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向明
二
没有人知道我去了城市，包括我的父亲母亲。时间刚进入21世纪，通讯方式还比较有限，只有一些城里人才有资格在腰间挎一部手机。手机笨重，功能也十分有限，仅仅支持打电话和发信息，但在当时，那是一种经济实力最直观的表现形式，不用任何华丽的修辞，简单干脆，一目了然。
对于农村人来说，那是一种奢侈的存在，别说是手机，哪怕是相对经济实惠的固定座机电话，父亲在努力两年之后，依然没有勇气向电信局提出申请。在这件事上，他总是在给自己找各种借口：家里还没有人出去，装了跟谁联系呢？城里也没有亲戚，装了有啥用呢？不用还要每个月交座机费，不划算，等孩子考上大学了再说吧……
其实父亲也曾动摇过，每次电信局的工作人员到村子里其他人家安装电话的时候，父亲总是有意无意试探性地问：现在还要交初装费吗？然后自言自语：每个月的座机费要是能取消就好了……
因为没有电话，我没有办法通知家里人我去省城了，只是在离开校园的时候托同村的同学把信捎回家，告诉父母暑假我决定在县城里找一份临时工，为家里挣一点生活费。当然，这只是冠冕堂皇的理由，真实的原因是我无法面对父母，无法面对生活的村庄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我没有勇气回到村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七大姑八大姨对我高考情况的关心与咨询，只能以逃避者的姿态为自己保留最后的虚荣与尊严。
对家人来说，这不是一种商量，而是生硬的告知，简单、粗暴，不留任何商量的余地。我无法听到父亲反馈的意见。如果是我回到家里告诉他这个消息，自然是一万个阻拦和不同意。我早就知道会是这种结果，故意选择了先斩后奏。
我在县城的街市上游荡，每看见一个挂“招工”牌子的饭馆或是店铺，都要走上前去打探一番，看他们是否还需要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年轻人。在被一次次拒绝之后，我终于在一家店面不大的苍蝇馆子里找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狭窄、脏乱，仅能摆下几张桌子的饭馆，让我以一种新的姿态与视角感受城乡之间的差别。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我的内心总是下意识萌生一种自卑，尽管店里除了老板和老板娘，就只剩下我一个伙计。从城里人的角度来说，他们的生活状态并不鲜亮，但我依然在内心羡慕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生活得崇高，而是面对城市的时候，我习惯了仰视的角度，仰视城里的人、房子，甚至是路边的一草一木，归根结底，是我内心过于卑微。
即便如此，我并没有在这样的饭馆可以长久容身。不久之后，老板的小姨子也到姐姐的店里做帮手，让我显得有点多余。这个和我一样来自农村的姑娘，并没有人们对农村人认知中的朴素与善良，她白白胖胖的脸上藏着大量过剩的胶原蛋白，即便使出浑身力气也很难让一丝笑容在面颊上呈现。她总是以一种呼来喝去的态度对我指手画脚，即便我把原本油腻的地板和桌子擦得一尘不染，依然不能得到她的一个赞赏。她像是这家店的主人，直接取代了老板，老板似乎并不在意，对我们的战争总是视而不见。
我终于在一个晚上爆发了。打扫完所有卫生，在收拾碗筷的时候，一个盛装调料的小碗不经意间掉在地上粉身碎骨。她竟然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还带出了侮辱我母亲的脏话。如果说之前的所有负面情绪是堆积在内心的火药，那一句脏话就成了引燃火药的导火索，我当着老板和老板娘的面一只手掐着她的脖子死死地把她顶在墙上，另一只手下意识地抄起一个盘子就要往她脸上砸。
我的举动让所有人震惊，其中也包括我自己，我一向觉得自己是个相对文明的人，如此暴躁地对待一个人，还是人生中的第一次。好在老板反应得快，从后面紧紧抱住了我的手臂。
结果自然不欢而散。我没有拿到一分工钱，但我依然记得离开时的决绝，像是一个英雄悲情地离去，去寻找一个新的栖身之所。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想不明白，一个乡下来的人为什么要对另一个乡下人如此傲慢与无理。直到无数次看到某些公司或是小区的保安，经常对着快递或是外卖小哥颐指气使，我多少在其中看到了那个胖胖的女人。本是同病相怜的人，何必相互为难？
…………
（精彩继续）
原文首发于《雨花》202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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