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永明
根据内部消息,我知道前来参加晚宴的嘉宾里,有著名的艺术家阿布拉莫维奇。这消息,着实让我振奋了一下。这些年里,阿布拉莫维奇在全世界也许是风头最劲的艺术家。有时候其影响力,似乎超过了同时代的男性艺术家,这在艺术史上是罕见的。
晚宴开始前,我站在门厅里等待朋友。阿布拉莫维奇毫无征兆地出现了,毫无疑问是她。她身穿已经成为她标志的大红色连衣裙,衬出她模特儿般的身高,至少接近一米八。这使得她在人群中随便一站,便如鹤立鸡群,气场全开,你想忽视她都不可能。一阵忙乱之后,她被安排在我们这一桌,正好坐在我对面。这让我有了仔细观察她的机会,我早就知道她已接近七十岁,但是,坐在对面,却一点看不出她的年龄,仿佛最多五十岁。她鼻梁高挺,脸部光滑紧致,头发乌黑浓密。整个人不像艺术家,倒很像一位明星;当然,她其实就是一位明星。
当致辞一类的派对俗套结束后,晚宴开始了。这期间,川流不息的人前来与阿布拉莫维奇打招呼、聊天。这期间,我也不时地与我们这一桌的嘉宾交流。阿布很擅长社交,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如果话题转到什么重大议题时,她会变得严肃。虽然我熟知她的作品,并在内心喜欢和钦佩她。但是,我内心是一个社恐症患者,所以,并不打算和她交流。这时,派对主持人看向我这边,向阿布拉莫维奇介绍了我,我们起身握了手。显然,阿布拉莫维奇听说我是一位诗人,便露出“很感兴趣”的样子。我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场面,在国内,当别人听见你是诗人,便一副不知说什么好的样子;但是在国外,情形相反,他们会“很感兴趣”。阿布拉莫维奇问我有没有出版英文诗集,我告诉她,在美国出版过一本,她表示以后会去买一本。我知道这是客套话,也没就这一话题多说。我们继续聊,当然,就年龄而言,我们拥有一段共同的记忆。当她得知我在纽约住过一两年时,突然很认真地对我说:“你应该好好地学习英语。”我觉得她很直率,显然,她听出我结结巴巴说的英语不怎么样。我知道她是一位国际艺术家,而我是一位偶尔出国的中国诗人。她是一位在全世界表演行为的艺术家,而我是一位作品需要翻译才能让别人读懂的作家。这中间,是有各种分别。所以我只是笑了笑,点点头。后来我拿出相机,问可不可以拍她,她相当痛快地点了点头,说没问题。但是,那天室内光线很差,我后来才发现拍出来的照片效果都不理想。不过,我还是抓到了三张她和别人谈话时的瞬间,非常生动,在场的朋友也主动为我们拍摄了两张合影。
临走前,阿布拉莫维奇在前厅,与几拨不同的人群合了影,耐心而真诚。最后,又与我道别。她握住我的手时,突然用了一下劲,嘴里很配合地加强语气说:“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英语,英语才能让我们走出去,走向国际,让别人看到你。”她用很简单的英语、很郑重的表情,对我这样说。我又一次被感动了,回答说:“一定。”我知道,她说的“我们”,是指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背景,在西方世界,既是颇受欢迎的人,也是不合时宜的人,只有努力理解他们的交流方式以及社会规则,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艺术家、作家。这一切,我在第一次出国,1990年的时候,就深刻地了解了这一点。
后来的几年里,阿布拉莫维奇的名声,在国内越来越传播开,她的作品也越来越频繁地在国内展出,一度甚至成为网红打卡的必去地。我曾多次在美术馆看到时尚男女们,倚着、站着、躺着、蹲着或以各种奇怪姿势,在她的作品面前自拍,或由一个小团队拍摄。他们并不仔细去看阿布的作品,而是只看怎样拍摄才能“出效果”。这样的效果,也催生出了新冠疫情前风靡一时的“网红展”。观众喜欢打卡阿布拉莫维奇的展览,并不奇怪,因为她的艺术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探索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她的大部分作品中,观众都不再是观察者,而成为参与者。虽然刚开始他们并不习惯,但渐渐,观众会进入一种崭新的身份认知的新行为。有时候,他们也形成了一种与艺术家对峙的新方式。她用身体和行动进行创作,也让观众用身体和行动,而不仅仅是用眼睛来参与。
1974年,阿布二十四岁时,她以身体为媒介,挑战自己身心极限,同时也挑战观众的道德界限。她在画廊里作了著名的行为《节奏0》。在一张桌子上,放置了96个物品,有花、鞋、水、外套等。同时包含一些危险物品:刀、枪(枪里面附有一颗子弹)、铁链,旁边有说明:“我也是一件物品,你可以在我身上使用桌上的任何物品,不用负任何责任,即使是杀死我。时间是六小时。”这个行为艺术挑战的是人性中最恶的部分,阿布以自己的身体作为诱饵,试图撕下人类衣冠遮蔽下的暗黑嘴脸。在最初温情脉脉的气氛中,有人送花,有人送水。但很快就有人打破界限,有人用剪刀剪破她的衣服。于是,潘多拉魔盒被打开,有人用玫瑰尖刺刺她,还有人用刀割破她的颈部并喝她的血,终于有人拿起了枪,并对准她的头部,幸亏有人及时抢走了此人的枪,否则结果如何,无人知晓。六小时之后,阿布半裸走向观众,全身流血,衣服残破不堪,脸上不停流泪。就这样,她向他们走去。结果是:他们吓得奔跑、躲避,施虐者无法面对受虐者。
尽管如此,阿布仍然称之为“表演”。她解释道:“什么是表演?表演者用身体和心灵构建的状态,在某一时间、空间中,呈现在观众面前。然后彼此会有'能量对话’的状态,观众与表演者一起创作出作品。”她借此也道出表演与戏剧的不同:“表演的核心,是我当下一定要在场,不能排练,绝对不可能重现两次。”阿布称自己的表演就是利用观众的能量,把自己推到一个极限,然后走出恐惧的状态。阿布后来说道:“我们一生中有三大恐惧——对死亡、痛苦和折磨的恐惧。”她在自己的创作中,一直在展现、探索和直面这三大要素,并且带动观众与她一起。
在这样一系列作品中,阿布拉莫维奇展现出惊人的勇气和超常的心智,以及成熟的思维、坚定的意志。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记忆里,南斯拉夫人民反对法西斯的电影中,那些英勇顽强的游击队员的事迹,惊人相似地与她的作品重合了。不同的是,她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这样的痛苦不是别人施加的,而是她自己亲自计划和试验的。
再后来的行为表演中,因为坠入情网,刀、武器变成了爱与信任;当她与乌雷(阿布十二年的爱人与合作者)共同表演作品《潜能》时,她已经完全充分地相信对方。当弓箭对准她心脏时,她需要把自己彻底交给对方。他们共同合作了许多年,直到合作最后一个作品《情人·长城》。这是他们为分手而创作的作品,我在美术馆大屏幕上认真持续地观看至结束。阿布从中国黄海出发,乌雷从戈壁滩出发,徒步三个月,走了三千多公里,穿越废墟、山岩,最后在一个点上相遇,互相拥抱说再见。那是1987年,中国刚刚开放不久。阿布的计划也许遇到过重重困难,但最终他们完成了。在1987年,这样的艺术消息是不为中国人所知的。我们要过了近三十年,才能在国内的美术馆看到这样一个特殊的表演。它不但记录了两位艺术家为艺术而付出的艰辛和困难,还意外地为我们记录下原生态状况下的万里长城,以及沿途近三千公里的山水地貌。
阿布在那一时期还有个震撼人心的作品《巴尔干巴洛克》,关于巴尔干战争的。她说,她希望这个作品,可以象征战争带给人类的所有伤害。她征用了两千五百支已死的母牛骨头,在这些血腥的骨头中,进行了每天六小时的清洗、表演、低吟儿歌。她说:“你无法洗掉血,无法洗掉战争的丑陋。”每天六小时,一共六天之后,那些鲜血渐渐变淡,而渐渐地,一种难以忍受的味道出现了,这种味道留在了她记忆里。观看现场的人都体悟到了:这就是战争的味道。这是一个充满血腥和暴力,以及战争记忆的作品,以各种正义或非正义之名重启的战争,随时可能发生,甚至有可能酿成毁灭性的世界大战。阿布勇敢地从自己的表演出发诠释这一反战思考,与那些前辈们一样。这个作品,并没有像《长城》《凝视》,和她那些表达人类终极情感的作品那样广为人知。也许因为过于血腥,让人不忍目视,但正是这样的揭露真相、直抵残酷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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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读完,全文刊载于2023-4《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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