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三题（二）

作者：杨苡

故人三题（二）

马嫂与大王姨

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怎么称呼王秀英的了。毕竟她在我们家时间不长。做得长的是五十年代初到我们家的马嫂——那时候似乎称“阿姨”还不普遍。“马”是夫姓，她姓鲍，叫鲍雪松。她的经历，说起来也是个故事。

她的老家在苏北，按1949年以后的成份划分，应该是地主之类。她夫家也是地主——大地主。两家的亲事是早就订下的，她比丈夫要大三岁。正赶上日本鬼子侵略，兵荒马乱的，两家商议后，她早早就进了门。那时他丈夫才十六七岁，还在上高中，什么也不懂。马嫂跟我说，后来有了孩子，他自己就还是大孩子而已，不像她丈夫，倒更像她弟弟。有天他放学回来，买了包饼干给刚断奶的小孩吃，她还想，他有点懂事了，知道喜欢孩子了。谁知没多久就出事了。

他们那一片是新四军与日伪交界的地方，丈夫的哥哥参加了新四军。有天日本人得了消息来抓人，他哥哥不在，他被当作他哥给抓走，弄死了。马家在当地待不下去，整个家族都逃难到了南京，住在成贤街那一带，有个大杂院，后来就叫“马家大院”。丈夫死时，马嫂才二十来岁，年纪轻轻守寡，马家看她，或是她看自己，都已是马家的人，她没想过改嫁，只想着把小孩抚养大。

马家到了南京，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却要各自去讨活路。马嫂因为娘家就是大户，做姑娘时是念过书的，初中毕业，在当时的女性里也算有文化了，但是一个女性，在南京要找到像样的工作，哪有那么容易？不得已，她就摆起了烟摊。后来经人介绍，她到我们家做了保姆。那时我们住在板仓新村，房子挺大，她女儿马珮莹也过来一起住。

那是解放初期，我挺兴奋的，“天亮了”嘛。抗美援朝时捐钱捐物，我不仅自己捐，也动员马嫂捐。她手里有七个大洋，是过去在马家分得的，最难的时候也没舍得用，我就给她出主意：捐到报社去，让马珮莹写一封信一起寄去，也是一种锻炼嘛。马嫂因为自己的遭遇，特别恨日本鬼子，日本是“帝国主义”，美国也是“帝国主义”嘛，她就很积极。马珮莹在信里写了父亲的惨死和对日本鬼子的仇恨。结果这事《新华日报》报道了，马珮莹的信也登了出来，当作是劳动人民觉悟高的一个例证——连保姆都积极捐献，小学生都懂得保家卫国的道理。

马珮莹在学校里受表扬，马嫂也觉得挺光荣的。谁知“文革”时这事又被掀出来，这一回成了坏事了。造反派斗她，地主成份嘛，因为登过报，容易翻出旧事，顺着捐的七个大洋，追问她手里究竟还有多少，她说，就是七块，全捐了。造反派不信，说她一定有隐瞒。所以街道上斗她斗得很厉害。

那时马嫂已经不在我们家做了。她离开我们家，说起来也有意思，有一个原因，是她和大王姨的矛盾。大王姨就是我说过的来凤（在天津时母亲的丫头）丈夫王庆祥的结发妻子。来凤和她相处得挺好，姐妹相称。解放后问题来了，新社会一夫一妻才合法，他们这户口怎么报呢？后来就把大王姨的户口落到了我们家。

1956年到1957年赵瑞蕻和我受高教部委派在东德教书，带着赵蘅、赵苏一块去的，赵苡因为已在读中学，留在了国内。那一年，大王姨就住在陶谷新村我们家，和马嫂一块儿带赵苡。两个保姆带一个小孩，听起来挺阔气，其实不是，我是没有多少主仆意识的，大王姨可以算半个亲戚，陶谷新村房子大，她住过来也是帮着照应点，再说户口也在这边。

我们家原来是马嫂管家的，钱都交给她，她有文化嘛，账一笔一笔的，记得清清楚楚。但是大王姨在时谁当家就说不清了。大王姨和我家早就认识，而且看到过杨家当年的排场的，总以为她才知道该怎么做，马嫂也没法跟王姨说，只有写信告诉我，说家里的事情不好弄。

等我们从东德回来，马嫂就离开了，说王姨加上她们母女都在我家，我们的负担太重了。离开以后我们一直有来往，有心事也说出来，我真的觉得我们和亲姐妹差不多。她离开我们家后学过打字，还学过裁缝，我把缝纫机送给了她，不过她觉得不能做一辈子裁缝，最后还是选择在街道小厂里做折书页的活。

她能干、肯干，又有文化，过一阵就成了组长，生活也还过得去，一直到“文革”。她的地主出身被揭出来，斗个不休。在家里她和女婿关系不好，女婿是无锡的，工人出身，省歌舞团的，和马珮莹有两个孩子。后来发现是同性恋。马嫂不能接受，这些事她都跟我说，我能怎么说？只能劝她，看在孩子的份上，忍着吧。那女婿对她也很不好，家里什么事都让她做，又让她睡在厨房里，她一气之下就住到妹妹那儿去了。她妹夫是肉联厂的书记，家里条件是不错的。大概是八几年，她生病住院，误诊，稀里糊涂就过去了。说起来，她这一辈子，真是不容易。

原文首发于《雨花》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