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叶克飞 欧洲价值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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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多年无法结束的战争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疯狂的暴力行为与毁灭性灾难，包括饥荒和瘟疫，在德意志人乃至欧洲人的集体意识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据统计，当时德意志三分之一以上、将近二分之一的人口，直接或间接地因这场战争而死去。它几乎波及每一个人，即使是幸存者和死者遗属亦是九死一生，堪称近代死亡比例最高的战争。
撰文〡叶克飞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成了和平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主要内容是规定了战争或和平的决定权，这一点，无论是英国议会还是后来俾斯麦德国的国会均未曾有过……1648年被推翻的普世主义有了两个实际上的继承者：在多国制的欧洲建立独立国家，以及在帝国内建立联邦性质的双元国家制度。后者因负责跨教派的冲突调解，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战争的战争（1618—1648）：欧洲的国家建构与和平追求》中这样评价《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意义，毫不吝惜赞美。
数年前，我曾造访德国西北部名城明斯特。这座中世纪古城每逢周三和周六，大教堂广场上都有热闹的集市。
站在集市中，感受当地人的惬意生活，眼前的大教堂沐浴于阳光之下。当年，明斯特曾因这座大教堂以及其他教堂，有着“北部罗马”之称。法比奥·齐吉，也就是后来的亚历山大七世教宗，曾这样提及明斯特：“教堂的尖顶直插云霄，所有人都能听见那里回荡着的钟声旋律。”
不远处与大教堂塔尖比高的，便是始建于1170年，于1576年确立如今形貌的市政厅。这座市政厅在欧洲历史上非常重要，1648年，欧洲各国在此协商，签订了明斯特和约，这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一部分，也是三十年战争结束的一大标志。明斯特和约的另一个重要之处，则在于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正式承认荷兰为主权国家。
荷兰并非唯一。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是近代欧洲极具灾难性、后果极为严重的战争。它的导火索是1618年波希米亚人为反抗专制，将皇帝派遣的大臣扔出城堡窗户的“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这一事件打破了自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合约》订立以来长达60多年的帝国和平，战火一触即发。德意志诸侯各自站队，西班牙、丹麦、瑞典、法国乃至英国、荷兰和俄国均介入进来，或暗中资助代理人战争，或直接参战， 将一场只是帝国内部冲突的战争一步步升级为欧洲大战。
这场多年无法结束的战争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疯狂的暴力行为与毁灭性灾难，包括饥荒和瘟疫，在德意志人乃至欧洲人的集体意识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据统计，当时德意志三分之一以上、将近二分之一的人口，直接或间接地因这场战争而死去。它几乎波及每一个人，即使是幸存者和死者遗属亦是九死一生，堪称近代死亡比例最高的战争。
德国历史学者约翰内斯·布克哈特所著的《战争的战争（1618—1648）》，便是以全新视角聚焦三十年战争期间一次次和平尝试和一次次无限接近和平的时刻。
书名：《战争的战争（1618—1648）：欧洲的国家建构与和平追求》
作者：约翰内斯·布克哈特
译者：马绎
审校：孟钟捷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2月
定价：68元
在他看来，三十年战争并非宗教战争，而是一场“建构国家之战”，“建构国家”这一概念描述了近代最大的制度化过程。“因为那个时代仿佛国家的青春期，还没有什么已发育完成的国家，只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忠诚和政治构想，为了使它们愈加清晰，人们发动了战争。我们将额外的组织和机构化描述为国家，它毫无疑问位列近代欧洲尤其是17世纪的历史议程中。不过，那时一切尚在进行之中。”
在此之前，欧洲对于建立国家的途径并无定论，因此三十年战争可被视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尝试，从而明确合适的国家规模。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建构国家的基本可能，两者在这场“战争的战争”中彼此敌对，并斗争到底。
第一种可能是建立一个大一统国家，基于基督教、大帝国或君主政体等概念。第二种可能则是多国制。历史的进程告诉我们，第二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
在16世纪的欧洲，地图制作者们将欧洲展示为女性形象，也就是《女王欧洲地图》。这种传达政治信息的拟人地图极受追捧，也衍生了众多版本，但万变不离其宗。“若人们将地图向左旋转至水平，西班牙、意大利和丹麦半岛的地理轮廓则会依次出现在女王的头部和手臂处。彼时，欧洲尚被视为没有边界、只有零星地区描述的前国家整体。但是，在哈布斯堡的普世主义时代，西班牙始终是戴着王冠的头颅，而波希米亚作为首都则是身体中心，两者均位于最显耀的位置。”
而在三十年战争中，这两个地方恰恰是冲突的中心。
此时的欧洲，已产生多国制的萌芽。如瑞士和尼德兰，已渐渐脱离了遥远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普世统治。
但最让人震惊的，当属波希米亚人的表现。著名的“掷出窗外”事件说明，波希米亚人早已对教会、财政和军队进行了多年类似国家的行政管理。
它会自行行使税收权，也有丰富的自治经历。以布拉格为中心的它，与传统上属于波希米亚王室的几个邦——摩拉维亚与西里西亚等结成紧密联盟。而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恰恰构成了今日的捷克。
波希米亚联邦的草创文件中规定了上百条有关权限、职位、办公厅或国防等方面的要点和规则，已然具备了成文宪法的性质。
但世界上没有哪个政治强国会容忍几个邦就这么脱离帝国，哈布斯堡王朝也不例外。波希米亚人很快就明白，独立只能通过独立战争取得，建构国家的代价，是一场建构国家的战争。
可惜的是，波希米亚人失败了。但历史进程很难阻止，在欧洲大陆西方奋战的尼德兰人则取得了胜利。
正如布克哈特所言：
“这场战争重新建构了欧洲的战后格局，且将主权国家等国际法概念应用于近代国际关系并影响至今。”
只是，这场惨烈战争原本应该是一场“打不起来的战争”。书中也详尽分析了这一点，布克哈特认为，正是因为人们对建构国家发展路径的不确定，才被政治人物所利用，给欧洲带来了灾难。“外国宗教势力、帝国内部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几位和平倡导者的过早离世，都是触发这场原本打不起来的战争的原因。而大国们各怀鬼胎，或介入或干预，更 是让这场战争在时间与空间跨度上突破了可控之势。”
令人慨叹的是，即使在战争的进程中，战争主导者也未曾放弃和平的努力，只是已然徒劳。连战争策动者瓦伦斯坦都曾意识到有胜过战争的更优解。1629年，瓦伦斯坦签订《吕贝克合约》，为帝国赢得了一年多的和平休整期。此外，不少穷兵黩武的历史人物后来都转变为和平政治家，比如“铁血宰相”俾斯麦、挑起七年战争的弗里德里希和征伐土耳其的奥地利欧根亲王等。
瓦伦斯坦奠定的强大常备军，并未因自己的一度退隐和被刺杀而消失，而是成为了常备的国家暴力组织。这一模式也被沿袭，被视为避免战争的关键。但后来的历史证明，常备军也是一把双刃剑——“一个时刻备战、装备精良的国家可以通过威慑潜在对手来预防战争，但是，在几个同样强大的国家之间，常备军可能会招致彼此不断的实力较量。”
惨烈的三十年战争，本质也是一次对和平的追求，只是选择了错误的方式，代价也过于惨烈。
有人认为，战争仅是西方早期现代国家构建的必要工具，但要成为现代主权国家，所要解决的是民族利益的优先性问题。这种优先性主要表现为以现代国民为基础的法律体系与税收体系为特征的新形态国家治理体系，波希米亚恰恰印证了这一点。也正因此，暂时的镇压无法阻止历史进程，它终究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这种国家的构建条件与进程，也恰恰构成了三十年战争之后的欧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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