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汤用彤著、赵建永整理校注《从<吕氏春秋>看中国哲学史中的养生问题》，《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1期。
整理说明：汤用彤先生晚年的治学重点转向道教，并涉及医学哲学史问题。他的读《道藏》札记中，现存三份关于《吕氏春秋》中养生哲学的未完稿，皆由其口述，助手汤一介先生笔录而成。今以较完整的一份为主进行整理校订，其它两份有价值的文字以脚注等形式加入，增补文字以“【】”标出。
战国末年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门人编成《吕氏春秋》160篇，以道家思想为主轴，综罗百家之长，阐述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科技、文艺等各学科理论。在先秦经典多已散失的情况下，《吕氏春秋》是了解早期道家思想乃至秦汉之际文化融合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典。该书虽“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但因其内容庞杂，历代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至近世才引起学界关注。
胡适、冯友兰等前辈的哲学史著作虽对《吕氏春秋》评价很高，但都没有从身体的视角加以阐释。汤用彤该文首次把养生(身)问题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根本问题揭示出来，并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论视角加以开创性研究。这虽有别于传统经典的西方哲学，但却符合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从而开掘了中国哲学的特质，丰富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内容，彰显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意识，体现了哲学研究的本土化。
哲学里的身体现象学日益成为国际显学，近十来年身体哲学由港台传入大陆，并逐渐成为热门话题。汤用彤在半个世纪前已楬橥身体的哲学意义这一虽极关键，但易被遮蔽的问题，可谓国内学界对西方身体现象学研究最早的回应。汤用彤比较研究了道家相辅相成的身学和心学路径，发掘出道家、道教一脉相承的思想精髓，并上升到文化发展规律的高度加以阐释。
汤用彤《从<吕氏春秋>看中国哲学史中的养生问题》：
《吕氏春秋》一书所涉及的哲学问题很多，然养生问题在书中实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养生”这一问题在《吕氏春秋》中不仅是一个如何保养身体的医学问题，而实是一个涉及到身体和精神、生理和心理、形和神（即物和心）的关系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涉及治国平天下的方法问题。像这样的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似应着重研究。[1]
《吕氏春秋》中《本生》、《贵生》[2]、《情欲》、《尽数》等篇，主要都是谈到养生问题，并数见其中各篇之中。现想就《吕氏春秋》书中有关养生的几个问题加以初步阐述。
[1] 其它两份手稿中的相关表述分别是：“而且也是和中国过去治国平天下的法方【原稿如此】相联系的一个问题。像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似可着重研究。”“因此很值得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来注意。《庄子·天下篇》上说‘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这说明《中庸》上说的修、齐、治、平【方法，不仅与道家养生学的内圣外王、身国同构的理念是相通的，而且养身正是其基础。】”
由于此为汤用彤的未竟之稿，语焉不详。对此，笔者尝试解读如下：《吕氏春秋·先己》云：“凡事治本，必先治身”，“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儒家的修身往往不着眼于身体层面，而道家则彰显了身体在生命中的主体意义，并将之作为伦理规范的基石。在道家看来，“身”与“天下”相比照，主导权在“身”，“修、齐、治、平”的事业都是身体的延伸。
《吕氏春秋》的治身观融会了道家身国同构、内圣外王的理论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贯通了儒道两家思想。正是出于对这种思想的关注，汤用彤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未刊笔记就曾抄录葛洪《抱朴子内篇·地真》中论“一人之身，一国之象”的一段话，他晚年的读道藏札记再次引用。
[2] 《吕氏春秋》的“贵生”思想由《老子·第十三章》“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的“贵身”观念发展而来，皆以爱护身体的态度为治理天下的基本资质。
在《吕氏春秋》书中，“养身”、“养生”、“养性”、“养形”是一个意思。这些意思在书中的用法上没有原则上的区别，仅是应用的地方不同，因而有些差异。下面就来分别说明。
《吕氏春秋》中，“养生”就是指“养身”，即指人的肉体方面的保养：
“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贵生》）
“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故所谓尊生者，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贵生》）
“道之真，以持身；其绪馀，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馀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弃生以徇物，彼且奚以此之也？”（《贵生》）
“毕数之务，在乎去害。何谓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充形则生害矣。”（《尽数》）
“能尊生，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审为》）
据上所引文可知“养生”是对“耳、目、鼻、口”等方面的保养。“耳”、“目”、“鼻”、“口”等方面都是整个肉体的一部分，对它们保养的完善，就可以“养生”；因此可知“养生”实是保养身体，保养身体（对它们保养的完善）就可以“毕数”。“毕数”就是“尽数”，即尽其天年也。而“毕数”之务，在于“去害”。《吕氏春秋》中所谓“去害”都是指去“大甘”、“大苦”、“大喜”、“大哀”、“大咸”、“大湿”等等，因此都是指肉体这一方面。善养生就是不伤身，不伤身就在于使六欲皆得其宜。由于《吕氏春秋》中常把“身”和“生”看成一个意思，因此常联用。且《吕氏春秋》上引《贵生》中文，其中“完身”、“养生”联用，“危身”、“弃生”联用，其志一也。
《吕氏春秋》中“养性”就是“养生”，亦即“养身”【，也就是保障身体的本质需求层面】：
“是故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此全性之道也。”（《本生》）
“……其为宫室台榭也，足以辟燥湿而已矣；其为舆马衣裘也，足以逸身暖骸而已矣；其为饮食酏醴也，足以适味充虚而已矣；其为声色音乐也，足以安性自娱而已矣。五者，圣王之所以养性也，非好俭而恶费也，节乎性也。”（《重己》）
按上所引文可知“养性”也是指“养身”。
【手稿写到此处就中断了。今略附汤用彤的其它相关研究，以见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思路。汤用彤这篇未完稿实接续他在上世纪40年代对养生问题及身心关系的研究而来。他西南联大时期“魏晋玄学”课程讲义中论及从秦汉之际到魏晋时期养心（神）与养身观念的发展演变，并在与佛教的比较中彰显道家养生的特点：
受世界之束缚乃在心，心若能放任，自无世界之束缚。他们（阮籍、嵇康）以为人有体与神两面，而神可以超然，所以逍遥可以说是神游，就是世界内的神仙。而神游之人，就是大人先生，为理想之人格。阮有《大人先生传》，刘伶有《酒德颂》，传内有云：“至人无宅，天地为客。至人无主，天地为所。至人无事，天地为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不但是心理之描写，而且相信有这种人。例如阮之《答伏义书》内，就有这种见解。说道：“……从容与道化同逌，逍遥与日月并流。”此种神仙似的人物，在现世界内就有，所以他又说：“徒寄形躯于斯域。”既不能脱离形躯，又不能脱离世界。然其精神已不在此形躯与世界，此论并不是神仙之说。以上所讲为齐物到逍遥。人看到烦恼，故主张养生。因知养生为除欲之方法，能除欲则生命可久。此一变为道家之说，为嵇康之说。
嵇康《养生论》有三点可以补充：
(1)注重养神，而不重养生。《吕氏春秋》之养生，即养身；汉代之养生，即道家之学说，养生还指服饵，如巨胜。以上养生，都是指养身方面；嵇康之养生乃养神，即清静寡欲。
(2)不信人可以不死。若养生得法，可以长寿，但不能不死。
(3)中国的学说，无论养身养神，都不能离开世界。如嵇之《与山涛书》曰“久处世间”，与佛家之出世者不同。
注：在汤用彤开设《魏晋玄学》的同一时期，他1941至1944年间指导王利器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为他选定做《吕氏春秋》研究。王利器用注疏体撰成上百万言的毕业论文《吕氏春秋比义》，广搜博采诸家旧注，辨其是非，正其得失。此后他仍于此书致力不辍，1996年终于完成《吕氏春秋注疏》，2002年由巴蜀书社出版。他倾注毕生心血，对吕书的源流、思想及价值作了精辟的考论，成为研究《吕氏春秋》的基本工具。
葛洪正是在《吕氏春秋》等秦汉以来一脉相承的道家养生观基础上，为道教建立起较完备的思想体系。如果说行气导引、服食辟谷之术在早期黄老道家阶段还只是养生延年的手段，那么到葛洪、陶弘景那里就已成为修道成仙，建设人间天国的途径了。综上可见，对于道家养生观与秦汉之际黄老道家演进关系的发掘和阐明，汤用彤实有开端之功。
（整理者单位：天津社科院哲学所）
汤用彤晚年对养生学问题格外关注，留下了大量读书札记。汤一介先生将父亲未刊手稿交给我来整理研究。我从中选出两篇遗文《从<吕氏春秋>看中国哲学史中的养生问题》《<养性延命录序>校勘札记》（见本公众号续篇），加以校注，并写成解读文章《跨文化对话视野下汤用彤对医学哲学史的开掘》。
经汤一介先生审定，《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1期首次推出“汤用彤与医学哲学史”专栏，刊出上述三篇文章，以推动医学哲学研究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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