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武后时期，在一家驿站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死者为当朝御史大夫赵师韫，凶手为驿站的服务生徐元庆。堂堂朝中大员被杀，一时成为爆炸性新闻。徐元庆为何要谋杀赵师韫呢？
赵师韫曾在同州下邽（今陕西渭南）担任专管地方治安工作的县尉。徐元庆的父亲徐爽因为犯罪被赵师韫处死。史上没有记载徐爽因何罪被杀、赵师韫是否执法过度，但从此案的走向和争论的焦点推测，徐爽有可能罪不至死，有冤情。徐元庆也曾申诉上访，而有关执法部门不作为，致使徐元庆走向极端。不久，赵师韫升任京官，任御史大夫。
徐元庆看到杀父仇人不仅没受到惩罚，反而还官场得意，他暗下决心：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于是隐姓埋名，到一家驿站做起了服务生。因为他知道，只有在驿站才有接近赵师韫的机会。终于机会来了，赵师韫因公事出差住进了这家驿站。徐元庆暗藏利刃，趁为赵师韫服务之机，手起刀落，一招致命，报了杀父之仇。徐元庆犯案后没有逃逸，而是自缚其身，主动到官府投案自首。
朝廷命官被杀，不仅惊动了朝廷，而且在民间也是不胫而走，议论纷纷。在朝廷中如何治徐元庆之罪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说杀人偿命，也有人说其动机有情可原，孝感动天，当朝是以德治国，以孝治天下，不仅要判徐元庆无罪，而且还要大张旗鼓地表彰宣传。武则天权衡利弊，表态说：“徐元庆孝心可鉴，赦其无罪，该案到此为止。”
然而，这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力排众议，写了一篇《复仇议状》上奏武后，这就是时任右拾遗的陈子昂。他在文中指出，徐元庆谋杀之罪，案情清楚，依据国家法律，应当处死，这是国家统一的法规。执法不能两样，徐元庆应该伏罪。但是，据《礼》，父仇不共戴天，也是国家勉励人尽孝的教化内容，徐元庆是为父亲报仇，是对父亲的一片孝心才让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如果因此而赦免了徐元庆的罪行而让他快乐地活着，就是磨灭了他的德行，损伤了他的义节，就不是所说的杀身成仁，舍身全节的节操了。因此，陈子昂建议，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按照刑律处死徐元庆，然后在他的墓前立碑表彰，赞颂他的美好节操和一片孝心。
陈子昂的建议看似巧妙地解决了“礼”与“法”的冲突，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最后徐元庆一案按照陈子昂的建议做了判决。为青史留名，陈子昂还要求朝廷将《复仇议状》“编之于令，永为国典”，此请求也得到了满足。
可是，大约100年之后，时为礼部员外郎的柳宗元翻阅文献时得知此事，忍不住想为徐元庆翻案，写了一篇《驳复仇议》。在文中，柳宗元引经据典，指出“诛”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时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呢？说明陈子昂的主张自相矛盾，赏罚不明，悖礼违法，造成混乱。
柳宗元主张应查清案情，理出是非，该是谁的罪就是谁的罪，不能含糊执法。柳宗元分析说，如果徐爽“不陷于公罪”，而赵师韫杀他纯粹是因为私怨，滥用公权，杀害无辜，而州官没能将他治罪，司法机关也不加以过问，那就是“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老百姓喊冤无路、告状无门；如果徐爽“不免于罪”，赵师韫杀他便是严格执法，徐爽并不是死于赵之手，而是死于法律。有人杀害依法办事的官员，那便是跟法律作对。这样的人，就应该抓起来判死刑，“而又何旌焉”？
柳宗元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但是，他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柳宗元指出，不忘父仇，这是孝的表现；不怕死，这是义的表现。徐元庆恪尽孝道，为义而死，是个明晓事理、懂得圣贤之道的人。此人难道会把王法当作仇敌吗？而陈子昂反而认为应当处以死刑，这种奏议是滥用刑法，败坏礼制的建议，不能作为法律制度。
在柳宗元的层层剖析之下，陈子昂的论点土崩瓦解。《驳复仇议》堪称驳论文的上乘之作，被作为定论收入唐朝的法律文献内，后来被收录进《古文观止》。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