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熊宪光，生于1942年，自号亦说，重庆市人，1964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1981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重庆市首批学术技术带头人、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历任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副会长、重庆市古代文学学会会长、重庆市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自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著作有《战国策研究》《文史论稿》《纵横家研究》《郁离子寓言选》《先秦政论文选译》《先秦散文选注》《汉魏六朝散文选注》等。参加郭预衡主持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编写，并撰写《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先秦卷)》，《中国古代文学史》第1册第1编“先秦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1册“先秦诗文”、第2册“魏晋南北朝诗文”。论著6次获省市政府奖，1999 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2003 年获渝盟教育基金一等奖，2005 年获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我的治学经历
顷接本朝院长来电，约我为《后学衡》撰文，谈自己的治学经历。我犹豫片刻后答应考虑考虑。前年《太原学院学报》编辑也曾约我写一篇谈治学经历的文章，当时自以为无甚可谈，乃奉上拙作《漫议治学传统与治学方法》勉强应约（发表于该刊2020年第5期）。此番闻本朝之嘱，经认真考虑，深感于今行年八十，有必要回顾自己走过的学术历程，其间亲身所历，寸心所知，或得或失，或苦或乐，于己于人，也许不无可观者也。
于是拟撰：一、走上学术之路；二、主要学术据点；三、附录学术简谱。
一、走上学术之路
我生于1942 年（壬午）秋分日，家住重庆市太平门外长江畔的元通寺街。在重庆太平门小学、25中（一年后转入40中）、凯旋路中学相继完成小学、初中、高中学业，于1960年考入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1964年毕业，分配到重庆江北区寸滩中学任教。彼时的寸滩，还是一个日饮堰塘水、夜照煤油灯的偏僻小乡。但仅仅过了一个月，我便被指派参加“四清”运动，接受“劳动锻炼”，在巴县、綦江、长寿转了一大圈。“运动”结束后，又因为会写“材料”而被留守一月余。直至1967年初，“文革”风暴已席卷神州，我才从乡下回到学校。十年动乱中，目睹妖魔横行，斯文扫地，内心惶惑，读书治学岂敢想，浑浑噩噩度春秋！
我早年做过作家梦，中学时便迷恋写作，在报刊上发表过20多篇习作，颇为自负。大学时期，勤奋刻苦，成绩亦优，也曾有奋飞之志。然而现实使我逐渐明白，因为家父曾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受其任职的商号之命，出差贵州湄潭销盐，在当地遭无妄之灾，被陷诬为“反革命”，蒙冤下狱（1982年平反昭雪），自己早被划为“反革命子女”，已入“另册”，岂可存非分之想！不但昔日的作家梦彻底破灭，更不曾想今后要成为一名学者，埋头于故纸堆钻研学术。
1978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那一年，恢复研究生招生。我在报名期限的最后一天，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老实说，我对考取研究生并无信心，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希望能够进入复试，有机会上首都北京一游，即属万幸，所以我没有做充分的应考准备。在临考前的一两个月里，白天要上课教学，只能利用晚上时间，把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大学时的讲义《文艺理论》及当时通行的《英语》教材等浏览一过，便匆匆走上考场了。
▲80年代的北京师范大学
初试考了《文艺理论》《中国文学史》《政治》《外语》4科，全靠平时积累应考，答题不甚理想。当时偏居一隅，信息闭塞，我对外界情况一无所知，也不曾想过跟老师或他人取得联系。自己能否上线，心中全然无数。懵懵懂懂中，居然在两月后收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招生办发来的复试通知，令我喜出望外。心想，报考的初愿实现了。因为我对录取基本不抱希望，能够参加复试，游览首都北京，对我来说，足矣！我竟然什么资料都没带，便匆匆赴京参加复试了。
报到后始得知，此次全国投考该专业研究生的有180多人，实际参加了初试的有150多人，大多是“文革”前或“文革”中毕业的往届大学生，其中北京师范大学本校往届毕业生即占80多名。该专业由导师郭预衡、聂石樵、韩兆琦，后来加上启功、邓魁英五位先生组成指导小组，计划录取10名。此番按规定，以2：1的比例，通知了19名通过初试的考生参加复试。这19名复试生中，就有13名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往届毕业生。他们对学校和先生的情况非常熟悉，谈起来如数家珍。我的初试成绩并不出色，除外语作为参考成绩，略而不计外，其余三科我都只有60多分，在19名复试生中仅列第13位。加上政审的因素，私下衡量，自以为没有被录取的可能。
复试包括笔试和口试。先是笔试，后来得知是由郭预衡先生亲自出题，考题有一定难度。其中有两题共40分，考古文的标点、注释和今译。所考两段古文分别取自《史记･六国年表》和顾炎武的《日知录》，难倒了不少考生，但却很对我的路子。当初在川师受教，老师们非常强调古文教学中必须落实到字、词、句，所以自己在这方面下过较大功夫，基础比较坚实，且平时读过《史记･六国年表》，有似曾相识之感，所以这两题我完成得还算不错，以至于考后与一位初试名列前茅的考生互相对答案时，他断定我一定会被录取。
次日面试，考生按早已安排好的顺序，依次点名入室，由郭、聂、韩三位先生主持进行。内容不外乎是考生先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然后各位先生逐一发问，考生当面回答。其中对所有考生都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读过些什么书，待考生回答后，便从中挑出某部书来，对与其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问答。当先生问我这一问题时，我的回答有些与众不同。我是先作自我批评，说自己读书有一个缺点，是选本读得多，全集读得少，大凡文学史上述及的重要典籍、作家、作品的选本读了不少，要说读过全集的就只有《楚辞》和《李长吉歌诗》。因为前者除《天问》外，我几乎能全部背诵；而后者则是我甚为喜爱、非常熟悉的一部诗集。这样回答，是希望先生就此二书提问，我可以从容应对。出人意外的是，先生听了我的回答，竟未继续追问。
郭先生问我：“你爱人支持你考研吗?”我答：“她并不支持我考研，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重，她一个人恐怕受不了。但是她也没有反对，平时她承担家务多一点，我认为这在实质上是对我的一种支持。”郭先生又问：“录取后你有什么打算？”我却回答道：“我现在想的是不录取怎么办。为什么呢？因为我自知条件不够。”然后我自问自答：“不录取怎么办呢？我的年龄大了，不打算再考了。”郭先生接着问：“你还是得考虑考虑录取后怎么办。”我这才回答：“如能录取，那就安下心来，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好好学习。”
▲北京师范大学郭预衡教授
复试结束后，我自以为录取无望，今后难得有机会再来北京了，于是抓紧时间，遍游北京名胜古迹，然后匆匆离京返渝，却忘了像别的考生那样，以告别为由，去登门拜见先生。
万没想到自京返渝不久，单位上便收到了对我再一次进行政审的通知。多亏“拨乱反正”时代的恩赐，更要感谢导师不以我出身“黑”而见弃，惠赐厚爱，收我为弟子。1978年10月，我跨入北京师范大学校门，也可说是从此走上了学术之路，时年36岁。
入学后得知，本届一共录取了9名同学（其中1名因政审受阻，晚了两月入学），被录取者皆复试及格者。据说复试最高分为70分，9人成绩依次排序，每人只相差1分。我之所以能被录取，得力于复试成绩名列前茅。
追述这一段往事，无非是想说明，我踏上学术之路，不仅年齿已长，而且具有某种偶然性，甚至还有几分幸运。说到“幸运”，我深感老天待我不薄。我若早出生几年，早上大学，赶上“反右”运动，说不定就成了“右派”。而我1957年适才初中毕业，该年升学率甚低。我因家贫，本欲报考不收学费还供伙食的中专，但因“反右”，中专停止招生，于是只得报考中师。不料没被中师录取，却被转录到当年新办的凯旋路中学读普高。1960年高中毕业，当年大学招生数为32.2万，高中毕业生却仅有29万，竟然“供不应求”，还让部分高中二年级生提前毕业来充数。据我所知，高中1960届的毕业生，除了父亲被镇压了的或自己身体不过关的之外，几乎全都进了大学。我就这样进了川师。此后十多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严格实行阶级路线，所谓“地、富、反、坏、右”及“杀、关、管”的子女，休想进大学！不妨说，我恰恰赶上1960年进大学，实在堪称侥幸之至。及至1978年考研，又逢时代新变，“拨乱反正”，未受“政审”之阻。静言思之，非幸运而何？故曾赋诗曰：“勉从缝隙偷生计，幸谢天公保善安！”
我深知深造机会来之不易，因而特别珍惜。作为“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有人戏称为“黄埔一期”，全国共录取10708人。他们跟77级、78级的本科生一样，毕业后大都成为各行各业、各单位、各部门的骨干和栋梁。不同的是，他们主要来源于“文革”前或“文革”中的往届大学生，而77级、78级本科生则主要来源于“知青”；他们年龄更大，大多已过而立之年。
入校后不久，适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神州劲吹改革开放之风，人们思想解放，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正当其时有幸在全国政治、文化、教育中心的首都求学，可谓尽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助。给我们授课的诸位先生，都是大家仰慕已久的学界名流。他们经受过一系列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的磨难，一旦解开桎梏，思想得到解放，被压抑已久的热情便如火山般喷发，恨不能倾其毕生所学，全部传授给自己的学生。而我们这批大龄学生，更恨不能将先生所讲的一切，如海绵般地全数吸收。能如此集中地聆听充满教学激情的先生们讲学，是特殊年代的特殊造化，此后的研究生难有这样的福分了！
1978年10月16日上午，入学第一课，是听郭预衡先生讲“鲁迅的治学方向及方法”。郭先生早年师从名家大师，曾为陈垣先生的研究生，余嘉锡先生的助教，出入经史百家，学习传统的治学方法，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功底。中年服膺鲁迅，深研鲁迅著作，对鲁迅的治学理论及其实践体会尤深，见于著述，颇有影响。先生的第一课良有深意，旨在启示我们，走上学术之路，无论治学的方向、方法，还是为人、为文的品格，都应以鲁迅为榜样。
我们的导师团队，皆为一时之选。导师们各据所长，次第登台授课。郭预衡先生讲先秦诸子散文、宋代文学、论文评讲，聂石樵先生讲《诗经》《楚辞》、元代文学，韩兆琦先生讲《史记》《汉书》，启功先生讲唐代文学、明清诗文、八股文、《书目答问》和诗文格律，邓魁英先生讲唐诗，课后按照他们开列的书目认真读书，伴随我们度过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此外，为了开阔我们的视野，拓宽我们的知识面，我们的导师还请来校内外的先生开讲座，校内如陆宗达先生讲训诂，肖璋先生讲文字学，钟敬文先生讲神话，刘乃和先生讲《中外历法及年号》，赵经修先生讲古籍版本、目录及有关工具书，王汝弼先生讲魏晋南北朝文学，李修生先生讲明代小说，张俊先生讲《红楼梦》，黄药眠先生还以《卖油郎独占花魁》为例，剖析宋代市民阶层兴起对文学的影响；校外如请朱星先生讲天文星象、乐律、度量衡、历法知识，傅璇琮先生讲两种唐诗选本及唐文学文献资料。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当时寄住在北京师大，两个单位的研究生往往交叉听课，不分彼此。印象最深的是社科院的赵复三先生讲哲学专题，任继愈先生讲佛教，唐弢先生讲治学方法，陈荒煤先生讲文艺理论，蔡仪先生、王朝闻先生讲美学，曹道衡先生讲南北朝文学的评价问题，吴世昌先生讲宋词，张白山先生讲宋诗，范宁先生讲文学史的对象、分期和作品的阅读与评价，邓绍基先生讲元人杂剧的出现与中华民族戏曲风格的形成。此外，还听过日本汉学家清水茂夫讲关于柳宗元文集的两个版本，小男一郎介绍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情况等等。学术氛围之浓厚，师资阵营之强大，堪称一时之盛。尤为难得的是，本专业直到1981年送我们毕业后才招收第二届研究生，三年间，导师们就专心专意培养我们9个弟子，如此得天独厚的福分，是后来的研究生可想而不可得的。
学制三年，大体分为前后两半。前半上公共课（外语及政治）和专业课，后半则撰写毕业论文。由前述可知，我们的专业课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别是转益多师，使我们开始明白如何探索学术的真谛，逐渐懂得了一些为学为文的道理和方法。专业课是以学术训练代考试，即要求研究生每学期自选一个研究对象，或某专书，或某作家、作品，或某种文学现象，通过自己读书、思考，发现问题，在充分掌握相关文献资料的前提下，确定论题，撰写论文，于下学期开学时送呈先生，据以评定成绩。
我在第一学期重点研究《左传》，写了一篇题为《试论〈左传〉写子产》的小论文。记得郭预衡先生在评讲时，特别肯定了我这篇作业“还像是一篇论文”。这不禁使我从心底感激我的学术启蒙老师——川师中文系的刘君惠教授。刘先生指导我做大学毕业论文，有大半年时间，每周三晚上，我都要去先生在校内的住所问学受教。虽然最终成果不值一提，但先生教我开始懂得了什么是论文，怎样做论文。先生已作古，但他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长留我心，他那清风朗月般的君子仪态犹在目前。这篇青涩的小论文后来被我改写为《子产治郑》，发表于《文史知识》1984年第4期，后又收入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中华人物志》。
▲四川师范大学刘君惠教授
第二学期我重点研究王安石，通读了《王文公文集》《王荆文公诗笺注》《王荆公年谱考略》等文献以及相关的诸多文史资料，从文学的角度着眼，撰写了一篇题为《王安石的文学观及其实践》的论文，作为学期作业。后来这篇论文发表于《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1年第3期全文转载，《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2年）摘要简介。
第三学期我重点研究刘基及其名著《郁离子》。通读了《诚意伯文集》《刘伯温年谱》以及相关诸多文史资料，不仅撰写了论文《读刘基〈郁离子〉》，还利用寒假在家时间编写了一本《郁离子寓言选》，选文63则，各则自命标题，并加标点、注释、今译和提示。所撰论文发表于《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2年第20期全文转载。《郁离子寓言选》则由重庆出版社于1982年10月出版，1983年12月第2次印刷，共印6.5万册。这一刘基研究的“副产品”，看来还颇受读者欢迎。
▲熊宪光《郁离子寓言选》
二、主要学术据点
我走上学术之路，已年近不惑，不免有些“先天不足”且“后天失调”。也许可以说，由于时代的局限，我们这一代学人大多如此。虽然我自认一向勤奋，刻苦攻读，但在自己求学的年代，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大学毕业之后，先是参加“四清”两年，接着便是十年“文革”，天下大乱，心绪不宁，谈何读书治学！我的治学生涯，是从读研开始的。也是在读研期间，通过学习、读书、思考和研究实践，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兴趣、主攻方向和研究方法。正如刘勰所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文心雕龙･时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学术。这就意味着，学者治学不能不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当然，由于个体的差异，学者们大都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即如治学门径，所取亦多有不同。我的心得是，治学犹如打井，必须专注于某一点，恒定一条心，不打出水或油来决不罢休。切忌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看似处处生花，实则乏善可陈。窃以为习学者首先宜选好“突破口”，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待取得一定成果，站稳脚跟，再向前后左右不断拓宽加深。遵循此道，我的治学是从《战国策》研究起步的，然后向纵横家研究拓展；又由先秦散文研究而扩及先秦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散文的研究，故我出版、发表的主要论著，大体不出这一范围。诚如我在拙著《文史论稿》的《自序》中所说：“毋庸讳言，从研究的方向、路子、内容和成果看来，虽然自信较为执着，步履清晰，稳定坚实，也多少有所创获，但既不博大，也不精深。研究方法以求实求真为依归，不追新潮，为文则力求清通简要。”
由上可见，在历经4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我的主要学术据点有四个，即：《战国策》研究、纵横家研究、先秦文学史研究、古代散文研究。且分别述之：
《战国策》研究起步于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当研究生学习进入毕业论文撰写时段，经过反复思考，我选定亦史亦文的杰作《战国策》为研究对象，指导教师确定为郭预衡先生。论文标题为《论〈战国策〉的思想倾向和文学成就》。前一部分论思想倾向——“畔经离道”的纵横家书。下分4节：一、崇“计”——策略至上的政治思想；二、尚“贤”——举贤使能的用人主张；三、重“利”——争利求名的人生哲学；四、尊“时”——明时审势的处事方针。后一部分论文学成就——雄视百代的散文杰作。下分四节：一、风姿各异的人物群像；二、辩丽横肆的语言艺术；三、源远流长的文体因革；四、独树一帜的寓言文学。全文约五万余字。1981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回家乡重庆，在“缙云灼水缀连珠”的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学报任编辑，3年后调入中文系（今文学院）任教。工作之余，继续我的《战国策》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主要有：
《论〈战国策〉的语言艺术》，载《四川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2年第9期全文转载；
《论〈战国策〉的思想倾向》，载《西南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历史学》1982年第7期全文转载；
《〈战国策〉中的人才论》，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6期；
《〈战国策〉寓言论》，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特别是我的毕业论文的后半部分，题为《论〈战国策〉的文学成就》，约3万字，经导师郭预衡先生推荐，被选入《研究生论文选集（中国古代文学分册）》，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3月出版。此文先后荣获四川省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1984年首届社科评奖四等奖。
1988年4月，我的第一部专著《<战国策>研究与选译》，由重庆出版社出版，1991年荣获重庆市人民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此后又陆续发表了若干相关论文，增入此书而成修订本《<战国策>研究》，由重庆出版社于2004年12月出版。
▲熊宪光《<战国策>研究与选译》
纵横家研究是《战国策》研究的延展和深入。《战国策》向有“纵横家言”之称，研究《战国策》就不能不涉及纵横家。虽然在“九流十家”中，“纵横”是不太显眼的一家；而在先秦诸子中，“纵横”也没有取得如儒、墨那样号称“显学”的地位；但它既列“诸子”之一，自应有其独特的学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历来对于纵横家的研究却极为罕见，对于纵横学的探讨更是犹如一片荒漠。有鉴于此，我在《战国策》研究已取得显著成果的基础上，将《纵横家研究》这一课题向原国家教委作了申报，于1993年被批准为“八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并予以资助。这对我无疑是莫大的鼓励和鞭策。
关于纵横家的研究，历来薄弱，尚有不少空白，需要填补。本课题尝试打破文、史、哲的学科界限，力求在先秦历史和文化的广阔背景下，对纵横家作比较全面的综合性研究。既做宏观审视，更重微观论析。从战国纵横之世的历史背景切入，考纵横之兴，论纵横之势的形成和纵横家的应时而兴、顺时而盛；进而探纵横之学，析纵横之术，论纵横之英，评纵横之文；最后叙纵横之衰揭其弊端，述纵横流变论其影响。对于纵横家的兴起、学术、代表人物、文章、衰落、流变诸方面进行探讨，不仅论及一些前人未曾论及的问题，也提出一些不同于旧说的见解。本课题结题为专著《纵横家研究》，专家评审一致肯定其“视野广阔，包容全面，探本穷源，言必有据；分析解剖，多所突破”；“新义层见叠出，突破了前人的陈说”；“体虽不甚大而思甚精”；“可以说是一部填补空白的学术专著”。《纵横家研究》于1998年4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1999年荣获全国城市出版社优秀图书二等奖，2001年荣获重庆市人民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该专著出版前后，其部分章节以论文形式在《文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公开发表，其中《纵横流为文士说》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8年第7期全文转载。
▲熊宪光《纵横家研究》
“整体建构多层面中国古代文学史系列教材”是郭预衡先生主持的一大项目，该项目列入原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中文类专业教材“七五”编选计划，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简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郭预衡先生从1986 年起，历时12年，带领他的5名学有专攻、各具所长的弟子，在充分体现他的治史思想和治学风格的前提下，共同协作完成。这一整套中国古代文学史系列教材后被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共13册，总约600余万字，规模宏大，体系创新。我有幸作为其中的一员，承担所有“先秦”部分的编写任务，于是先秦文学史研究便自然成为我的又一学术据点。
我执笔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先秦卷）》率先于1992年5月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深受欢迎，一销而空，次年即第2次印刷，2000年8月又出修订版。后来全套教材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分为四卷，“先秦编”与“秦汉编”合为第一卷，于2007年4月推出。这套教材在全国影响甚大，广得好评，深受欢迎。作为本科教材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自1998年出版以来，10年间便印刷18次，发行近20万册。特别是“长编”乃郭先生的一大新创，广受学人赞誉。《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7期转载社科院文学所刘跃进研究员《徘徊与突破——20世纪先唐文学史论著概观》一文，称“长编”“出版后，口碑颇佳”，认为“就中国文学史著的撰写而言，它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史，又不是简单的资料汇编，而是介乎于两者之间的新型文学史论著，很有实用价值”。肯定“长编”“对于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且称“读过之余，时时感到一种近于鲁迅文学史研究的大家风范。”2005年，“整体建构多层面中国古代文学史系列教材”荣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先秦卷）
这一系列教材的所有“先秦”部分，是我执笔编写的。在编写过程中，我对先秦文学史相关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有了新的认识，撰写了若干论文，取得了可观成果，陆续发表于《史学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古典文学知识》等刊物上。
古代散文研究是在郭预衡先生的带领和指导下形成的又一学术据点。郭先生是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泰斗，其杰作《中国散文史》好似一座丰碑，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达到的最新高度。作为先生的弟子，自然身随影从，在先生的影响下致力于中国古代散文研究。1983年，先生推荐我承担了《先秦政论文选译》一书的编写任务，此书于1987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间所撰论文《先秦政论文略论》发表于《四川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4年第17期全文转载。
此后我参加了先生主编的若干古代散文丛书的编写，撰有《中国历代散文精品（上）》（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唐宋八大家文集･苏洵文》（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先秦散文选注》（岳麓书社1998年版）《汉魏六朝散文选注》（岳麓书社1998年版）《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老泉文钞（注译）》（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等。
我还应邀与韩兆琦先生合作，编撰了《中国古代散文专题》《先秦两汉散文专题》《先秦两汉文导读》《先秦两汉文选》（均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等教材，我主要负责先秦部分的编写。
此外，我还撰写了《中国分体文学史（散文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主编了《文心雕龙今译》（西南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山水的启迪：中国古代散文的人文情怀》（天地出版社2004年版）《经史百家杂钞今注》（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等，成果颇丰。
三、 附录学术简谱（1978年至2022年）
熊宪光，自号亦说，1942年生于重庆。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历任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副会长，重庆市古代文学学会会长，重庆市首届学术技术带头人，重庆市古籍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自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兹将40余年之学术经历及著述，采取以年系文的方式，择要编为简谱，以便观览。
1978年
10月，作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学习，师从郭预衡、启功、聂石樵、邓魁英、韩兆琦等先生，本届同学共9人。
1979年
9月，进入毕业论文撰写时段，选定亦文亦史的杰作《战国策》为研究对象，导师确定为郭预衡先生。
1980年
9-10月，与研究生同学万光治、赵仁珪、林邦钧、樊善国结伴出京游学，经西安、成都、重庆，过三峡，到岳阳、长沙、武汉、上海、杭州、无锡、南京等地，游览壮丽山河，参观著名高校、博物馆，开阔眼界，增广见闻。
▲三峡风光
12月，论文《也谈〈战国策〉新标点本的一些问题》经学兄蓝棣之推荐，发表于《四川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此即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1981年
1月，论文《也辨“越明年”》（与柴剑虹合作）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同月，论文《王安石的文学观及其实践》发表于《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1年第3期全文转载，《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2年）摘要简介。
3月，读书札记《说长道短》发表于《北京晚报》1981年3月3日第3版“百家言”。
6月，毕业论文《<战国策>的思想倾向和文学成就》顺利通过答辩，答辩委员会由范宁、聂石樵、邓魁英、韩兆琦和导师郭预衡先生组成，范宁先生任主委，其后获颁硕士学位。
11月，毕业分配回家乡重庆，在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学报编辑部任编辑。
▲西南师范大学旧址
1982年
3月，论文《论〈战国策〉的语言艺术》发表于《四川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2年第9期全文转载。
7月，论文《读刘基〈郁离子〉》发表于《重庆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2年第20期全文转载。
同月，论文《论〈战国策〉的思想倾向》发表于《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历史学》1982年第7期全文转载。
10月，编译《<郁离子>寓言选》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次年12月第2次印刷，共印6.5万册。
11月，论文《〈战国策〉中的人才论》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6期。
12月，论文《刘基之死》发表于《大庆师专学报》1982年第3期。
1983年
3月，毕业论文后半部分《论〈战国策〉的文学成就》被选入《研究生论文选集（中国古代文学分册）》，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文先后荣获四川省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1984年首届社科优秀成果奖四等奖。
6月，经学兄敖忠、夏树人介绍，加入重庆作家协会为会员。
1984年
4月，人物评传《子产治郑》发表于《文史知识》1984年第4期，后收入《中华人物志》，由中华书局于1986年7月出版，台湾国文天地出版社1989年再版。
同月，赏析文《说〈叔向贺贫〉》,收入《中学语文新篇目试析》，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6月，论文《先秦政论文略论》发表于《四川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4年第17期全文转载。
8月，应邀赴吉林长春，出席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并为创会会员。
10月，读书札记《读〈战国策〉新校点本札记》，发表于《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增刊。
12月，论文《王安石确曾“轻”韩愈——与吴小如先生商榷》发表于《大庆师专学报》1984年第4期。
1985年
1月，调入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任教。
5月，评介《谈〈诗经〉中的爱情诗》发表于《语文》1985年第1期。
9月，应邀赴四川大学出席全国首届宋代文学讨论会。
1986年
1月，评介《话说先秦散文》发表于《语文》1986年第1期。
4月，论文《〈邹忌讽齐王纳谏〉三议》发表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7月，应聘担任四川省普通高考评卷指导委员会“语文科”委员，1987年、1994年继续应聘担任此职。重庆市直辖后，从1997年至2004年，连续8年应聘担任重庆市普通高校评卷指导委员会“语文科”委员。
同月，读书札记《关于〈史记〉的两处标点》发表于《天府新论》1986年第4期。
12月，参编《古典文学三百题》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撰写关于《国语》和《战国策》、皮日休及陆龟蒙小品文以及《晏子春秋》等三题，此书多次重印。
1987年
3月，论文《〈战国策〉寓言论》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6月，编译《先秦政论文选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9月，赏析文《读韩愈〈圬者王承福传〉》发表于《语文》1987年第5期。收入《韩愈诗文名篇欣赏》，由巴蜀书社1999年9月出版。
12月，经四川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批准，晋职为副教授，并经校学术委员会批准为硕士研究生导师，开始招收硕士生。
同月，开始担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和学科及硕士点带头人，直至2003年5月退休卸任。
1988年
4月，专著《战国策研究与选译》由重庆出版社出版。1991年荣获重庆市人民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同月，《关于〈晏子春秋〉》原载《古典文学三百题》，被《中国文学》（英文版、法文版）1988年第2期译载。
7月，论文《〈唐且不辱使命〉的文学特征》发表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12月，参编《中国儒学辞典》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承撰27条。此书于1989年荣获中国图书奖。
1990年
3月，参编《<诗经><楚辞>鉴赏辞典》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撰写贾谊赋2篇。
1991年
4月，参编《中国古代文化知识辞典》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任编委，负责文学及学术部分辞条的撰写。1994年荣获重庆市人民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7月，论文《略论〈吕氏春秋〉》发表于《石家庄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1992年
5月，编撰《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先秦卷）》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6年5月加印，2000年8月出再版。2007年4月经修订后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先秦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
同月，论文《说“长短”》发表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古籍整理与研究专刊。
7月，论文《荀文简论》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8月，编撰《中国古代文学简史（先秦章）》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5月再出修订本。
12月，经四川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批准，晋职为教授。
1993年
1月，论文《〈逸周书〉的文学价值》发表于《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10月，荣获国务院颁发证书，为了表彰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做出的突出贡献，决定从1993年10月起发给政府特殊津贴。
同月，领衔申报教学成果《多层次有特色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荣获四川省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2月，论文《〈离骚〉：诗人的自觉与主体意识的张扬》发表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古籍整理与研究专刊。
1994年
6月，读书札记《朱元璋训诲大臣子弟》发表于《历史大观园》1994年第6期。
9月，论文《〈国语〉风格, 南北异趣》发表于《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3期。
12月，论文《〈韩非子〉略论》载《传统文化与古籍整理研究》，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5年
10月，论文《中国古代旅游文学源流论》发表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6年第2期全文转载。
同月，主编《经史百家杂钞今注（上、中、下）》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与蓝锡麟合作主编。1996年12月荣获重庆市人民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12月，《中国历代散文精品（上下）》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郭预衡主编，熊宪光、林邦钧分别编注上下册。
1996年
1月，主编《文心雕龙今译》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同月，应邀赴首都师范大学出席中国古代散文学会成立大会，被推选为理事。
1997年
1月，论文《纵横家之兴考辨》发表于《文献》1997年第1期。
3月，评注《唐宋八大家文集-苏洵文》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5月，论文《论纵横之文的基本特征》发表于《大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7年第2期。
7月，论文《“纵横”流为侠士说》发表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1998年
1月，读书札记《说语录》发表于《重庆晚报》1998年1月18日副刊。
3月，论文《“纵横”流为文士说》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8年第7期全文转载。
4月，专著《纵横家研究》由重庆出版社出版，1999年荣获全国城市出版社优秀图书二等奖，2001年荣获重庆市人民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此专著为原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7月，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共四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撰写“先秦编”。教育部教高司函{1999}49号文重点推荐为全国通用教材，1999年11月荣获华东地区第二届古籍评奖特等奖。
同月，论文《〈庄子〉命名艺术试探》发表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此文与陈劲合作。
8月，选注《先秦散文选注》及《汉魏六朝散文选注》由岳麓书社出版。
10月，论文《论纵横家举贤使能的人才观》发表于《重庆师范教育》1998年第5期。
11月，赴湖南师范大学出席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论纵横之文的基本特征》。
1999年
1月，论文《论纵横家的衰落》发表于《涪陵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
4月，论文《何不改称“巴渝文学史”》发表于《涪陵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
5月，重庆市古代文学学会在西南师范大学成立，被推选为会长，并任法人代表，直至2018年卸任。
同月，论文《据实构虚着笔对面——〈诗经·魏风·陟岵〉的艺术特色》发表于《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3期。
11月，论文《论纵横家的辩证法思想》发表于《川北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12月，论文《“鬼谷”解》收入《新国学》第一卷，由巴蜀书社出版。
同月，荣获1999年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高等师范院校优秀教师奖三等奖。
2000年
4月，应邀出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佛山大学在佛山举办的“全国部分高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教材编写学术研讨会”。
同月，应邀出席复旦大学主办的“首届全国高校中国古代文学科研与教学研讨会”，提交论文《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教材建设的几点思考》，并以《关于当前学术评估的几种倾向》为题作大会发言。论文《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教材建设的几点思考》收入《第一届全国高校中国古代文学科研与教学研讨会论文集》，由上海三联书店于2003年12月出版。
7月，论文《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教材建设的几点思考》发表于《大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0年第3期。
同月，论文《关于当前学术评估的几种倾向》发表于《涪陵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
9月，论文《自主自觉自省自立——〈诗经·卫风·氓〉意蕴新探》发表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此文与王亚琴合作。
12月，主编《古今逸史精编》（共四册）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荣获2001年全国城市出版社优秀图书二等奖
2001年
1月，书评《〈中国散文史〉：丰碑与启示》发表于《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1期。
7月，《中国分体文学史（散文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撰写上编1-5章。
8月，赴山东聊城大学出席中国古代散文第四届国际研讨会，提交论文《苏洵与“纵横”》，收入《中国古代散文第四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由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此次会上，被增选为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副会长。
同月，书序《为大巫山文化传神写照》载任桂园著《大巫山文化》，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12月，书评《〈巴蜀散文史稿〉：开创性的成果》发表于《渝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2002年
4月，论文集《文史论稿》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荣获2003年全国城市出版社优秀图书二等奖。
▲熊宪光《文史论稿》
5月，论文《苏洵与“纵横”》发表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7月，经专家评议委员会通过，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重庆市人事局审定同意，批准为重庆市首届学术技术带头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
7月，《先秦两汉散文专题》（撰先秦史传）及《先秦两汉散文专题作品选》（撰先秦散文）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乃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的专升本教材。
9月，荣获渝盟教育奖励基金一等奖。
10月，《重庆市2002年高考作文精选精评》（与刘明华合作主编）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12月，注译《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老泉文钞》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重点规划项目。
2003年
1月，点校《水浒传（上下）》、《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醒世恒言（与王广福合作）》，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3月，论文《“纵横”流为谋士说》发表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同月，书序《新精美妙的启蒙教材》（载《儿童古典文学启蒙》）发表于《师资建设》2003年第3期。
4月，论文《巴渝词鸟瞰》发表于《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3年2期，此文与宁登国合作。
5月，办理退休手续，又继续返聘5年，任教至2008年7月正式退休。从1987年至2008年共培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生14届33名，此外，指导教育硕士9届20名，高师硕士2名。
5月，论文《语文应界定为汉语言文学》发表于《师资建设》2003年第5期。
7月，《2003年高考作文阅卷场报告》（与刘明华、左瑞林合作主编）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12月，《中国古代文学史简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撰写“先秦章”。
2004年
1月，受聘为西南师范大学第五届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聘期3年。
3月，专著《巴渝诗词歌赋》（与王广福、宁登国合作）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同月，论文《巴渝诗鸟瞰》（与王广福合作）发表于《涪陵师院学报》2004年第2期，
7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编撰“先秦诗文”及“魏晋南北朝诗”。
8月，人物评介《郭预衡教授：成就卓著的文学史专家》发表于《高校理论战线》2004年第8期。
9月，主编《山水的启迪：中国古代散文的人文情怀》（与李丽合作主编）由天地出版社出版。序文《古典精华，人文之光》发表于《师资建设》2005年第2期。
11月，论文《奇文〈楚王死〉与战国纵横术》发表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12月，专著《战国策研究》（修订本）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2005年
4月，编注《中国三峡竹枝词》（与王广福、蓝锡麟合编）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中国三峡竹枝词》（熊宪光、王广福、蓝锡麟合编）
7月，悼念文《痛悼启功师》发表于《重庆晚报》2005年7月6日第3版。
同月，赴武汉大学出席第五届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苏秦、张仪纵横说辞探研》。
9月，“整体建构多层面中国古代文学史系列教材”荣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郭预衡领衔，6人获奖，熊宪光排名第二。
11月，“创建《中国古代文学精品课程》的探索与实践”荣获重庆市人民政府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三等奖，刘明华领衔，4人获奖，熊宪光排名第二。
12月，序文《志在高峰不懈登攀》，载何宗美著《古代文学散论》，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2006年
7月，论文《苏秦、张仪纵横说辞探研》发表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10月，论文《〈周易〉与传统文化》发表于《师资建设》2006年第5期。
11月，论文《话说〈周易〉》发表于《中学语文教学参考·学语文》2006年第11期。
2007年
3月，论文《“纵横”流为文士说》《〈国语〉风格，南北异趣》《纵横家之兴考辨》选入西南大学文学院编《古代文学论丛》，由中华书局出版。
7月，序文《文化视野中的〈庄子〉寓言研究》载蒋振华著《〈庄子〉寓言的文化阐释》，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8年
2月，《中国古代散文专题》（撰写先秦散文及先秦作品选）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全国高等院校本科及专升本教材。
10月，评介《整体建构多层面中国古代文学史系列教材》发表于《师资建设》2008年第5期。
2009年
3月，读书札记《话说鬼诗》发表于《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2期。
7月，经重庆市古籍保护工作局际联席会议审定，受聘为重庆市古籍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12月，受聘为西南大学第一届研究生教育指导专家委员会委员，聘期5年。
同月，读书札记《钟云舫写歌讽“五毒”》发表于《重庆晚报》2009年12月23日《夜雨》副刊。
2010年
3月，论文《〈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的说辞艺术》载《中国古代散文艺术二十四讲》（为其第三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8月，悼念文《“散文有史，创建首推君”——追念恩师郭预衡先生》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19日总第116期第15版“学林”。
9月，悼念文《丰碑永在，典范长存——痛悼恩师郭预衡先生》发表于《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8期。
11月，悼念文《亦师亦父——记恩师郭预衡二三事》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2日总第135期第19版“后海”。
2011年
3月，读书札记《务出己见为至文—读苏洵〈仲兄字文甫说〉〈名二子说〉》发表于《古典文学知识》2011年第2期。
2012年
3月，论文《一组震撼人心的讽世歌——读钟云舫〈火坑莲〉》发表于《古典文学知识》2012年第2期。
2014年
2月，《先秦两汉文导读》（与韩兆琦、阮忠合著）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全国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材。
▲《先秦两汉文导读》（熊宪光、韩兆琦、阮忠合著）
6月，《先秦两汉文选》（与韩兆琦、于东新合作编注）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全国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材。
自2014年10月22日至2015年1月7日，《重庆晨报》副刊开设“熊宪光专栏”，以“文化寻根”为主题，每周一文，共发表10篇文章，依次是：《文化寻根说先秦》《〈周易〉与传统文化》《鉴往知来的史家传统》《儒学宝典〈论〉〈孟〉〈荀〉》《老子之“道”与庄子之“逍遥”》《时称“显学”的墨家》《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子〉》《争鸣天下话纵横》《瑰玮宏博的〈吕氏春秋〉》《辉耀后世的〈诗〉〈骚〉》。
2015年
2月，论文《传统文化与人文素养》发表于《师资》（传统文化版）2015年第2期。
3月，论文《值得珍视的朱元璋口语实录——读刘仲璟〈遇恩录〉》发表于《古典文学知识》2015年第2期。
5月，修订本《经史百家杂钞今注（上、中、下）》（与蓝锡麟合作修订）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荣获第十九届（2015年度）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二等奖。
6月，书评《解析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侠义基因——读蓝锡麟〈先秦大侠义〉》发表于《红岩特刊·重庆评论》2015年第2期。
2016年
1月，经重庆市政府116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受聘为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2018年
3月，受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文化委员会聘请为《巴渝文库》专家委员会成员。
2019年
12月，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战国策》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应邀担任“审订”。
2020年
3月，论文集《亦说文稿》列入“雨僧丛书”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熊宪光《亦说文稿》
10月，学术札记《漫议治学传统与治学方法》发表于《太原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12月，论文《巴渝诗的独特风貌》发表于《重庆艺苑》2020年年刊。
2021年
5月，《点评赵义山〈蜀道难〉》载《当代蜀诗点评初集》，由时代出版社出版。
2022年
4月，受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聘请为第二批重庆历史名人遴选专家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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