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春,陈三立先生与王树枏先生相会于北京,让传之多年的“南陈北王”珠联璧合相映生辉,他们各自拿出得意之作请教于对方,陈先生出的是《马通伯墓志铭》,王先生出的是《廖季平墓表》。他们彼此推崇与倾慕几近一生,因此,看的都格外认真和仔细,最后各删改一两字,结束了这次影响深远的“华山论剑”。当时,陈三立83岁,王树枏85岁。两位垂暮大师的联袂出镜,堪称民国时期文坛的一大盛事。
两人能在这一风云变幻的特殊时期成为惺惺相惜的好友,缘于他们从骨子里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的东西。
思想进步,急欲富强国家
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今修水)人。少小之时已博学多才,特立独行,由于聪敏颖异,光绪八年(1882)乡试中,即被主考陈宝琛破格录为举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进士后,授吏部主事。“主事”这个官职基本上没有多少实事可做,说白了,就是为培养年轻后备干部而设的位子,具体工作也就是见习、实习、学习如何为官,如何做事。再有就是读书养望,待有了空缺,再递补为正式官员。
但陈三立面对当时国家危机并没有按部就班,他结交了一些进步维新之士,办论坛,搞沙龙,慷慨激昂,宣传变法,鼓动革新,当时激进的组织就是强学会,他是其中一员。
1895年,陈三立的父亲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推行新政,陈三立辞掉京城难有作为的主事,随父到了湖南,可是好景不长,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推行不到百日即以失败而告终,陈三立也没能幸免,以“招引奸邪”之罪被一撸到底。被体制淘汰的他虽不再问政,但青春热血却没有凉。1903年,他让出自己的住宅兴办家学,废除腐朽不堪的“八股文”和跪拜礼节,聘请外籍教师,开设英语及数、理、化新课目,引进新理念,传授知识,倡导新文化,创办新学校。1905年初,发起创办江西铁路公司,筹划修建南浔铁路。
王树枏,(1851—1936),字晋卿,保定新城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内忧外患的时局,让他认识到,一个空有虚名的户部主事是不可能实现他利国济民的政治抱负的,遂到地方任七品知县,一心为百姓做实事。
一般官员为谋政绩,好尽快升迁,往往做那些出力少而见效快的事,王树枏不同。
在青神,他修通鸿化堰;在中卫,他修通一百多里的七星渠。这两大工程,都是花费了他巨大心血和数年时间才完成。辛苦确是辛苦了些,但废弃了达上百年的荒地,变成了富庶的米粮之仓。两县百姓,自发为其立生祠,以缅怀和感恩他为民生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新疆,任布政使。他兴利除弊,严惩贪墨,不仅官风政风为之一变,且每年为百姓减轻负担四百万两白银,而财税入库却增加了好几倍。他走遍全疆,发现这里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简直就是个聚宝盆,而多年来却不知挖掘,于是,他甩开膀子,搞起了大开发。首先改革币制。他设立官钱局,尝试发行纸币一百万两,在全省流通。由于纸币携带方便,减少了交易成本,因此无论商人还是百姓都非常乐于使用。并且,纸币的行市还越来越好,一百两纸币,竟然能兑换现银一百二十余两。即便他后来离开了新疆,其所造纸币,在市面上仍热度不减,大家亲切地称其为“老大人币”。其次,创办邮政,从俄国人手中收回这个经营的权利,此一项即使新疆获利甚大,特别是对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直道高行,操守气节冠华夏
“清道人”李梅庵先生,一贯洁身自好,只靠卖字鬻画的微薄收入维持自己的生活。但却受到小人嫉妒,造谣诬蔑他和寡嫂不清不白,梅翁视名节比生命还重要,他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对此,陈三立非常气愤,在一次宴会上,陈三立突然站起,当着众人的面厉声斥骂,此后,无聊的谣诼便消失了。
日寇入侵中国后,陈三立常常怒不可遏:“呸!中国人岂狗彘耶?岂贴耳俯首,任人宰割?”曾经的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陈三立忿然与之断交。七七事变后,日寇成立汉奸组织,想拉上有名望的陈老装点门面,他愤而绝食,五日而死,享年85岁。王树枏也是个宁折不弯的钢铁汉。“九·一八”事变后,王树枏先生夜不能寐,愤而作诗填词,抨击不抵抗的耻辱政策。华北沦陷后,友人安排他去东交民巷日本使馆避难,他断然拒绝。
文坛翘楚,领一代之风骚
陈三立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他的诗,崇拜者甚多。
这是他为过世的老师陈宝琛写的挽诗和挽联:
“一掷耆贤与世违,猥成后死更何依。倾谈侍坐空留梦,启圣回天俟见机。终出精魂亲斗极,早彰风节动宫闱。平生余事仍难及,冠古诗篇欲表微。”
“沆瀣之契,依慕之私,幸及残年偿小聚;邥所遭,辅导所系,务摅素抱见孤忠。”
“残年小聚”,“倾谈侍坐”,说的是最后在北京的聚会;“务摅素抱”,“启圣回天”,则指的是陈宝琛对溥仪沦为伪满傀儡的不以为然,赞扬了老师在民族大义这个大是大非的关键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文字之工谨,语意之深切,感情之诚笃恳挚,堪称此类诗文之经典。
陈三立先生一生作文颇多,最后有《散原精舍诗集》上下卷,《续编》上中下3卷,《别集》1卷。长子陈衡恪,字师曾,号槐堂,是享誉海内外的大画家,三子陈寅恪,有“教授的教授”之美誉。
王树枏先生对诗造诣很高,他对陶渊明的诗,颇有看法:“陶公诗皆忠义悲愤之作,而故作隐语以避祸。其志大,其意悲,后之读公诗者,皆以貌取之者也。”他的诗,渊雅雄奇,有杜甫、韩愈、李商隐之精神,为世所稀。
如《节园杂感》云:“粤若稽古初,人类本有限。生生逮于今,繁衍不可算。茫茫五洲土,人满实为患。喧填塞盖壤,造物亦思变。或毙之疫疠,或饿之水旱。或夷之外寇,或贼之内乱。天生杀人具,火器愈变幻。畴其主宰是,人力恐难捍。势如泉始达,更若火方灌。杀机起西方,终乃变震旦。吁磋生不辰,过此更可叹。”这是他在数十年前担忧未来人口失控,后患无穷,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同时也是韵味无穷的诗作。
他一生嗜于经史,其新疆方志,志西域山川国界、殊俗诡状,博洽方雅,尤为世重。都所著共五十余种、六百余卷。盖自宋元以来,儒者能古文辞,复能笺注,鸿博若斯者,为罕有也。(尚秉和《新城王公墓志铭》)后人论曰:陈文“以典雅峻洁胜”;王文“以渊懿雄奇胜”。
1934年,垂暮之年的陈三立离开寓居多年的庐山,住进北平的姚家胡同,与近在咫尺王树枏先生很快成为挚交。南陈北王,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双剑和璧,这对心仪已久的文化大师,用他们灿烂的生命,书写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文坛佳话。
编辑/书含 文/马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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