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春，陈三立先生与王树枏先生相会于北京，让传之多年的“南陈北王”珠联璧合相映生辉，他们各自拿出得意之作请教于对方，陈先生出的是《马通伯墓志铭》，王先生出的是《廖季平墓表》。他们彼此推崇与倾慕几近一生，因此，看的都格外认真和仔细，最后各删改一两字，结束了这次影响深远的“华山论剑”。当时，陈三立83岁，王树枏85岁。两位垂暮大师的联袂出镜，堪称民国时期文坛的一大盛事。
两人能在这一风云变幻的特殊时期成为惺惺相惜的好友，缘于他们从骨子里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的东西。
思想进步，急欲富强国家
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今修水)人。少小之时已博学多才，特立独行，由于聪敏颖异，光绪八年（1882）乡试中，即被主考陈宝琛破格录为举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进士后，授吏部主事。“主事”这个官职基本上没有多少实事可做，说白了，就是为培养年轻后备干部而设的位子，具体工作也就是见习、实习、学习如何为官，如何做事。再有就是读书养望，待有了空缺，再递补为正式官员。
但陈三立面对当时国家危机并没有按部就班，他结交了一些进步维新之士，办论坛，搞沙龙，慷慨激昂，宣传变法，鼓动革新，当时激进的组织就是强学会，他是其中一员。
1895年，陈三立的父亲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推行新政，陈三立辞掉京城难有作为的主事，随父到了湖南，可是好景不长，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推行不到百日即以失败而告终，陈三立也没能幸免，以“招引奸邪”之罪被一撸到底。被体制淘汰的他虽不再问政，但青春热血却没有凉。1903年，他让出自己的住宅兴办家学，废除腐朽不堪的“八股文”和跪拜礼节，聘请外籍教师，开设英语及数、理、化新课目，引进新理念，传授知识，倡导新文化，创办新学校。1905年初，发起创办江西铁路公司，筹划修建南浔铁路。
王树枏，(1851—1936)，字晋卿，保定新城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内忧外患的时局，让他认识到，一个空有虚名的户部主事是不可能实现他利国济民的政治抱负的，遂到地方任七品知县，一心为百姓做实事。
一般官员为谋政绩，好尽快升迁，往往做那些出力少而见效快的事，王树枏不同。
在青神，他修通鸿化堰；在中卫，他修通一百多里的七星渠。这两大工程，都是花费了他巨大心血和数年时间才完成。辛苦确是辛苦了些，但废弃了达上百年的荒地，变成了富庶的米粮之仓。两县百姓，自发为其立生祠，以缅怀和感恩他为民生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新疆，任布政使。他兴利除弊，严惩贪墨，不仅官风政风为之一变，且每年为百姓减轻负担四百万两白银，而财税入库却增加了好几倍。他走遍全疆，发现这里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简直就是个聚宝盆，而多年来却不知挖掘，于是，他甩开膀子，搞起了大开发。首先改革币制。他设立官钱局，尝试发行纸币一百万两，在全省流通。由于纸币携带方便，减少了交易成本，因此无论商人还是百姓都非常乐于使用。并且，纸币的行市还越来越好，一百两纸币，竟然能兑换现银一百二十余两。即便他后来离开了新疆，其所造纸币，在市面上仍热度不减，大家亲切地称其为“老大人币”。其次，创办邮政，从俄国人手中收回这个经营的权利，此一项即使新疆获利甚大，特别是对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直道高行，操守气节冠华夏
“清道人”李梅庵先生，一贯洁身自好，只靠卖字鬻画的微薄收入维持自己的生活。但却受到小人嫉妒，造谣诬蔑他和寡嫂不清不白，梅翁视名节比生命还重要，他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对此，陈三立非常气愤，在一次宴会上，陈三立突然站起，当着众人的面厉声斥骂，此后，无聊的谣诼便消失了。
日寇入侵中国后，陈三立常常怒不可遏：“呸！中国人岂狗彘耶？岂贴耳俯首，任人宰割？”曾经的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陈三立忿然与之断交。七七事变后，日寇成立汉奸组织，想拉上有名望的陈老装点门面，他愤而绝食，五日而死，享年85岁。王树枏也是个宁折不弯的钢铁汉。“九·一八”事变后，王树枏先生夜不能寐，愤而作诗填词，抨击不抵抗的耻辱政策。华北沦陷后，友人安排他去东交民巷日本使馆避难，他断然拒绝。
文坛翘楚，领一代之风骚
陈三立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他的诗，崇拜者甚多。
这是他为过世的老师陈宝琛写的挽诗和挽联：
“一掷耆贤与世违，猥成后死更何依。倾谈侍坐空留梦，启圣回天俟见机。终出精魂亲斗极，早彰风节动宫闱。平生余事仍难及，冠古诗篇欲表微。”
“沆瀣之契，依慕之私，幸及残年偿小聚；邥所遭，辅导所系，务摅素抱见孤忠。”
“残年小聚”，“倾谈侍坐”，说的是最后在北京的聚会；“务摅素抱”，“启圣回天”，则指的是陈宝琛对溥仪沦为伪满傀儡的不以为然，赞扬了老师在民族大义这个大是大非的关键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文字之工谨，语意之深切，感情之诚笃恳挚，堪称此类诗文之经典。
陈三立先生一生作文颇多，最后有《散原精舍诗集》上下卷，《续编》上中下3卷，《别集》1卷。长子陈衡恪，字师曾，号槐堂，是享誉海内外的大画家，三子陈寅恪，有“教授的教授”之美誉。
王树枏先生对诗造诣很高，他对陶渊明的诗，颇有看法：“陶公诗皆忠义悲愤之作，而故作隐语以避祸。其志大，其意悲，后之读公诗者，皆以貌取之者也。”他的诗，渊雅雄奇，有杜甫、韩愈、李商隐之精神，为世所稀。
如《节园杂感》云：“粤若稽古初，人类本有限。生生逮于今，繁衍不可算。茫茫五洲土，人满实为患。喧填塞盖壤，造物亦思变。或毙之疫疠，或饿之水旱。或夷之外寇，或贼之内乱。天生杀人具，火器愈变幻。畴其主宰是，人力恐难捍。势如泉始达，更若火方灌。杀机起西方，终乃变震旦。吁磋生不辰，过此更可叹。”这是他在数十年前担忧未来人口失控，后患无穷，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同时也是韵味无穷的诗作。
他一生嗜于经史，其新疆方志，志西域山川国界、殊俗诡状，博洽方雅，尤为世重。都所著共五十余种、六百余卷。盖自宋元以来，儒者能古文辞，复能笺注，鸿博若斯者，为罕有也。（尚秉和《新城王公墓志铭》）后人论曰：陈文“以典雅峻洁胜”；王文“以渊懿雄奇胜”。
1934年，垂暮之年的陈三立离开寓居多年的庐山，住进北平的姚家胡同，与近在咫尺王树枏先生很快成为挚交。南陈北王，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双剑和璧，这对心仪已久的文化大师，用他们灿烂的生命，书写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文坛佳话。
编辑/书含 文/马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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