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经常到乡下去，常常思考那种生活对我的意义。
胼手胝足地在土地上生活，对于以前的我是欠缺想象的。乡下的生活，完全不似表面看的、静好的田园时间，相反，可以称得上惊心动魄，几乎每天，在山间田间劳作的人们，都可能有意外发生。
有个大哥在割芒草的时候，一根芒草扫过眼睛，他眼睛一阵疼痛，以为是被飞虫或者虫毛飞进去了，马上用水冲洗，越洗越疼，眼睛完全睁不开，在床上打滚。送到医院去才发现眼睛上被割出一个不浅的伤口，他自行冲洗眼睛造成了二次伤害。
有个大嫂在摘龙眼的时候，手不小心攥住了一只臭屁虫。那是一只饱含着尿液的臭屁虫，尿液直射大嫂的眼睛，她的双眼马上肿了起来泪流不止，手去擦眼睛，也马上肿了起来。背上也许被滴到了，马上也红了一大片。她们知道臭屁虫的毒性，马上也去了镇上的医院。
像这种无妄之灾经常出现，但这里离最近的医院开车也要二十分钟，经常还找不到车，只能开摩托，那就要半小时以上。
2017年春节前，在另一个村庄，有两个留守儿童在家里洗澡出现了煤气中毒，祖父母从地里回来的时候才发现，离医院太远，孩子在路上就咽了气。
即使不提这些意外，也有很多艰辛是城里人无法想象的。比如人们常常埋怨农民用农药。我认识的农民里，也有坚持不用除草剂的，割草的时候，一个人一天只能割一亩地，还需要割草机的帮助，如果用手割，一天下来腰无法站直。连续干几天的话，往往要请人帮忙，一天的劳务费是一百二十元。这些付出能不能得到回报？这样爱护土地，种出来的瓜果能不能得到欣赏，大家心里都是没谱的。
我见过割草现场，手持割草机的村民戴着护眼镜和头盔，在高噪音中和烈日下持续工作。如果不戴护眼镜和头盔，割下来乱飞的草叶、杂枝甚至碎石都可能飞到眼里、撞到头额上。
在这些具体的辛苦和危险后面，乡村生活吸引我们的部分是什么？
我曾看过一本书叫《讨山记》。作者是一个台湾女子，叫阿宝，她曾经放弃在瑞士舒适的生活，放弃画家和摄影师的身份，到台湾的高海拔山区，租下七分地，开垦成果园，过一个真正“流汗低头向土地索食”的生活。
她也曾是一个负重登高，穿林抚云的爱山人，也曾在林区打过工，舔尝生活的艰辛。她说，既然她总觉得别人利用土地的方式不够好，为何不自己来管理一片土地呢。所以，她就租下这片土地，完全地以自己的想法来管理，比如，停止除草剂的使用，植草护坡减少表土冲刷，尽量使用有机质肥料，如何剪枝如何打药更是从头学起。
在山里前四个月，没有炊事设备，所有的蔬菜全是生吃，偶尔下山补充点白土司，每天用一口单口瓦斯炉烧点开水泡茶，算是唯一的热食。
由于不用除草剂，所以来访的朋友，都被阿宝抓去割草劳作，以作为“误交匪类”的惩戒。
她曾在电视上看到南部有一户农家抢收种在溪床上的小黄瓜，被洪水围困险象环生，为农之前她会怀疑为那一点收成这样做值得不，现在她明白这不是金钱的多寡，一年的心血，老天爷怎可以这样予取予夺。
黑塞的《园圃之乐》也是关于亲手劳作之乐，黑塞说：躬亲其事于除草，原本全是基于物欲和收成的指望，不过这项劳动却有若干宗教意味：一个人匍匐于地，专心致志于拔扯杂草，就好像人们之所以进行祭礼。
黑塞还说，而当一个人在为番茄浇水，或是替一棵漂亮的花松土时，至少他不必像艺术家经常面对那种讨厌的感觉：我这样做有意义吗？这样做还能被允许吗？根本不必！在园圃里他完全可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而这一点正是人们所不时需要的自由。
阿宝和黑塞，大概正是我想回到乡间生活的原因所在。这只有一次的生命，无数的人在患得患失中，任它如掌中流沙。而阿宝，却把这肉身交付于大地，交付给扎扎实实的劳作，正如黑塞说的那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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