的、好“lie”的。但各家的情况大同小异。略微一翻就知道,都是“空空如也”。即便扩大范围,到这几位邻居的邻居家去翻,也不会有什么惊喜。
渐渐地,我们对各家各户“藏宝”的兴趣消磨殆尽,更多的时间还是去户外“lie”。
冬天,看大人们喝一口老酒,脱光下身,跳到荷叶完全枯萎的水塘“采藕”。正如大人们批评的那样,我们就像“树桩子”似的矗在那里,一动不动,一看就是大半天。
或者某户人家请了亲戚们“挑河泥”,我们也赶去看热闹。过年之前,生产队抽干一些水塘,竭泽而渔。春水沛降之前,这些水塘就一直干着。趁着农闲,各家各户可以从塘底取土,垫高宅基。这本来没什么好看的,但请来的亲戚通常都是外村的,听陌生人嘻嘻哈哈、说说笑笑,也挺有趣。尽管许多内容我们都似懂非懂。
或者约齐了,去田间地头“捡豆芽”。这是“小鬼”们能给家里所做的主要贡献。夏秋收获季节,总有零星的黄豆遗落在泥土里。在接种的冬小麦尚未破土之前,豆芽会这里一株那里一株冒出来。“小鬼”们目光如炬,隔三岔五就能将满地豆芽“捡”得一颗不剩。拿回家去,是一道不错的小菜呢。豆芽过不了几天还会再长出来,这样断断续续,差不多可以捡上一个冬天。
但妈妈不让我多去。太冷,不仅棉衣外罩破绽百出,棉絮也早已板结,根本不能御寒,每次去“小圩”的地里捡豆芽,回家都要感冒流鼻涕,严重的时候,必须包着头巾,整日躺在床上,不管“学庆你”如何在窗外呼唤,也不允许爬起来了。
春夏两季,则一天到晚跟在大人后面,在“大圩埂”爬上爬下不知多少遍,为的是看大人们忙乎各种农活。
我们那里说是长江边的“圩区”,但一般都用一条数十米高的“大圩埂”分出大圩和小圩。“小圩”紧靠长江,只有零星几户人家住在“小圩埂”比较宽阔的那一段。小圩主要是旱地,“大圩埂”以内的“大圩”则是大面积水田。绝大多数人家住在大圩,或者如我家,紧挨着“大圩埂”形成比较松散的自然村落,或者是“圩心里”(大圩稻田中央地带)若干历史更悠久的村落,其中有些依然是分散的自然村,有些则是人口稠密的江南小镇,两排住家一户挨着一户,中间有一条贯穿全镇的青石板街道。
我初中之前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小圩和大圩埂,大圩则仅限于紧邻本村(生产小队)的那些水田,很少去“圩心里”的那些村子和小镇。“圩心里”那些人家其实就在视野之内,却总是只能远望,不敢(也没有理由)走过去看看。它们就像我幼年和少年时代生活画卷的远景。那里的人们怎样生活?很长时间里这对我都是个谜,直到上初中,学校就在“圩心里”一个小镇的隔壁,谜底才算揭晓:那里人们的生活原来跟我们一模一样。
在小圩旱地,“小鬼”们能做不少事,比如学大人的样子捡棉花,掰玉米,或者在大人挖松的花生或红薯地里捡花生红薯。如果你是初学乍练,自然免不了闹笑话。比如一开始我总以为“捡棉花”就应该是跟在妈妈后面,爬在一人多高的棉花树底下,捡拾掉在地上的棉花。一垄棉花捡到头,大人们收获了好几口袋,我却只捡到一小把。掰玉米也有诀窍,如果你不是先剥开玉米的包衣,再左手稳住玉米杆,右手以适当的劲道果断掰下,那你很可能吃力不讨好,容易将玉米秆弄断。
做这些活计,妈妈肯带着我,因为旱地比较安全,省得放在家里奶奶管不住,又去玩水了。我也喜欢去小圩玩。首先,站在大圩埂上,小圩里花色极为丰富的旱地作物尽收眼底,顿时让人感到心旷神怡。走下大圩埂,那一眼望不到边的绿油油的麦浪就更不用说了,间种的芝麻开了花,黄豆结出饱满的豆荚,红薯和花生的藤蔓相互纠缠,无不令人喜爱。就是钻到棉花和玉米的下面,热得浑身是汗,也很开心,满眼五颜六色的庄稼实在可以在少年人心中激发无穷的欢喜。再说红薯和花生多半种在“小圩埂”旁边,甚至“小圩埂”外面的沙地上,等到收获红薯花生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浩浩荡荡默默东流的长江,以及长江对岸那些神秘的村庄呢。
我们乡下在1970—1980年代有一种风尚,就是每逢除夕,家家户户总会买一些年画贴在墙上。这些年画大多是描绘祖国壮丽河山的,虽然年画上的山形地貌跟我们小圩相差太大,但我相信全国人民喜爱自己家乡的心是相通的。村里的大人们整天早出晚归,去小圩的旱地里干活,也会享受像我那样的一份说不出的欢喜、也会觉得自己就是年画中的主人公吗?
我可从来也没有问过他们。
到了大圩水田,小孩子们就插不上手了。那里的农活劳动强度太大,也更讲究技术,比如插秧、割稻子,以及站在“河桶”边脱粒。
“河桶”,是用坚固的厚木板做成的四方形敞口大桶,两米见方,下面装两道木撬,可以在水田里到处滑行。“壮劳力”(有男有女)立在“河桶”四周,接过同样是“壮劳力”川流不息递来“一把抓”的“稻捆子”,用力拍打在“河桶”四沿内侧,打下来的稻粒就自动堆积在河桶里,隔一段时间就舀出来,装进麻袋,由一些壮劳力挑到“小队屋”前面的打谷场去晾晒。这些农活,“小鬼”们都插不上手。甚至你要下水田,也会被斥为“捣乱”。于是我们将各家的饭菜开水送到田边,交给大人之后,就只好去打谷场看机器脱粒。既然有一台机器日夜不停地“脱粒”,为何还要“打河桶”?大人们真怪。但自从专门负责给脱粒机“喂食”的“前进你”被机器卷去一只手,这种热闹也不许我们看了。
剩下的只能是在刚刚晒干的草垛上翻滚,钻进钻出,被干草芒子撩得浑身发痒。
如果谁家请了裁缝做衣服,请了木匠“打家具”,我们也在一旁呆看。这就不止一两天了,非要看到裁缝或木匠完工不可。
倘若谁家挖地基、造房子,那就肯定吃完饭丢了饭碗就跑,用奶奶的话说,“整天不归家”了。
看乡下各种匠人干活,可以欣赏其中极高的技术含量,绝对不同于普通“看热闹”。边看我会边猜想:匠人们为何走这一步?下一步该怎么走?会不会失手?裁缝会不会把布匹裁剪错了?木匠“解(锯开)木头”时,用“墨斗”拉线会不会不那么精准?泥瓦匠会不会把墙头砌歪?他们正在做的活计,是否就为了悄悄纠正上一步的错误?
当然,最吸引小孩子的还是裁缝手里的衣服、木匠手里的家具、一大群泥瓦匠(包括少数木匠)手里的房屋怎样从无到有,一步步被打造、被建构出来。
这个过程实在迷人。
如今住在城里,到处是建筑工地,各式各样的高楼拔地而起,工程技术之复杂远远不是乡下造房子、做衣服、打家具可比,但我为何就一点没兴趣观看了呢?就连自己偶尔装修房子,也懒得每天去监工,情愿全权委托监理公司,只在最后验收阶段把一把关。为什么?仅仅因为年岁渐长吗?但为何幼年时代养成的另外一些兴趣至今还保持着,却唯独丧失了观看各种建造活动的兴趣?
3
小孩子们在一起玩得久了,难免“犯猴”,做出一些出格的事。
不得不承认,“学庆你”比我更“猴”,在我们被鬼头“建国你”“小虎子”等收编之前,许多“犯猴”的点子都是“学庆你”首先想到的。
有一次我们路过“卫红你”家门口,看见“卫红你”一岁多的小弟弟坐在有四个轮子的木头小推车上玩,“学庆你”突发奇想,二话不说,推起小车就跑。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听见“卫红你”奶奶从屋子里冲出来,在我们后面大声叫唤:“你们要把我孙儿推到哪里去?”我不敢转身看后面,只能跟着“学庆你”瞎跑。
后面追赶吼叫的人越多,“学庆你”跑得越快。转过一户人家,看见大片甘蔗林,他就一溜烟推车钻了进去。我别无选择,只能紧随其后。
这甘蔗林真大,我们钻进最稠密处,追兵就看不到了。“卫红你”小弟大概觉得被人这么推着很有趣,一点也不哭闹,瞪着大眼睛看着我们,偶尔还咧嘴微笑。但外面可就沸反盈天了,不仅“卫红你”全家出动,还叫来我和“学庆你”的父母。他们一个劲地叫我和“学庆你”的名字,要求我们赶紧从躲藏之地出来,把小孩子还给“卫红你”家。
我倒很想立马就出去,但“学庆你”警告我稍安勿躁,说这时候出去,肯定被打死。过了一会儿,追兵远去,“学庆你”果断决定我们悄悄走出甘蔗林,从村后一条小路绕回“卫红你”家,悄悄地连人带车放回原处,然后大吼一声(算是通知他们领回小孩),再拔腿狂奔,一直奔到村头孤零零的“大肚子”家,躲到天黑,才各自回家。
这次“绑架事件”结局如何,已经记不清了。我和“学庆你”被各自的父母“剥打一顿”(“卫红你”奶奶口头禅),肯定免不了。只记得我有一阵子都不好意思走过“卫红你”家门口了,尽量绕道而行。但我也感到委屈,整件事由“学庆你”主导,我只是稀里糊涂做了从犯而已。
但几天之后捉弄“大肚子”,却完全是我出的点子。
“大肚子”总是习惯吃过晚饭,等天黑了才洗澡。我和“学庆你”好几次劝“大肚子”早点洗澡,这样可以天黑之前出来玩。但他很固执,就是不肯。我和“学庆你”经常等他洗澡等得心焦,于是决定教训教训他。
我的办法是,先跟“学庆你”各自准备一捧草木灰,躲在“大肚子”家柴火堆后面。等他摆好澡盆,兑好热水,进屋拿衣服的一段时间空隙,赶紧将草木灰倾倒在澡盆里,再躲在柴火堆后面静观其变。
只见“大肚子”把干净衣服放在澡盆旁边的小椅子上,脱得精光,坐上澡盆沿口,非常惬意地用毛巾搅拌澡盆里的热水,然后轮流搓洗前胸后背。但他很快便觉出异样,用手仔细一摸,突然大叫起来:“啊——”
我和“学庆你”在柴火堆后面看得真切,不敢弄出任何声响,怕被“大肚子”发现,只好憋着一口气悄悄溜走,一路上差点没笑岔气。
之前我们也并非没有捉弄过“大肚子”,比如夏天趁他在凉床上睡着,就用一根小木棍偷偷替换他手中的蒲扇,然后看他怎样迷迷糊糊拿木棍当扇子,使劲击打自己的脸。但这种小计谋,比起“让他用草木灰洗澡”,自然不算什么。
我因此颇为得意了好一阵子。
4
“学庆你”他们几个并不总有时间陪我玩,有时我不得不一个人去冒险。
主要还是“lie水”(玩水)。我们那里毕竟是江南农村,虽然不像长江下游苏南农村那样动辄大河大湖,但小河(尤其大小“水塘”)星罗棋布,屋前屋后,村头地尾,随处可见。一到夏天,对于还没有学会游泳的小孩来说,没有比水塘更具诱惑力的了。但大人们最担心的也正是这些水塘,竭力防范。然而他们要起早摸黑下地干活,给孩子们“管管水”的责任,自然就落在失去劳动力的老头老太们身上。
偶尔去乡下走走看看的城里人会以为,“老头老太”聚在一起晒太阳,拉家常,是乡村亘古不变的一景。但至少在我小时候,如此一景只有在农闲时(比如年前年后的太阳底下)才能看到。老头老太失去劳动力,并不等于百事不管,“吃现成饭”,有许多辅助性劳动等着他们呢。
比如“看场”。生产队打谷场和各家屋前屋后平地上晒着稻谷、玉米、黄豆之类,只要天气好,就需要老头老太们终日照看着。
中青年主妇们随时要下田地干活,没时间去自留地“兴”菜园(“兴”有种植栽培之意),也顾不上每天择小菜,拿回家做整理、清洗之类的粗加工。自留地里的活计,甚至许多人家洗衣做饭的家务,也都由老头老太们包了,因此他们即使有责任“经管”小孩,也常常百密一疏,鞭长莫及。一不留神,“小鬼”们就逃之夭夭,不晓得去哪口水塘“lie水”了。不出事还好,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在中青年夫妇和老头老太之间,就会发生激烈争吵。
我爷爷过世得早,从我记事到上小学之前,负责对我“管管水”的只有奶奶。奶奶先前还负责洗衣做饭,后来实在体力不支了,妈妈就从生产队请假,做半天工,半天回家操持家务。奶奶这才有更多时间照看我。
奶奶是小脚,走不快,也走不稳,又有痰疾,终日“咳咳哆哆”。她对我“管管水”,多半只能借助言语。如果我在家玩,她就在我前后左右不停地转悠,说下一大篇告诫的话。如果我跑得不见踪影,她就屋前屋后大声呼唤,让全村人都晓得我又去“lie水”了。
其实有时也很冤枉,因为我并不总是“lie水”,而是有许多正经事要做。
“大圩埂”外面的小圩里有不少川流不息的小水沟,我断定里面多少有几条鱼,便从家里偷偷扛出铁锹和大脸盆,在水沟的某个适当位置筑起一道水坝,然后顶着烈日,忍着饥饿,花上大半天时间,硬是用脸盆将坝内的水舀干。
等到沟底污泥终于露出水面的时候,还真有几条黄鳝,几尾鲫鱼,在污泥里活蹦乱跳。然而当我浑身泥浆,向奶奶献上这些战利品时,她非但不表扬,反而说我又去“lie水”了!我能不委屈、能不感到冤枉吗?
尤其令我难堪的是,每当爸爸妈妈(还有大哥、二哥和四姐)收工回家,奶奶总要向他们告状,诉说我这一整天的劣迹。因此每当暮色四合,也是我最苦恼之时。我真希望奶奶突然忘记一切,将我的所作所为一笔勾销!
大人的态度也有不同。大哥就比较欣赏我抓鱼,只是说以后不要一个人抓鱼,要跟“学庆你”一道,并且要知道水深水浅,而且在大太阳底下不能不戴草帽。但二哥就不分青红皂白地附和奶奶。他还给我加了一个新罪名——“吃干饭的”。父母显然默许二哥对我的批评,有时甚至在全家吃午饭时,勒令我一个人立在门口饿肚子。
听到堂屋里碗筷声此起彼伏,我所有的怒火都集中在二哥一人身上了。看见门口晒着他一双布鞋,就拎起来放在门前水塘,狠狠地浸泡一番,水淋淋地丢回原处,然后气冲冲地站在大门口,宣布这一壮举!奇怪的是大家并无怎样的反应,只有二哥跑出来,看了我一眼之后,就将那双布鞋挂到我够不着的树丫叉上,又返身进屋,继续吃饭去了。
我简直怒不可遏,决定干一件大事。这时候我家唯一的那头肥猪“呼哧呼哧”踅了过来。我灵机一动,打开厨房边上新辟的菜园的柴门,把猪赶了进去,立即就看见它大口大口咀嚼起香莴笋、卷心菜、大白菜来了。它吃得那么欢,令我不免有些害怕,只好再次立到大门口,报告菜园里发生的悲剧,并且老老实实招认:这都是我干的!谁叫你们不给我饭吃!
出来的还是二哥。他急忙将猪赶出菜园,关好柴门,然后定睛看着我气鼓鼓的样子。看着看着,他居然“扑哧”笑了起来:“好了好了,快进去吃饭吧!”
二哥的表情有些古怪。他是觉得对我的惩罚已达到目的,不宜再让我饿肚子了,还是觉得单纯的惩罚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刺激我进行更加严重的破坏?反正打那以后,二哥再也不骂我“吃干饭的”了。至于我自己,似乎也觉得赌气搞破坏有些过分。
5
但我对奶奶仍有意见,因为她居然告状告到姑妈们那里去了。
奶奶有四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四个姑妈,都嫁在附近不远的地方。我没见过乡下还有比我姑妈们更孝顺的女儿。一年四季,未必“逢年过节”,她们不知要跑我们家多少回,而且每次来我家,都不会空着手,随身的篮子里,总有一些时新的土产,比如煮熟了的花生、菱角、玉米和鲜藕,或者从公社供销社买来的桃酥、饼干、果脯、“鸡蛋馓子”(萨其玛)。她们名义上是看奶奶,其实也是看我,为的是对我说:“三宝,要听奶奶话啊!”姑妈们对我都非常好,孝敬奶奶的东西,总有一份指明赏给我。但我有时也不免怀疑,她们可能并非真心喜欢我,只是希望我对奶奶好一点,听奶奶话。
小孩听话天经地义,但说多了也令人厌烦。我之所以喜欢跟奶奶玩各种恶作剧,除了天性不够纯良,客观上或许也是父母和哥哥们的训斥、姑妈们的叮嘱起了反作用。
奶奶经常抱怨我“一天到晚神头鬼脸”,就是说我整天没个正经,变着法子瞎玩。“神头鬼脸”一词对我很有刺痛感。好,你说我“神头鬼脸”,我就偏要“神头鬼脸”给你看看!
本来去水塘玩水,奶奶不会知道,但我回家时故意将头发弄得透湿,这样她一眼就看出来了。“好啊,又去玩水!”我就“神头鬼脸”地“哈哈哈”,似乎获得了什么额外的满足。
在大太阳底下捉蜻蜓,也是奶奶不允许的。好几次屏气敛声,差点快要捏住蜻蜓尾巴了,被奶奶一声顿喝,前功尽弃。我只好去“学庆你”家小菜园抓蜻蜓,抓到之后,故意汗流满面地跑在奶奶面前,“神头鬼脸”地“哈哈哈”,似乎又获得了什么额外的满足。
去菜园摘小菜,奶奶非要我也跟着去。菜园固然有趣,但绝不像鲁迅笔下的“百草园”那么好玩。家家户户所种蔬菜差不多,去了一两回,就兴味索然了,何况没有“学庆你”他们陪伴。但我必须跟着奶奶去菜园,否则大人们收工回家,这又成了一项罪状。我心有不甘,就又想出恶作剧。那天奶奶将枯干的几棵老芥菜挖出来,背回家当柴烧。当她将老芥菜背到厨房门口卸下,拍拍衣服准备进屋时,我忽然大叫:“奶奶,你背上有个大大大大的毛毛虫!”
姐姐不久前刚被毛毛虫害得全身瘙痒,皮肤都抓破了,因此奶奶这一惊可不小,急得原地转了好几圈,拼命拍打上衣,直到见我“神头鬼脸”地窃笑,这才醒悟过来。但她只横了我一眼,顾不上跟我计较,因为做饭的时间到了。
上述恶作剧无伤大雅,但另外有两件事,就特别恶劣了。
现在已经记不确切,我们那里究竟何时通上有线广播。总之几乎一夜之间,家家户户堂屋的立柱上都装了一个碗状小喇叭。每天除了“新闻和报纸摘要”,还有其他不少节目。小喇叭下面有拉线开关,但一般不会有人使用,因为播放时间只有固定的一两个小时。每当小喇叭响起,我都会竖起耳朵仔细听,生怕漏掉一个字。尽管大多数内容并不能懂,但那字正腔圆、铿锵有力的语调实在值得欣赏。多谢小喇叭,我后来去城里读高中,一开口就能撇开乡音土语,像模像样地说“普通话”,就是长期收听有线广播的成果。我甚至认为自己的语文能力(尤其“语感”)的培养,小喇叭的功劳,或许也要超过小学和初中课堂上的“语文教学活动”。
然而奶奶特别害怕小喇叭。明明是“新闻和报纸摘要”,她偏说是通知开“批斗会”。不管怎样解释,都说服不了她。她甚至会悄悄拉下开关的绳子,让小喇叭变成小哑巴,以图耳根清净。我当然不乐意,就跟她较上劲。只要她拉下开关,我必然再拉上。为了吓唬她,我还故意趁她立在小喇叭下面时,冷不丁突然拉开开关,让“新闻和报纸摘要”排山倒海倾泻而下。这种小计谋每次都能把奶奶吓得脸色煞白。后来我才知道,她害怕小喇叭是因为“成分高”。有几次针对他们那一类人的“批斗会”,直至后来的“摘帽大会”,确实都是通过小喇叭发出通知的。
还有一次,我陪奶奶坐在堂屋门口的条凳上低头摘菜。时间长了,都需要站起来直一直腰,然后再坐下去继续摘菜。我跟着奶奶站起来时,突然心生一计,偷偷用脚将条凳往后推开好几步,然后双腿暗暗用力,慢慢悬空“坐”下(类似蹲马步)。奶奶毫无防备,放心大胆,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我没想到她居然那么容易上当,顿时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了,也不敢再“神头鬼脸”,赶忙将她搀扶起来。奶奶并未察觉是我使坏,她大概以为自己站起来时,不小心挪动了凳子吧。
我当时没勇气承认,过后也无从说起。但五十多年前突然打开小喇叭、偷偷挪动条凳那两幕,始终历历如在眼前。
都说本村的鬼头“小虎子”是“搅屎棍”,他也确实教给我许多鬼点子,但我那时根本还不认识“小虎子”,怎么会无师自通,想出那些恶作剧来的呢?
每念及此,我都倍感沮丧。原来自己生命的底色中,不仅有似寒灰之荒凉,也竟有如茵陈之苦毒。
奶奶在我读大学二年级时去世了,享年八十三,在乡下也算高寿。再后来,孝敬奶奶的我的父母和四位姑妈,也都先后离开了这个世界。
愿上帝永安他们的灵魂,也原谅我的过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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