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http://xhslink.com/KfpqYu[1]
2023/10/13 乡村四时令周刊 第六十四期
这里记录每周值得分享的乡村建设内容
欢迎提交投稿或推荐内容
乡
村
观
察
/01/
话题
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大量新工人涌入城市，追寻着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机会。然而，由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限制，新工人在城市的生活并不稳定，也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同时，由于农村生活的日益凋敝，许多新工人的家乡也变得不宜居，让他们更加难以选择回乡生活。他们中的很多人陷入了一个无法解脱的困境：在城市待不下，却又无法回到农村。
一方面，很多新工人在城市打工，但他们的职业并不稳定，而且很多人没有社会保障。据调查，新工人平均一到两年换一次工作，而且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只有16.7%的人有养老保险，只有26.2%人有工伤保险。虽然一些城市为新工人提供了一些住房和医疗方面的保障，但是覆盖面仍然比较窄，难以满足新工人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城市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新工人在城市生活，但是他们在城市买不起房子，一部分人支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甚至借钱在老家的镇上买了房子，或者在村里盖起了房子，但是，那是一个回不去的“家”，因为必须在城市打工才能维持生活。他们是城市中的“影子市民”。
另外，许多新工人结婚并有了子女，但由于城市公立学校学位紧张，这些新工人的子女很多不能在城市入学。这些孩子只能留在老家，由祖父母抚养照顾。还有一些孩子干脆长年学习和生活在寄宿学校里。而那些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则被称作“流动儿童”，这个名字好像预示着他们将要重复父母的命运。他们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没有时间照顾他们，他们必须在陌生的城市环境中寻找自我、探索未来。这些孩子们不仅要适应不同的环境和文化，还要承受着分离和孤独带来的痛苦。而当他们面对新的机遇时，他们也必须像父母一样做出艰难的选择：是留在城市继续追梦，还是回到老家继续平凡的生活？
除了生活上的困境外，新工人在城市还面临着文化融入的问题。由于语言、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新工人往往难以融入城市社会。一些城市居民对新工人存在一定的偏见和歧视，导致新工人在城市中受到不公平待遇和排斥。此外，新工人在城市中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往往感到孤独和无助，这也加剧了他们的心理压力和不稳定性。
随着时间推移，新工人的处境可能会有所改善。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希望解决新工人的问题。比如一些城市为新工人提供了一些住房和医疗方面的保障，还有城市的职业培训项目也为新工人提供了技能提升的机会。另外，社会观念也在逐渐改变，城市居民对新工人的认识更加全面和客观，对他们的接纳程度也在不断提高。这些因素都有助于新工人在城市找到更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同时也降低了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难度。
列斐伏尔提出了“进入城市的权利”这一概念。接近城市权利的具体内容，它要求人民有住进城市，在城市活着，并快乐活着的权利。有住的起的房子，孩童能够有适合的教育，能享受公共设施，靠谱的大众运输等等。以及，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市民广场”，让所有的“影子市民”可以参与演出的广场，去辩论与争辩。
王啸寒
2023.10.12
/02/
图·想
车[2]
1
2014年2月28日，云南省砚山县城郊。面包车是一家人讨生活的工具。
乡宴[3]
2
在乡村中遇到孩子满月、老人过寿或者是婚丧嫁娶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事情，都要举办宴席，宴请四乡八邻的亲朋好友，照片记录着乡宴上后厨朴实丰盛的食物和忙碌的人们。
碾场[4]
3
在西北地区，农民们在收割麦子之后在平坦的空地处通过重物碾压，最后收获谷物的一种方式。但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务农人员的减少，麦收时节，这种传统的劳作方式正在慢慢成为历史记忆。
言
论
观
点
在传统社会中，农民最为根本的本体性价值追求是传宗接代，延续生命的意义，农民最担心的是香火不继。一旦传宗接代不存问题，农民就会有更多的追求和更大的事业心，比如追求财富、声誉等。而一旦断子绝孙，人生就不再有希望，也不再值得期待，今朝有酒今朝醉，现世的享乐就变得重要。在当代中国农村，因为现代性因素的持续冲击，以“传宗接代”作为基本诉求的传统的本体性价值追求，已经或正在被证明是不正确的，荒谬的，至少是愚蠢的。中国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就被动摇了。一旦缺失本体性价值，农民就更加敏感于他人的评价，就十分在乎面子的得失，就会将社会性价值的追求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贺雪峰《当代中国乡村的价值之变》
在中国传统的“再分配社会”中，权威的、强制性的命令权力的统治和依仗利益的、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统治合为一体，更准确地说，后者被合并到了前者之中，成为前者的一部分。国家将财产权合并到行政权中，从而在此基础上实现对社会的统治。国家既是具有权威和强制性命令权力的统治者，同时又是财产所有者。“国家”既是一个政权概念，又含有财产所有权之涵义。国家统治的最大特征即是政权和财产权的合一，是市场交易权力和行政命令权力的合。通过分离的二者被紧密地耦合在一起。因而这种国家不同于过去人们所谈论的任何形式的国家。
——李汉林 李路路：资源与交换：中国单位组织中的结构性依赖
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呈现的是一个总体性的社会结构,个人被置于各类国家机构的严密统辖之下,国家主导、控制和掌握就业资源,个体缺乏职业自主权和自主意识。特别是作为高度制度化的庇护者与受庇护者的庇护关系形成的基本单元,单位制强化了国家对职业的统一编排和调控,单位功能也与社会功能开始叠加,甚至延伸至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57)。这个过程建构并强化了转型前中国“全能主义”的国家形象。改革以后,随着单位制的逐步消解和市场、社会、社区等中间要素开始生长起来,毕业分配制度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转型。
——赵晔琴：从毕业分配到自主择业：就业关系中的个人与国家
最近几年的拆迁制造出的“景观”是“废墟”。这种废墟在小村具有双重意义：它一方面是真实的、景观意义上的废墟。任何人走进小村的老村，满目所见就是废墟。另一方面则是政治的“废墟”，即正式政治势力离弃村庄。之前提到，自从2010年5月拆迁以后，小村的正式组织——村委会、党支部和村民小组组长都随着签订拆迁协议和交出房子离村而去。从政府和开发商角度，小村将被制造成一个不可居之地，将变成“脏乱差”的地方。“制造不可居”的目的是为了加剧村民的离弃心理，从而较快地完成拆迁。“我家人-党支部”网络随着签字和交房被拔走，过去几十年随着国家深入而形成的“传统”也随之而去。
——朱晓阳：乡绅、“废墟”和自治
“空间作为商品”与空间的确权紧密相关。只有确定空间的所有权、支配权、收益权等，空间商品才能够在市场上流通。“空间确权”成为过去 30 多年间中国空间生产的一个基本内容。某种程度上，“城乡规划更倾向于是一种界定空间产权、推进交易发生和降低交易成本的政策与空间实践（如果我们把城乡规划看成是对空间私有财产和公共财产的公共管理，城乡规划必须使得这些空间财产保值、增值）。……虽然本身不能独立界定产权，但城乡规划却是整个'空间作为商品’生产链条和交易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杨宇振：空间与日常生活：两种生产模式及其问题
乡
建
项
目
「塘马村村民中心」
/01/
项目标签
设计团队：任天建筑工作室
项目地址：江苏省溧阳市别桥镇塘马村
设计年份：2017.07-2018.07
场地面积：900平方米
建筑面积：960平方米
/02/
项目背景
塘马村地处于溧阳市西北别桥镇，是规划布局中的田园特色村。村庄北邻溧阳第四大水库—塘马水库，依托扬溧高速进行南北向及外阜联系，处在江浙皖一小时通勤圈内，区位优势明显。项目场地原为塘马小学，现改为塘马村委，紧邻村庄主干道，同时作为日益发展的村庄门户空间在村庄整体形象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如何打造一个既满足当地人民需求又可作为村庄名片的社区中心是设计需要面对的挑战。[5]
/03/
项目图片
南区航拍图
游客中心入口夜景
南区庭院
廊院
https://www.gooood.cn/community-center-in-tangma-village-liyang-by-atelier-rentian.htm
↑原文网址
乡
村
案
例
「瑞士·瓜尔达」
/01/
乡村简介
人口只有两百人不到的瓜尔达，名列“瑞士美丽乡村”，也是瑞士文化遗产保护地区，居民中有六成说着古老的罗曼什语。村名瓜尔达（Guarda），在罗曼什语中据说是“看”的意思。海拔1653米的瓜尔达被认为是下恩加定地区最值得观赏的山村，整个村庄就像一个历史博物馆，只有乘坐邮车才能到达。幽静的村庄以广场为中心，长度只有200米，但美丽的景色令人难忘。瓜尔达早于1975年就获得了瑞士专为表彰保护历史建筑作出贡献的瓦克奖，村子里，那些建于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的建筑，几乎都用“苏格拉费蒂”做装饰，非常漂亮。[6]
https://www.sohu.com/a/416640936_395856
↑原文网址
/02/
自然风光
学
术
乡
村
/01/
书籍推荐
《革命与历史》
作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01
阿里夫·德里克，美国俄勒冈大学“耐特社会科学讲座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革命史的研究，《革命与历史——中国主义马克思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等著作奠定了他在西方学界的中国研究权威学者的地位。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他更将其理论撰著的领域扩展至后殖民批评与文化研究。《革命之后：警惕全球资本主义》、《后殖民氛围》等著作令其跻身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界重量级学者的行列。
当“唯物史观”（或者如马克思在描绘其历史观时所用的--“历史的唯物主义概念”）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中国思想界的时候，它对于中国历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因其在起源上外在于中国思想而有丝毫的减弱。在中国这个新的语境中，主义马克思的历史编纂将“中国的过去'的概念革命化，代表了一种将历史植根于社会结构之上的前所未有的使命。20世纪30年代，一个明显的主义马克思社会经济历史倾向的增长导致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优势地位。这种趋势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在持续着，在官方的支持下，唯物史观垄断了历史学术领域；而且同样意义重大的是，它使广大中国人民沉浸于历史的意识之中。简言之，唯物史观代表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共产主义革命剧变在思想领域的对应物。
本书以1920—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为中心，在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下，对主义马克思史学在中国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阐明了其时主义马克思史学家在运用主义马克思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以及他们对其时中国的革命性大变革的专注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的。作者认为，尽管这些主义马克思史学家在学术上存在着应受责难的瑕疵，尽管他们经常是在粗糙地运用主义马克思的概念，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却是持久的。无论如何，主义马克思史学的兴起，是由其时中国的思想和政治背景所塑造和决定的。因此，主义马克思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召力，主要并不在于如列文森所指出的是对“历史”与“价值”的矛盾作出了回答，而在于它对中国革命的问题提供了答案。[7]
/02/
专栏人物
王宜昌
王宜昌（1910-？），别名王季子，笔名凌空、倪今生。1910年出生于四川省长宁县，少时入私塾，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8]1927年于国立成都大学读预科，他思想激进，擅于写文，由于抨击时政而触犯当局，被迫离开成都大学。[9]于1930年抵达上海，旋即组织起“国立成都大学旅沪同学会”，并创办会刊，以“凌空”为笔名撰写创刊词和其他重要文章。[10]在共产党员、国立成都大学教师杨伯恺的介绍下，王宜昌进入以译介马列书籍为主的辛垦书店工作。他从1931年初开始就投入到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史短论》、《中国社会史论史》、《中国奴隶社会史》、《中国封建社会史》等四篇富有影响力的长文。1932年后王宜昌到过重庆、南京等地，主要以教书为生。[11]1935年初再度北上[12]，在北平民国学院经济系教书的同时[13]，还在《文化批判》、《中国经济》、《食货》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例如《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论》、《中国农村之诸革命》、《论小农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等。建国后，王宜昌留在大陆，被归为“托派”，因政治派别的牵连受到学术上的批判，直至近年来才转向客观的评价。[14]
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一方以钱俊瑞、薛暮桥等人为代表，以《中国农村》为阵地，被称为“中国农村派”；另一方以王宜昌、张志澄、王景波等人为代表，以《中国经济》为阵地，被称为“中国经济派”。争论的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方法，二是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王宜昌在《益世报》“农村周刊”上发表《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一文，强调生产力研究的重要性，点名批评《中国农村》注重生产关系的研究方法。农村经济研究者在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时，设定问题，尽量从科学的根本问题着手；调查研究时，尽力按照科学理论划定范畴；编制统计资料时，力求统计能正确的表示一个问题的各个方面。[15]在对生产力角度的关注下，他提出中国现阶段农村经济问题的核心是资本分配问题，“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与其规模大小的分划，使我不能再以土地问题为农村经济问题的中心，而是资本问题为中心。”[16]
以王宜昌为代表的中国经济派学者认为中国农村经济已是资本主义性质，他们强烈反对“中国具有半封建性质”的观点。王宜昌从土地、农民、农业三个方面出发，深入探讨了中国农村经济的资本主义特征。首先在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形态与租佃关系上、地租与土地交换中“寻找中国农村经济制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及其程度”。[17]其次，他认为当时农村经济中存在着地主和农民两大对立的阶级，农民因为农村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进而从封建的等级中脱离出来，分裂转化成资本制的阶级。[18]第三，王宜昌强调中国农村被纳入国内和国际的资本主义市场，“提供给资本主义工业原料而销售其生产品，愈加破坏了副业，减少了资金。商业的农业和国际上的农业分工，使中国和世界相互依赖。”[19]
王宜昌在1930年代参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时应是纯粹的学者身份。[20]作为运用主义马克思唯物史观进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他指出“历史科学底法则，主要是由马恩二氏发挥的。我们在理解和运用时，都是根据二氏的著作。我在运用此法则时，是系统地考究过文献；在引用文献时，也注意他所能证明的程度……如果刘兴唐君不能把马恩的历史科学系统理解以超过我的理解时，则四段论的'王宜昌史观’，怕不会跑出唯物史观之外去吧。”[21]他的对手们，即论战的大多数参与者，也运用了这一法则。美国的阿里夫·德里克在《革命与历史》一书认为王宜昌与1932年之后的陶希圣“在力图建立中国社会发展与欧洲发展之间的正相对应关系方面，比其他中国主义马克思史学家走的都要远”“是不将帝国时期的中国社会视为一个无差异的整体而又能对其作出系统地论述”。[22]
现实上海与后方的恶劣关系[23]
理想的上海与后方的关系[8]
战时物价统计[24]
2023.10.12
董姝婧
最
新
资
讯
01
耕地恢复政策的实践悖论——耕地只是“数据上的恢复”，抛荒依然存在
↑点击链接进入原文查看
02
国务院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点击链接进入原文查看
0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等
↑点击链接进入原文查看
相关链接：
[1]封面图https://tuchong.com/253549/6061858/
[2]https://mp.weixin.qq.com/s/yy16Iw5gxe5_RrO5UjbUqQ
[3]http://xhslink.com/BGX2ov
[4]http://xhslink.com/8kZ2ov
[5]https://www.gooood.cn/community-center-in-tangma-village-liyang-by-atelier-rentian.htm
[6]https://www.sohu.com/a/416640936_395856
[7]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228042/
[8] 王宜昌，《读书与我》，《读书季刊》，第１卷第１期，1935年
[9] 周辅成:《少年奋发有为 老来笑看风云》,《南方都市报》(广州版)2007年6月20日,第B 14— 15版
[10]《国立成都大学旅沪同学会会刊》第1期,1931年印行,国家图书馆藏,缩微号QK— 001351。
王宜昌:《为奴隶社会辩护》,《世界日报》 1934年2月21日,第10版;王宜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论》,《中国经济》第2卷第9期,1934年9月,第1页。
[11] 刘海鸥:《编辑的话》,《文化批判》第2卷第5期,1935年4月,第152页
[12]《二十五年度各科教授一览》,《民国学院院刊》 1936年第1期,1936年9月22日。王宜昌还在1936— 1937年该院院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1937年,民国学院出版了王宜昌主编的《北平庙会调查报告》一书。
[13]马郡. 王宜昌的学术思想研究[D].山东大学,2017.
[14] 王宜昌:《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中国农村》第1卷第6期,1935年｡
[15]王宜昌:《论现阶段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国农村》第1卷第10期,1935年｡
[16 ]王宜昌:《中国资本制地租》,《中国经济》(南京)第3卷第9期,1935年｡
[17 ]王宜昌：《从土地来看中国农村经济》，《中国经济》第３卷第１期，１９３５年。
[18] 王宜昌：《从农业来看中国农村经济》，《中国经济》（南京）第２卷第９期，１９３４年。
[19] 吴敏超.“中国经济派”考[J].近代史研究,2010(06):127-133.
[20] 王宜昌:《历史法则与其运用》,《文化批判》第2卷第5期,1935年4月,第8— 9页。
[21] [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主义马克思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第三章、革命和社会分析：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战），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22] 王宜昌，游资问题之正视（附图表），《革命斗争》，1941年，第2卷 第1期 ，3-8页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