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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字留住先生们

作者:梅赞

很多年前就喜欢李辉的文字,尤其是写前辈作家往事的文章,我搜集了不少,也读了不少,像《沧桑看云》《秋白茫茫》等。现得一本《先生们》(大象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厚厚的472页,我花三天时间读完,虽头晕眼花,但如饮甘饴。与书中的人物一起歌,一起哭,一起体验磨难、感受幸福,掩卷久久不能平静。真得感谢李辉,是他用文字为我们留下了先生们的过往。

《先生们》全书写了35位文坛宿将,除了梁漱溟和邵洵美没有直接的交往外,其他的,李辉都有过真真切切的往来。因而,身临其境的叙述,如数家珍地娓娓道来,真实可信。其中,不乏文坛大家,如巴金、冰心、沈从文、汪曾祺、徐迟、萧乾等,也有哲学、美学家梁漱溟、李泽厚,还有出版家范用,画家丁聪、方成、吴冠中、黄永玉,学者贾植芳、周有光伉俪,唐弢、王世襄等,以及众多的前辈学人、作家,如于光远、骆宾基、吴祖光,还有不为人熟知的潘旭澜、曾敏之、张颖等。

35位作家、学人、哲学、美学家无不经历过中国人在20世纪的种种苦难,虽然程度各有不同,各有各的不幸,但均不失赤子之心。巴金在《随想录》中因倡导说真话、自我忏悔意识、历史反思精神,而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化界的精神标杆,被许多人称作“知识分子的良心”。贾植芳与任敏渡尽劫波、相濡以沫的爱情在复旦校园传为佳话:“晚年的任敏因脑中风入院,为了支付昂贵的医药费,贾植芳每天伏案著述,整理旧稿,收到稿费后就托学生送到医院,从无怨言。任敏中风后不能说话,后来逐渐连意识都没有了,但贾植芳每天都在她的床前同她说话,为她读文章。2002年任敏离世后,贾植芳每天早上在她的遗像前放一杯牛奶,他说这是任敏的早点。这一习惯,保留到2008年贾植芳去世。”老一辈人真是浪漫,比现在的年轻人更懂爱情。

在《先生们》中,前辈们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抱有的那种热忱执着,尤值得我们学习。“此生只为敦煌”的常书鸿先生,一个曾在巴黎喝牛奶吃面包的洋学生,竟然一辈子待在敦煌,长达四十年。书中说,在常书鸿到敦煌之前,莫高窟已破烂不堪,农民在洞窟中生火做饭,在绿洲放牧。原本为绘画而来的常书鸿,不得不挥动铁锹,清理积沙、修筑防沙墙,然后,再手绘莫高窟全景地图,为敦煌学研究积累最基础的资料。当时有种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所以陈寅恪痛陈:“敦煌者,吾国学术伤心史也。”为了洗刷这种耻辱,常书鸿带领同道,在黑黢黢的洞里,手擎油灯,借着微弱的光线,一幅画一幅画地临摹,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清理。其间付出的艰辛是今人不可想象的。常书鸿的妻子就是忍受不了这种清贫、寂寞、枯燥的生活而与人私奔,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即便如此,常书鸿也没有放弃敦煌,凡四十年,“艰难而悠长的日日夜夜,他把一切都留在了敦煌”,成为“敦煌守护神”。那一代艺术家是真爱艺术,是真的践行了为艺术而献身的诺言。

范用,这位著名出版人,竟只是小学毕业。他十几岁开始,从打包、送信、邮购等杂务开始干起,一直到批发、门市、会计、编辑,有时还设计封面,几乎出版社的每个环节范用都一一经历过。李辉说:“想想也是很有意思,范用、沈昌文、董秀玉,三联书店连续三任掌门人,学历都不高……这种出版景象,如今恐怕难以复制。”然而,这并不影响范用爱书。范用每见到新书消息,就给李辉打电话“你帮我找一本”;李辉每次去他家,都要谈书,“说着说着,提到什么旧的、新的书或者杂志,他就腾地一下站起来,走进另外一个房间”,转眼间拿出一本,对李辉说,“你看,这是当年的杂志”。接着,又转身进屋,再拿一本,“你看,刚刚出版的,印得多漂亮”。李辉写道:“谈话间,他不断地站起来,走进去,拿出来。如一阵不停歇的风,热烈、迅疾。他无法掩饰谈到书的兴奋。”那一辈人,是真有情怀,爱一件事都会做到极致。

写此文时,黄永玉先生以百岁高龄仙逝,全网都在转发黄先生的轶事。“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这是黄永玉表叔沈从文对他说的,也是黄永玉最喜欢的一句话。1952年,黄永玉从香港回到北京,在《人民日报》当特派记者,走进大兴安岭,一待就是几个月。他拍摄的照片、撰写的散文《森林小学》等,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黄永玉任何时候,都会找一个突破口,做自己想做的事。学木刻;写长诗、小说、散文;写电影剧本;学套色木刻,完成著名的《阿诗玛》和齐白石肖像;写《给孩子们的动物寓言》。黄永玉的《太阳下的风景》《比我老的老头》《曾经有过那种时候》给他带来了巨大声誉。而且,他与生肖邮票结下不解之缘。1980年的猴票已成为传说“一枚票一套房”,2023年的猴票“蓝色的兔子”引来不少争议。黄永玉总是创新的,他的画颇有意思,总在出其不意中妙趣横生。如他“笔下画出的老鼠活泼、机智、可爱。他画过一幅小老鼠,'我丑,我妈喜欢’这句题跋,让人会心,过目难忘”。92岁时,黄永玉迷上了画紫砂壶,2016年4月下旬前往宜兴,在那里一画就是一个月。他把一百多幅水浒人物全画在紫砂壶上。20世纪90年代开始写作长篇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每两个月为《收获》写一期,每期两万字左右。他计划写到一百岁,还对李辉说“写完后你才能带我出去玩”。李辉评价黄永玉完成的小说“以具有现代汉语之美的个性化叙述,描写自己儿时的经历与漂泊,欲借此勾画出广阔社会背景下的历史沧桑。沧桑之中,故乡的风俗人情,个体生命的忧伤,漫溢文学的诗意”。

李辉的《先生们》还写了很多前辈,我就不一一介绍。用李辉的话说,《先生们》“是为前辈们所写,留存先生们的丰富细节。感受先生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令“他们的身影,在历史的场景中依然清晰如初”,让“先生们,仍与我们同行”。

他,做到了。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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