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境西南部约25公里有一个叫冶陶的小镇，小镇风景优美，而且地理位置好，所以在解放战争中期，晋冀鲁豫军区就曾设在这里。
1947年12月25日深夜，在晋冀鲁豫军区的一个房间里，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的徐向前站在大幅的作战地图前，地图上密密麻的红蓝图标显示了敌我双方的态势，在桌子上放着晋冀鲁豫军区运城前线指挥部发来的加急电报。电报主要报告了运城前线的战况：
运城战役已激战一周多，仍未攻克，特别是12月25日的早、晚两次总攻登城，均未奏效，部队情绪波动很大，一些前线指挥员甚至认为敌人顽强难打，要求撤出战斗。
我们先来看看战役的背景，1947年9月，已是解放战争的第二个年头，徐向前到晋冀鲁豫军区任副司令员时，也是我人民解放军发起战略反攻开始之际。当时晋冀鲁豫军区的主要任务有三：
一是配合和支援主力部队（刘邓大军和陈谢兵团）外线出击，挺进中原和豫西；
二是独立完成内线作战，围困和消灭山西境内阎锡山的15个正规旅；
三是实行土地改革，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支援战争。
此时，山西境内的敌人都盘踞在铁路沿线的大同、太原、榆次、临汾、运城及晋中地区的一些县城，已处在解放区的四面包围之中。位于晋南的运城，是南扼陇海铁路、潼关要冲及黄河渡口的战略要地。拿下运城，我军便封住了山西的南大门，既能解除陈谢兵团从豫西出击陕东的后顾之忧，又能切断山西敌人南逃之路，对牵制胡宗南部于渭北地区，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亦有积极作用。
为此，徐向前把目光瞄向了运城，经中央军委同意后，徐向前命令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的王新亭攻取运城，因在此之前，四纵和太岳部队曾攻打过一次运城，所以这次攻城被称为二打运城。
当时，我军技术装备很差，但部队打得非常顽强，1947年10月8日，就在我军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运城，准备总攻时，胡宗南将原拟调陇海路南的钟松部36师的4个旅突然撤回，北渡黄河增援运城。
中央军委和徐向前等立即根据敌情变化，紧急命令攻城主力部队主动撤围，开至平陆杜马一带打援。第二次攻打运城落空，这令攻城部队压力倍增，徐向前也感到压力很大，但是作为指挥员，徐向前认为部队作战很顽强，对部队以表扬为主，不能批评，他致电鼓励道：
“运城虽未攻克，但对部队锻炼甚大。”
如果运城打不下来，就无法打开山西的南大门，于是在1947年12月初，徐向前决定三打运城，当时恰逢王震率西北二纵队抵达晋南，休整待命。徐向前认为这是一支生力军。遂与王震商量，请该部参战，王震欣然同意。
作战方案经中央批准后，因为徐向前需要在冶陶参加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的土地改革会议，无法亲临前线，便组建了“晋冀鲁豫军区运城前线指挥部”，司令员王新亭，政委王震，负责统一指挥各参战部队。
当时城内外的守敌有胡宗南、阎锡山部及土顽一部，共1.3万人，但是运城工事坚固，经过一周外围争夺战，敌四大防御阵地均被我军摧毁，残敌逃入城中固守。这时，国民党又故伎重演，胡宗南部4个旅集结在黄河南岸陕州至潼关一线，企图渡河增援。
这一严重敌情一下又使我军陷入困局，很多前线指挥员要求撤出战斗以保存实力，晋冀鲁豫军区运城前线指挥部将情况报告给徐向前，请徐向前抉择，于是徐向前对着作战地图仔细研究战争形势，他得出三点结论：
一是从兵法上看这是第三次攻打运城，事不过三，如果这次打不下来，会给部队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而我军兵力相比之前增大了很多，即使撤出战斗后再次攻城也很难有新的力量加入。
二是从战略上看运城攻坚战只是解放山西的开始，如果运城还打不下来，接下来的仗就没法打了。
三是从前线现状看，国民党军被我军打击后损耗大，正是有利的攻占时机，否则敌军还会增加工事，加大攻占的难度。
作战指挥是敌我双方智谋和决心的较量，当晚徐向前下达了指示：
“须牢记一条：当你是最严重、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敌人最严重、最困难的时候，常常是你因困难而决心发生动摇的时候，恰恰正是敌人对胜利已感到绝望的时候。这种时机是最紧要的关头，这种时机决定于何方能坚持。何方能熬过这最后的五分钟，何方就能取得胜利。因此，我们要咬紧牙关坚持最后五分钟。”
在作战指挥中，往往指挥员的决心有多大，部队的决心就有多大，士气就有多高，“坚持最后五分钟”，很快统一了前线指战员的思想，鼓舞了他们的斗志和信心。经集思广益，决定在一天内由23旅在北门城墙根下完成坑道作业，采用坑道爆破办法，辟开进城之路。
最后攻城部队组织人员经过不停挖掘，终于在1947年12月27日拂晓前挖成了长5.5米、高1.5米的坑道和能容纳3000公斤炸药的药室，并用40分钟完成了传递和装药的任务。27日17时30分，总攻开始，随着一声巨响，老北门西侧的城墙被炸开，我军经过二次冲锋后突入城中，与敌展开激烈巷战，全歼守敌1.3万余人，俘歼阎系3个专署和16个流亡县政府。12月28日拂晓，我军一举攻克运城，运城宣告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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