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巴人
在历史记载中,“巴”既是地名,又是种族名,即居住于巴地的原住民自称或被称为巴人。到底什么是“巴”呢?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大体有以下几种看法:一是认为由于水流的形状如巴字,因此得名。《元和郡县志》卷34《渝州》条载:“(渝州):《禹贡》梁州之城,古之巴国也。阆白二水东南流,曲折如巴字,故谓之巴。”虽然这种记载最早见于已佚的汉代谯周所著的《巴记》,但其实不可信。道理很简单:人们是用巴字去形容阆白二水的,这就说明已经先有了巴字,后才有形容,因此不能本末倒置。二是认为因四川、重庆一带盛产芭茅草而得名。唐代司马贞《索隐》载:“苴音巴……或巴人、巴郡,本因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为巴也。”芭苴就是芭茅草。三是认为巴、坝谐音,巴字本意为坝,而四川、重庆一带的人都称平川为坝,所以有人认为巴人就是古代居住于平坝的一个民族。四是认为四川、重庆一带的人多称石头为巴,如巴岩石等,而最早的巴人有可能居于石穴,巴人因此而得名。五是认为古代巴人一支的图腾是白虎,他们称老虎为“老巴子”,甲骨文上的“巴方”就是“虎方”,因此,很可能巴人是因白虎图腾而得名的。六是认为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称,巴字象形蛇,巴为一种大蟒蛇,而古代巴人一支的图腾就是蛇,因此巴人是因蛇图腾而得名的。
我们认为,以上的前四种说法都有牵强之处,很可能都是已经有了“巴”,再用“巴”去修饰这些东西的。而第五种说法和第六种说法都是从图腾的角度去看巴的,因此可信度较高。第五种说法很可能是巴人分支后重新确立的图腾,这对白虎巴人而言,较为可信。第六种说法较为可信,其主要理由有二:一是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云:“巴,虫也,或曰食象蛇,象形”。其实古文字中的巴字就是蛇形。《山海经·海内南经》载:“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其蛇为青、黄、赤黑。”章太炎在《文始》中云:“《说文》无蟒字,盖本作莽,古音读如姥,借为巴也。”即使在今天的四川、重庆一带,民间还有认蛇为祖宗的习俗,如果家中发现了蛇,就烧香把蛇送走,并不伤害它。二是很可能巴人是伏羲的后裔,而伏羲氏就是以龙蛇为图腾的。《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始为巴人。”《路史·后纪》亦载:“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后照,后照生顾相,降处于巴,是为巴人。”太皞就是伏羲。可以认为,巴字就是根据蛇形而创立的,当地原住民不但称蛇为巴,而且巴蛇还是他们的图腾,因此,居住于该地的原住民自称或被称为巴人,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关于巴人的起源,也有几种主要的说法:一是根据《山海经》的记载,巴人的祖先是“太皞氏”(伏羲)。应该说,伏羲、女娲很可能原来是某个民族的神话人物,但后来演变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神话人物,所以,他们既有可能是巴人的祖先,也有可能是巴人后裔的一种附会,还有可能是后来的封建朝廷有意将各少数民族都纳入中原文化的正统体系之中,以利于统治。二是认为巴人是黄帝的后代。《华阳国志·巴志》载:“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这种看法大概与第一种看法差不多。三是湖南的学者多认为是在湘西土著先民的基础上,才诞生了后来的巴人和土家族。四是依据《太平寰宇记》、《世本》、《后汉书》、《华阳国志·巴志》等书中那段凡是研究巴人与土家族的人千百次引用的同样叙述,即:“廪君之先,故出巫蜒。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皆出于武落钟离山。”认为巴人是清江下游一带崇拜白虎的廪君种的后代。特别是今天的湖北长阳,他们就认为是巴人的发源地。其实,在那段著名的引文前,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廪君之先,故出巫蜒。”巫蜒应该是指巫山一带的一个少数民族,这就清晰地告诉我们:也许“巫”才是巴人的真正发源地,或者廪君的先辈是从“巫”迁徙而至长阳武落钟离山的,当然,也可把“巫”看成与长阳武落钟离山同时代的巴人遗址,但无论如何,长阳都难以割断与“巫”的联系。也许长阳不过是巴人君王廪君的诞生地和巴人原始社会后期父系氏族向早期奴隶制过渡的一个点而已。
总之,以上说法都值得推敲,因为在长江三峡及其周边的广袤地带,很早以前就是古人类的重要活动场所,这一地区发现了人类的远古近亲——巨猿和南方古猿。在巫山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人类——“巫山人”,“巫山人”生活在更新世早期,通过对伴生动物及地层的分析,其生活的时代距今约204万年;在与巫山很近且同属于一个自然单元的湖北建始发现了距今200—250万年的“建始人”,这些足以证明长江三峡地区是一块含蕴万物、天地化生的灵山宝地。也许三峡地区就是人类的摇篮,也许这里就是古猿迈向人类的起点,也许在三峡地区能够揭开早期人类活动的奥秘。这些发现,对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学说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挑战。因此,巴人很可能就诞生于广袤的巫巴山地,也许巫巴山地和鄂西山区就是南方文明之源。
据管维良教授研究,早期的巴人很可能是根据图腾的不同分为三支的:一支是大巴山、巫山一带的巴人,以巴蛇为图腾,称为龙蛇巴人。这支巴人在早期可能最强大,巴人就是以他们的图腾命名的。他们在发展中沿长江而下,在洞庭湖一带被后羿打败后,又由汉江退到今陕西汉中一带,这支巴人的大部分后来都融入到了汉族之中。二是长江三峡奉节一带的巴人,以鱼凫(鱼鹰)为图腾,称为鱼凫巴人。这支巴人沿长江上游西迁,后进入四川平原,很可能三星堆古文明与这支巴人就有联系。三是鄂西山区的巴人,以白虎为图腾,称为白虎巴人。他们一路西迁,一直到涪陵、重庆一带,他们不但建立了后来的巴子国,而且还逐渐成为了巴人的主体。
公元前316年,巴子国被秦所灭后,大批巴人纷纷进入长江以南的广大武陵山区,长江成了一道天然屏障。表面看来,一个强大的巴族消失了,这就是所谓的“巴人之谜”。实际上,巴人并未消失,他们在逐步地完成由“巴”到“土家”的转型。大概到唐、宋时代,以巴人为主体和核心,融入了武陵山区的原住民、濮人、僰人、乌蛮、板楯蛮和賨人、江西迁来的彭氏、汉人等,最终形成了土家族这一多元一体的单一民族。
巴国迁徙示意图
二、关于巴国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在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把中国国家的起源概括为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三类型。发展阶段的三部曲是:古国——即距今5000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基础上,中华大地纷纷出现的古城、古国;方国——大约距今4000年前,出现了比较成熟、比较发达、比较高级的国家,如夏、商、周,这就是方国;帝国———即秦及其以后的国家。与此相适应,其发展模式也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原生型——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文化等;次生型——中原、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续生型——主要是北方的草原民族。苏秉琦教授认为,这是中国万年以来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古代国家形成的一个系统完整概念。
运用苏秉琦教授的这一思想来研究古代巴国,完全可以勾画出古代巴国的发展脉络。据汉文文献记载和潘光旦先生的推断,可能在4200年前的夏代初年,在湖北长阳的武落钟离山出现了巴人的第一个君王廪君,这可能标志着巴人已进入父系氏族向奴隶制过渡的时代。应该说,这就是巴人古国的开始。巴人在鄂西长阳恩施一带都筑有“夷城”。从文化上讲,属于原生型文化阶段。由于巴人遭到楚的空间挤压,巴人被迫向西迁徙,最后大致定居于涪陵、重庆一带。到公元前1046年,巴人勇敢地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著名大战,并立下赫赫战功,随即受到周的分封正式进入方国阶段,这是巴人结束古国进入方国的分界线。《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这是关于巴人从古国成为方国的有文字记载的可靠信息,准确地说,这时的巴国应该叫“巴子国”了,其首都定在江州(今重庆)。巴子国的初期发展大约是从两方面展开的:一是围绕江州都城建立卫星城镇,如打败并收服濮人,占领古垫江,在这一过程中巴王与濮王同归于尽;将丰都作为养殖战马和牲畜的根据地;将涪陵作为巴王室的陵寝之地;在江津设立贸易集市;将阆中作为后方基地等。二是向三峡地区扩展,争夺盐源,并先后灭掉邓、庸等国。经过300余年的发展,大约到春秋中期至战国前期,巴子国达到鼎盛阶段,进入“七国称王,巴亦称王”的时期。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这时的巴子国疆域“其地东至鱼复(今奉节),西至僰道(今宜宾),北接汉中(今汉中),南极黔涪(今湘西、鄂西、渝东南、黔东北等地)”,几乎比中原的韩、赵、魏三国领土之和还要大。巴子国的衰亡是从公元前377年开始的,这一年,巴、蜀联合攻打楚国,被楚国打得大败,巴子国从此一蹶不振。公元前360年,巴子国又发生内乱,著名的巴蔓子将军英勇牺牲,国家栋梁随之倒塌。公元前339—329年,楚国大举进攻巴子国,涪陵、江州等地纷纷陷落,巴王只得逃到阆中继续苟延残喘。到公元前316年,巴子国终于被秦所灭,宣告寿终正寝。可以认为,巴人的古国阶段达3000余年之久,巴人的方国阶段达700余年,巴人是随着巴子国的消亡和秦帝国的建立一同进入帝国阶段的。
三、关于巴文化
文化(Culture),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但大体说来,文化就是人化。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文化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只指观念文化。哲学家张岱年教授综合认为,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体系,或者说是许多要素形成的有一定结构的整体系统。文化主要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思想、意识、观念等,思想意识中最重要的方面是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换言之,就是一定的人文精神,或者说,就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第二层是文物,即表现为文化的实物,它包括著作、文艺作品等“物”,也包括人工改造过的物质;第三层是制度、语言、习俗等。
巴文化,就是世代聚居于古代巴属领地上的巴人在自身的民族繁衍、发祥的历史进程中,创立并与汉文化、楚文化、蜀文化等融合而成的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区域文化形态,它是古代巴人及其巴属领地开发和进步状态的标志。可以认为,古代巴人是巴文化生成的民族主体,巴属领地特殊的自然环境是巴文化生成的自然基础,巴人在与外界的社会环境和内部的社会环境等合力之中,自然环境透过社会环境实现其作用力,最终创造出了灿烂的巴文化。
显然,巴文化赖以产生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属于西南山地区系,其文化类型也必然属于山地文化,这是巴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虽然在文化的生成机制中,自然环境不能起决定作用,但自然环境毕竟是文化的生成依托,也是该文化的制约因素,同时还是该文化的加工对象,所以,大凡一种文化的生成,必然深深地打上自然的烙印,必然表现出其自然的属性和特征。整个巴属领地都是高山大川,而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在这一地区的巴人,堪称是地地道道的山地民族,山地是他们聚居地的根本特征。巴人居住在山,耕种在山,烧伐在山,吃喝在山,交往在山。山,既是巴人的宝库和生成依托,又是巴人面临的十分险恶的自然环境,它给巴人带来了生活和发展的艰辛,因此,巴文化必然具有山地属性,或者说就是一种山地文化。
属于山地文化的巴文化,有其自身独特的结构。首先是价值观或人文精神,这是巴文化的核心部分,而“白虎文化”又是核心的核心。巴人以“良心”为其根本出发点,良心是其人性本体,在此基础上,又发展为“崇力尚勇”和“淳朴憨直”的阳与阴、刚与柔的两个方面,并且,这两个方面形成互补,阳刚之气与阴柔之美巧妙融合,刚柔相济,阴阳和合。所谓“崇力尚勇”,就是特别崇尚实力,天性劲勇,注重竞争,它的极端形式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从巴人的发展历史来看,崇力尚勇堪称民族之天性,它充分体现了巴人阳刚之气的基本人文精神。我们从巴人及其今天土家族的白虎图腾崇拜、骁勇善战、狩猎遗风、傩戏、摆手舞、尚武遗风等等民风民俗中,随处可见其崇力尚勇的基本人文精神。所谓“淳朴憨直”,即天性淳朴,朴拙淳直,毫无虚华,甚至“直”到近乎于“憨”了。这种人文精神体现了巴人的阴柔之美,它深深地带有原始社会的历史及其所处地理环境的痕迹。虽然崇力尚勇和淳朴憨直阴阳贯通、相辅相成,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两方面,可能最终还是以阳为主,可以说,巴人根本的价值观和人文精神是崇力尚勇,而淳朴憨直则略显次之。应该说,巴人的根本人文精神之所以如此,主要与文化的生成机制有关。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民族心理特质中的自然因素和人类体质以及生境结构中找到根据,如巴人世代居住在险恶的崇山峻岭中,显然,尚武的力量比起柔美的德性来说,就会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崇力尚勇应该是十分自然的现象。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巴人心理特质形成的社会因素,即巴人社会发展的各种内因与外因的条件,如当年巴人长期延续着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与渔猎采集的生产方式;巴国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洗礼,巴人既是堪与蒙古人比拟的能征善战的民族,又曾经遭到历代王朝的残酷镇压和围剿,这必然会不断地磨炼和培养巴人崇力尚勇的精神,并且成为巴文化的人文精神基础。其次是物质文化,这是指巴人加工自然生境和物质资料以满足自身各方面需要的产物以及加工工具等全部物质构成总和,如建筑中的吊脚楼;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饮食中的辣椒、蕨巴、腊肉等;服饰、西兰卡普;虎鈕錞于等等,这些都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巴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再次是制度文化,这是指整个社会的组织构成及其协调机制,主要包括巴人的社会组织、语言、风俗习惯等。从社会组织看,主要是巴人古国和方国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等,应该说,这既是巴文化中制度文化研究的重点,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从语言看,巴人既没留下文字,语言也基本消失,因此给研究造成了困难;从习俗看,巴人的习俗主要表现在白虎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婴儿诞生、婚嫁、老人寿辰、死亡等主要方面,应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很有成效的。
总起来看,巴文化体现了一种阳刚之气与阴柔之美融合统一的人文精神,但崇力尚勇是其基本的民族性格,它使巴人始终具有不畏艰难险阻、不畏强暴、勇于斗争、勇于反抗压迫、强健剽悍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犹如一根红线,始终维系着巴人的生存和发展。但巴文化所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也是有一定糟粕的,其主要缺陷就是阳刚太盛、阴柔不足,勇猛、憨直、力量有余,而略显德性、思辩、包容不足,这就有可能形成不太注重和谐、宽容,乃至养成所谓“窝里斗”的不良习气,也有可能造成规范意识淡薄的不良影响。还由于巴人所处地理环境的恶劣、封闭等,由此而形成的人文精神有可能具有狭隘和较封闭等特点,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当代人文精神的提炼、培育中不断地加以克服。
四、关于巴文化研究中几个观点的商榷
(一)“巴文化是巴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人认为:“巴渝文化应该是指以重庆为中心包括周边地区从古至今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巴文化是巴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因此巴渝文化既非仅指巴文化,也不单指重庆古代文化。巴渝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重庆人的骄傲。”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其实,只要我们从地域上弄清楚到底是巴大于巴渝,还是巴渝大于巴;是先有巴文化,还是先有巴渝文化,就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从地域看,在本文中我们已研究了巴处于鼎盛时,包括湘西、鄂西和汉水流域、黔东北、渝东南甚至四川、陕西部分地区在内的广大区域,显然,巴渝只是巴所属的渝水(今嘉陵江流域)一带,或者说巴渝属于巴的核心区域。实际上,巴比巴渝在地域上要宽泛得多,巴才是一个整体。从文化上看,巴文化源远流长,巴文化是伴随着巴人的诞生而诞生的,巴渝文化只是整个巴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今天讲巴渝文化,可能主要得益于两点:一是汉高祖刘邦对巴渝人和巴渝舞的评价;二是隋代设置渝州。其实在隋以前,重庆、四川的广大地区都叫巴郡,所以,我们觉得重庆没有必要从巴文化中割裂出巴渝文化来。当然,如果我们把巴渝作为一定时代巴的核心区域来研究,这是可以的,但我们在研究巴渝文化时,一定要清楚只是在研究巴文化的核心部分。如果我们企图用巴渝来取代巴,用巴渝文化来取代巴文化,甚至反过来说巴文化只是巴渝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否显得狭窄了些,重庆为什么不能以博大的胸怀把整个巴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呢?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该放开眼界,不要太局限于单纯的重庆这块地域。其实,在湘、鄂、渝、黔甚至四川都有相应的巴文化研究及其机构,我们应该携起手来,共同研究巴文化这一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巴渝文化起源于远古巫文化”
有人认为:“巴渝文化源于远古巫文化。古代巴人来自于巫山猿人,是中华远祖之一……巴渝地区拥有丰富的食盐资源和丹砂资源,这是远古先民赖以生存和繁衍的必需物质。……正是由于丰富的食盐和丹砂资源,形成了远古巫文化。巫文化是远古先民先进的文化形式,后来演进分化,长期影响着巴渝文化,因此巴渝文化来源于远古巫文化。”我们并不否认巴文化与巫文化的联系,也承认巫文化对巴文化的巨大影响,甚至还认为巫文化肯定是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认为巴文化或巴渝文化是起源于巫文化,这却是本末倒置,是错误的。其实,在这一观点的表述中,作者先说巫文化长期影响着巴渝文化(这是正确的),紧接着就说,因此巴渝文化来源于远古巫文化,这是什么逻辑,这无异于说文化产生文化。在本文中我们已分析过,一种文化的产生,离不开创立文化的主体——人,还必须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合力之中,才能产生文化。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必须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产生文化。因此,把巴渝文化的起源归于远古巫文化,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作者简介：周兴茂, 重庆邮电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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