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韵
一
几年前,我和丈夫李锐参加了一个名为“重述神话”的写作项目,并为此共同创作了长篇小说《人间——重述白蛇传》。
在“重述”这个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的过程中,我们着重强调了一个有关“身份”的问题。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陷入了一种“身份”的绝境:一半是人、一半是蛇的蛇孩儿,为了在人群中掩藏他天性中的蛇性而备受磨难;无论怎样悲伤,却都只会笑不会哭的笑人,命中注定只能被人群判定为白痴;被使命和良心所绞杀的神圣的除妖者,以及无论怎样选择都必将是叛徒的男人。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个选择放弃“灵异”的身份而自愿做一个凡人的白蛇白娘子。我们强调了她的自愿放弃以及九死不悔,但她最终也没有逃脱被当作一个“妖孽”而诛灭的悲剧性命运。
应该说,我们赋予了这个老故事一些新的东西,也颠覆了一些东西。后来,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女作家突然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她说:“我一直想不通一件事,白蛇为什么非要做一个人呢?她为什么非要生活在这么丑恶的人间呢?”
我们的小说中有这样那样的追问:对人性、对众生、对悲悯、对善恶,等等。但我们就是没有追问过,白蛇为什么非要做一个人。那才是我们整个故事的基石,假如这块石头动摇了,我们的小说也将面临倾斜和坍塌。但我要承认,从此,这个追问,这个大大的问号,如同一只巨鸟的翅膀,在我心里投下了影子。
中国民间的许多传说中,不乏这样的情节:一个仙女,或者一个灵异的妖精,因为羡慕人间,或者是被一个人间的凡俗男人吸引,于是,毅然下凡,并由此演绎出一幕又一幕感天动地的故事。比如织女和牛郎,比如七仙女和董永,比如白蛇和许仙。她们无论是天神还是妖孽,无一例外,都渴望在尘世间,在茫茫人海中,拥有一个家,一个小小的家园。她们共同的理想朴素而简单,那就是在凡尘里,和爱人、孩子过男耕女织的家庭生活。为此,她们不惜触犯天规、天条,以及人间的律法,放弃她们神灵或妖孽的身份,融入人世间。
毋庸置疑,创造了她们,赋予她们理想的,当然是人自身。所以,与其说那是她们的理想,不如说是人的理想,民间的理想,草根大众的理想。
拥有一个家园,过男耕女织的生活,这理想诞生的前提,首先应该是对自己生存的这个世界的肯定、赞美,甚至是诗意化。但是,这强大的信心来自何处呢?这个现实的世界是可以寄托人的向往的吗?在千百年来几乎不曾间断的战乱、灾祸、饥荒、苦难的重重笼罩之下,是什么力量让人相信,这个世界的美好、现实生活的美好,足以吸引天上的仙女下凡、洞中的妖孽入世?
一个安宁的家和男耕女织的平凡人生,有什么样的魅力,可以使光辉的神仙岁月黯然失色?或许,它并不平凡,它是世世代代的苦难中,人对“此世”的顽强期许、诉求,是人们的心理寄托和希望,是人对自己柔情似水的缠绵安慰。那是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对地上天国做出的描摹。
一个家:男耕女织,丰衣足食,相亲相爱。
二
如此简单,却如此意味深长。
在中国文学中永生的一个家庭,首先应该是《红楼梦》中的贾家:荣国府和宁国府。这是一个贵族之家,在这里,“男耕女织”被置换为“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的模式。只不过,作者曹雪芹借男主人公贾宝玉的眼睛,清晰而又开天辟地、无限伤痛地看出了,这个“诗书簪缨之族”“温柔富贵乡”的“他乡”本质。
“家”以及它所代表、所象征的一切,比如秩序,比如伦理,比如功名,比如富贵,不再是一个归宿、一个理想。它们只是肉身,只是皮囊的寄居地和驿站;而灵魂,终究会化成一缕轻烟,归于无迹,不知所往。生命悲情由此而生。中国主流文学诗歌中的一个重要母题,就这样被伟大的曹雪芹引入了小说。于是,我们看到,世间最珍贵的东西:灿如春花的生命,洁白的青春,珍贵鲜活的少女之美,心心相印的爱情,这一切在我们眼前,在这个被称为“家”的大观园里,凋零、毁灭。这里,“家”不再是一个理想、一个寄托,而是一个终结、一声叹惋,“忽喇喇如大廈倾”,还有,“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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