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想看看记录自己言行的《起居注》,却遭到掌管者褚遂良严词拒绝。太宗连忙问:我有过失也记吗?褚遂良斩钉截铁地说:“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另一个史官刘洎接着说:假如褚遂良不记录,“天下亦皆记之”。
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看到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记录“语多微文”,就对监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说:我当年发动玄武门事变是为了安社稷,利百姓。史官干吗要隐讳呢!立即命令,“削去浮词,直书其事”。也正是因为唐太宗这种尊重历史的精神,在他的时代不仅完成了中国二十四史中的“八史”,而且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贞观之治”。
公元前607年,晋灵公昏庸无道,正卿赵盾经常劝谏,他不但没有改正,还要杀赵盾。赵盾只得逃到外地。当他逃出国都,听说族弟赵穿在桃园宴会上杀死灵公,于是就返回国都,另立晋成公。赵盾继续做正卿,主持国政。晋国史官董狐在史册上赫然记下:“赵盾弑其君。”并高悬于朝堂之上,赵盾连忙解释,自己与弑君事件无关。董狐严厉批驳:“你官居正卿,出逃没有离开国境,还都更没有查办凶手,所以要承担弑君的罪名。”赵盾虽仰天长叹自己被冤枉,但对董狐没有丝毫加害。孔子称赞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同时称赞赵盾是“良大夫”。
更有史官前仆后继,以生命来捍卫历史的尊严。公元前548年,齐国的权臣崔杼杀了齐庄公,立齐景公,自己做了国相。齐太史在史册上记载:“崔杼弑其君。”崔杼杀了这位太史。因为太史之职是家传世袭,被杀的太史的两个弟弟先后继任太史还是这样写,结果都被杀了。第四任太史仍然这样写,崔杼终于折服,而没有再杀他。
有个名叫南史的史官听说太史兄弟相继因直书被崔杼杀害,自己就决心用生命捍卫史册的真实。他紧握着写着“崔杼弑其君”的木简前往朝堂,途中得知第四任太史的真实记录已经得到朝廷公认,才中途返回。《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齐史官“身膏斧钺”的事迹,南史和太史们不畏强暴,秉笔直书的壮举,被誉为后世史官的典范。
久负盛名的《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共同开创中国正史的先河,成为后世史册的典范。作者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备受后世青睐。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陈寿以立传为由向当事人子弟索贿的史实也被载入史册,其良史之才和笔下史册也因之有了瑕疵。《晋书·陈寿传》记载:丁仪、丁廙兄弟两个是魏朝鼎鼎大名的人物,陈寿在作《三国志》时曾对其子弟说:“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
但人家没有给他送米,陈寿也因此没有给丁仪、丁廙两人立传,给原本可以更加完美的千秋史册留下缺憾。后世还评说陈寿,在著史之中公报私仇。陈寿父亲当年给马谡做参军,马谡为诸葛亮所诛,陈寿父亲“亦坐被髡”,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早年曾小看过陈寿。因此,陈寿在著史中对诸葛父子评价:“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史家认为也是有失公允。
北齐天保五年(554),“二十四史”中最烂的一部——《魏书》完稿。书稿一经问世,朝野哗然,都骂是部“秽史”。三年前,身居中书令兼著作郎的魏收正式受命撰《魏书》。此时,他就骂街:什么东西敢和我过不去,我“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可见狂妄之极。完稿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尽管他动用了自己手中中书令的权力,还借用了皇帝极权,以“谤史”罪对批评其为“秽史”的人横加暴行,“然时人终不服”。至于,这部“秽史”几经修改才发行于世,据传作者魏收甚至在死后被掘墓抛尸,这都是后话。魏收机警能文,号称“北地三才子”之一,但生性轻薄,所处的是荒唐的时代,才抛出这部臭名昭著的“秽史”。
唐太宗大度开明尊重历史,赵盾为法受恶以成良史,董狐不曲私阿世秉笔直书,历代明君、贤相、良史们共同造就的直笔信史光照千秋。同样,崔杼、魏收之流,暴君、奸相和轻薄“才子”们共同炮制出的曲笔“秽史”,也遗臭万年。千秋史册,千秋功罪。南史冒死继书身膏斧钺,陈寿念一时之贪成千古之恨,魏收图一己之快留千古骂名。修史、为官、做人,都可以从中有所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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