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个好日子——爸爸领薪水。
我说它是好日子,因为家里的每个人都有亟待实现的愿望寄予今天。
早晨妈妈去买菜,刚迈出房门又退回来,望着墙上的美女日历问:“今天是几号?”
“1号!”我和大哥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对于这个日子有特别的警觉。妈妈听了,若有所悟地点点头走了。
晌午,我和大哥都回来得早些,妈妈好像比我们更早,她已经烧好满桌好菜等待爸爸。
一文不名却能端出满桌好菜,是妈妈的本事。我们在课堂上念过“泥他沽酒拔金钗”的诗句,是形容一位贤淑的妻子从头上取下金钗,给丈夫换酒请客人。可是妈妈的贤淑还不止于此,我知道她的最后一枚金戒指早在去年换钱给爸爸治病了。我是说,她有赊欠的好本事,当然,她并不是那种不会算计常使债台高筑的女人,她今天能有魄力去赊欠一桌美餐,是因为她对于很快就可以还账有信心。想想看,今天是什么日子?
车铃响3声,是爸爸回家的信号。我抢着出去开门,大哥小心地替爸爸把车子推进来,小妹赶紧接过爸爸的大皮包——今天我们对爸爸都特别殷勤!
大黑皮包沉得小妹扛不动,她直嚷:“爸爸好阔啊,皮包这么重,里面到底有多少钱?”
我们听了都轻松地笑了。我们知道爸爸不会有满皮包的钱,但是在这个好日子提到钱,总是令人兴奋的。
我知道爸爸的那个黄色牛皮纸的薪水袋,每逢这个日子,他总是一回家便把它从他的中山装的左上口袋里掏出来,交给妈妈。可是今天爸爸却没有,爸爸仿佛没事人似的,照例坐到饭桌旁他的主位上。
吃饭的时候,我几次回头探望挂在墙壁钉子上的那件中山装,左上口袋好像鼓鼓的,又好像不鼓。我希望那个钉子不牢,爸爸的衣服掉下来,那么我就可以赶快跑去拾起来,顺便看看那口袋里的实际情形。现在我们闷闷地吃着饭,简直叫人沉不住气!
我相信沉不住气的一定不止我一个人,可是我们谁都不开口问爸爸关于薪水的事。
爸爸今天胃口真好,当盛第三碗饭的时候,沉不住气的妈妈终于开口了:“你看今天的牛舌烧得还不错吧?”
“相当好!”爸爸咂咂嘴,点点头。
妈妈又说:“今天的牛舌才15块钱,不算贵。不过还没给钱呢!”
妈妈说话的技术真了不起!我们的老师教写作文方法时讲过“点题”,妈妈在学校时作文一定很好,她知道怎么“点题”,引起爸爸的注意。果然,爸爸听见妈妈这么说了后,仿佛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他立刻起身,从挂在钉子上的中山装的左上口袋里掏出那个牛皮纸袋来,放在饭桌上妈妈的面前,说:“喏,薪水发了。”
我们的目光,立刻从红烧牛舌上转移到那个纸袋上。上面一项一项写得很明白,什么本俸啦,服装费啦,眷属津贴啦,职务加给啦……名堂繁多,加到一起一共376.56元,还是那个老行市!爸爸是荐任6级,官拜科长。
我们的家庭是最民主的。妈妈一面打开薪水袋,一面问大哥:“你说要买什么来着?”
大哥一听,兴奋得满脸发光,两只大巴掌搓着:“仪器一盒,大概150块,上几何课总跟同学借,人家都不愿意;球鞋也该买了,回力40号的36块;还有,还有……”大哥想不起来了,急得直摸脑袋,“嗯,还有,头发该理了,三块五。”
“你呢?”妈妈转向我。
“我?一支自来水笔,爸爸答应过的,考上高中就送给我,派克21的好了,只要90多块;天冷了学校规定做黑色外套,大概要70块;还有,学校捐款劳军,起码5块。”我一口气说完了,静候发落。
妈妈听了没说什么,她把薪水袋一倒提溜,376.56元全部倾泻出来。她做一次摊牌式的分配,一份一份数着说:“这是还肉店的,这是还张记小店的,这是电灯费、水费,这是报费,这是户税,这是……”
眼看薪水去了一大半,结果她还是数了3张小票给大哥:“喏,理发的钱,拿去。”
又抽出一张红票子给我:“这是你的学校捐款5块。”
妈妈见我和大哥的眼睛还盯住她手里的一小沓票子,又补了一句:“剩下要买的,等下个月再说吧!”
妈妈又转向爸爸,爸爸正专心剔他牙缝里的肉丝,妈妈把手中的票子晃了晃,对爸爸说:“我看你的牙,这个月也拔不了吧?”
爸爸连忙说:“没关系,尚能坚持!尚能坚持!”
妈妈刚要把钱票收起来,忽然看见桌旁还坐着一个默默静观的小女孩。
“对了,还有你呢,你要买什么?”妈妈问小妹。
小妹不慌不忙地伸出她的一个食指来,说:“一毛钱,妈妈,抽彩去!”
妈妈笑了,一个黄铜钱立刻递到小妹的手里——今天只有小妹实现了全部愿望。
我忽然觉得很无聊,把那张红票子叠呀叠的,叠成一只蝴蝶,装进我的制服口袋里。爸爸也站起来了,说:“盼着吧,又——有讯儿要调整待遇了!”他把那个“又”字拉得又长又重。
穿上了中山装,爸爸又下了一个结论:“想当年北平有四大贱:挤电车、吃咸盐、四等窑子、公务员。哈!”
就这样,我们的好日子又过去一个!
(继续前进摘自青岛出版社《爸爸的花椒糖》一书,李小光图)
(转摘自《读者》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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