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凯鲁亚克（JackKerouac，1922～1969）于1922年3月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古老的纺织工业城镇洛威尔一个工人家庭。洛威尔曾经作为新英格兰的纺织中心而兴盛过。但当凯鲁亚克出生时，它已经萎缩变得很穷了。他的父母亲是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的法国移民，所以在学英语前他说一种叫'joual'的法语方言。他是家中三个孩子的最小一个，九岁时他哥哥Gerard死于rheumaticfever，让他很伤心。他是个热情又严肃的孩子，爱他的妈妈Memere，和许多男孩子建立了珍贵的友谊。很小他就爱编故事，常听一个叫'阴影'的神秘色彩的广播节目，后来又喜欢上了托马斯·沃尔夫的小说，这影响了他一辈子，他所有的小说都是用第一人称写的。
直到六岁，凯鲁亚克才开始学习英语。父母都是罗马天主教徒。父亲列奥·凯鲁亚克开了一家印刷厂，足以维持全家生计。杰克排行老三，是家中最小的男孩，其童年生活是平静和幸福的。四岁时，比他大五岁的哥哥杰拉德因病死去，凯鲁亚克对此印象极深。在他看来，杰拉德天资聪颖，对小动物尤其有怜悯之情，却被死神无情地带走了。家庭的宗教信仰及哥哥的过早夭折，使凯鲁亚克从小便相信再生来世。这种思想一直在其创作中表露出来，小说《杰拉德的幻想》（1963）便记叙了哥哥死前的情景。他后来笃信佛教可追溯到此事。他从小就喜欢文学，迷恋歌德、雨果等人的作品。凯鲁亚克自幼生性腼腆，但却喜欢运动（骑马、棒球、足球），热衷于阅读文学作品。从中学便养成了随身携带笔记本的习惯，记录下周围的人和事——家人、朋友、邻居的日常谈话、广播节目、电影中人物新奇的表达方式。他阅读广泛，从《哈佛文学经典》的英、法、俄、德、美国作家到当代作家的作品，诸如萨洛扬、海明威等等。精典文学典故和街头下层人民的日常口语是他作品语言的两大特色，前者显然受益于他这种自幼（一直到进入大学）对世界名著的酷爱与熟悉。
1936年，流经洛威尔的梅里马克河泛滥，摧毁了城内众多建筑，凯鲁亚克父亲的印刷厂受到严重损失，债台高筑，不得不卖掉印刷厂，以打短工为生，家庭经济开始恶化。父亲破产后长期患病，哥哥夭折，母亲被迫到一家鞋厂干活以养家糊口。这一切，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创伤。父亲把希望寄托在擅长体育（特别是足球）的凯鲁亚克身上。1939年，由于在橄榄球上的出色表现，波士顿学院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都允诺向凯鲁亚克提供奖学金。也就是在这时，他同玛丽·卡勒相识，并坠入爱河。他得在波士顿和纽约之间做出选择。去纽约意味着离家，也要同玛丽暂别。最终，出于对旅游的热衷和对新奇事物的渴望，他毅然去了纽约，在进入哥大之前上了一年预备学校。同玛丽的这段恋情，在小说《玛吉·卡萨迪》（1959）中有所记述。一年（1939～1940）时间过得很快，他学业优异，并带领学校足球队获得了冠军。这段时期，除了继续阅读文学作品（特别是惠特曼和托马斯·沃尔夫的作品），他尤其喜欢自由奔放、不拘一格的爵士音乐，这直接影响到他日后所主张并实践的自发式写作风格。在纽约的第一个学期，他结交的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常常跟同学一起出入娱乐场所。1940年，他因为买不起白色礼服而不被准许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他只好坐在听得见毕业典礼的体育馆后面的草坪上，嘴里嚼着草叶，读惠特曼。暑假里他回到家乡洛威尔找朋友玩，这帮朋友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歪歪”，这本来是一个酒鬼的外号，可见杰克那时就常常醉酒。
在哥大事情变糟了。开学后杰克在训练中摔伤了腿，腿伤好了之后长期沦为替补，有一天教练责备他打不好比赛，他父亲的事业也完蛋了，成了个酒鬼。年轻的凯鲁亚克很灰心很迷茫，他一气之下收拾行李离开了学校，接连在服装厂、修理站、餐馆等地打工。后来一边做体育记者，一边阅读、写作，没过几个星期，他就厌倦了体育记者的工作。“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他跟伙伴一起报名参加海军。在等待集训通知期间，他有点等不及了，又刚好碰到一群商船水手，他就跑到一条轮船上做起了帮厨。在船上他继续写作。他所在的货船还运送炸药，曾经向遇上的德国潜艇发起过进攻。他用这些经历创作了小说《大海是我的兄弟》。二战开始了，他参军但不能适应军队的生活。开始跑船，不在船上时与一帮人在纽约闲荡：哥大学生艾伦·金斯堡和露西安·卡尔，住在市中心的年长一点的古怪而有学识的威廉·伯罗斯，和一个来自丹佛的快乐的路痞尼尔·卡萨迪。那时克鲁亚克已经开始在写一本小说，风格象托马斯·沃尔夫。小说讲他的疯狂的城市生活与他的传统的家庭观念的冲突带来的痛苦。他的朋友们喜欢它，金斯堡要他哥大的教授们帮忙找地方发表。这本成为克鲁亚克的第一部小说，是他唯一的一部传统的小说，《小镇与城市》。这虽然确认了他作家的身份，但没有给他多带来多少名气。
杰克总是不停地在写，无论在做什么时——开车或旅行，乔伊斯·约翰逊说:“对于凯鲁亚克，写作是一场反抗虚无感和绝望感的战争，它们经常淹没他，无论他的生活看上去多么安稳。他曾经说，当他老了后，他绝不会感到厌倦，因为他可以捧读自己过去的所有冒险史。”
1940年，在一次足球比赛中，凯鲁亚克受伤骨折。其家庭这时已迁往纽黑文。但是，他厌倦那里的学院式教学，并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中止了哥大的学业，未毕业就离校而去。回到纽黑文，又随父亲迁回洛威尔。1942年，凯鲁亚克在商船上干活，10月回哥大继续读书。不等期末又迁回洛威尔，等待应征入伍。1943年2月，他加入美国海军服役。可在营地训练时，他却躲在图书馆里看书，遂以精神症为由被送进精神病院，一个多月后被除名退役。1942年担任《太阳报》的体育记者，战后从事写作。1952年，他在旧金山南太平洋铁路上当过搬运工，游历过美国各地和墨西哥，也曾去美国博物馆寻根他来到纽约，在曼哈顿埃迪·帕克（一个学习艺术的大学生，后来成为他的第一任妻子）的公寓住下。威廉·巴勒斯、金斯堡、卢西·卡尔等“垮掉的一代”伙伴常常来此聚会。1944年8月卡尔杀死了一个欲对他进行同性恋骚扰的男人，凯鲁亚克亦因被控犯包庇罪而被捕，后被埃迪保释出狱。10月，他再次到商船上干活，然后返回纽约同巴勒斯、金斯堡同居。年长的巴勒斯对凯鲁亚克和金斯堡来说，既是朋友、长者，又是教师，他毕业于哈佛大学，热衷于文学、语文学、人类学，出生于名门望族（母亲是南北战争中南方著名将领罗伯特·李的嫡系后裔），本来可以在仕途上平步青云，但他厌恶贵族的情趣和生活方式，青年时代便染上了毒瘾。尽管有稳定的家庭接济，他却喜欢浪迹天涯，到过世界的许多地方，曾在墨西哥长住，同下层人民广泛接触。其小说《贩毒者》（1953）记述了吸毒的体验。但奠定其在美国文学史中地位的，却是小说《裸露的午餐》（1959），其中涉及吸毒、同性恋，用超现实主义的拼贴手法写成。这两部小说首开美国毒品小说之先河。
1946年5月，凯鲁亚克的父亲去世，他开始创作第一部小说《镇与城》，于1950年出版。这部小说基调悲哀，如同一首挽歌，以作者本人的家庭沉浮变迁为线索，以他“垮掉的一代”的伙伴为原型，表现的是在工业文明惰势下小镇的传统社会道德价值同城市中令人眼花镣乱但危险丛生的精神和物欲追求之间的冲突。小镇家庭的温馨同移居到城市后的绝望、失意，形成鲜明的对比。全书的宿命论色彩纯粹是凯鲁亚克式的。有的批评家认为“镇与城这一问题，在凯鲁亚克看来已成为小镇和城市亦即上帝和他的创造物（人类）之间冲突的一个象征”。值得一提的是，正如他后来的小说，《镇与城》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可以追溯到爱默生、麦尔维尔、梭罗、霍桑这些美国文学巨匠，它崇尚自然、灵性的至高无上，强调直觉，张扬个性，反对理性的超验主义和神秘主义，其自发性写作风格已初见端倪。
1946年，凯鲁亚克同尼尔·卡萨迪相识。卡萨迪是《在路上》主人公狄安·莫里亚蒂的原型。在“垮掉的一代”伙伴中，他是个“天使”兼“恶魔”似的人物。正如《在路上》所示，其父亲是个酗酒成性的流浪汉。1926年，他父母正在流浪，途经盐湖城时，在一家慈善医院生下了他。他从小就野性十足。1928年，他随父母迁往丹佛，混迹于乞丐、酒徒和流浪汉中，其绰号是“速度极限”和“速度极快的家伙”。其童年生活在自传《第一个第三者》中有所描述。他长得一表人才，读过不少书，思维敏捷，行动果断，谈吐机智。在受过教育的“垮掉”伙伴中，他并不自卑，相反却独具魅力，颇得女人青睐。同时他也与凯鲁亚克、金斯堡有同性恋关系。1940年至1947年间，卡萨迪偷了五百次车（并非为了钱，只是为了“在路上”的游历）。1946年，他从丹佛到纽约时已被逮捕七次，过了一年多的监狱生活。凯鲁亚克在1972年出版的小说《戈迪的幻想顺描述了卡萨迪交织着善与恶的传奇故事。在凯鲁亚克看来，卡萨迪的执著坚毅、热情疯狂与玩世不恭，最能体现“垮掉的一代”作为“局外人”的个性。
1950年，《镇与城》出版，销路不佳，反应不一。凯鲁亚克回到丹佛，同卡萨迪一同到墨西哥城（《在路上》第二部描述了这段经历）。11月，凯鲁亚克同埃迪·帕克解除婚约，同第二任妻子琼·哈维蒂结婚，住在纽约，开始为20世纪福克斯公司写电影脚本。1951年2月，卡萨迪给凯鲁亚克写了一封长达两万三千字的长信，用自由联想的方式记述了他复杂的性爱关系。受到这封信的启发，凯鲁亚克花了二十天时问，在服用安非它命后，坐在打字机旁用长达一百二十英尺的打字纸写出了《在路上》手稿（1957年，由他自己和出版社修改过的《在路上咄版，其结构酷似《镇与城》，尽管仍保留了自发式写作的风格）。
1952年，在新墨西哥城巴勒斯的公寓里，凯鲁亚克写出了小说《萨克斯医生》，副标题是“浮士德第三部”。传说中，德国巫师、星相家浮士德博士把灵魂卖给了魔鬼，这是西方文学中探讨上帝、魔鬼与人性关系的一个永恒题材，凯鲁亚克也有意以此表现精神世界的复杂性。这部小说分两部分。萨克斯的一生无疑有巴勒斯的身影。第一部分叫做“帕塔克特维尔的鬼魂”，作者用童年的眼光回忆童年时在故乡洛威尔梦见镇外的萨克斯医生（一个半恶魔、半浮士德博士式的人物）的恐怖情景。余下的一部分，运用了诸如电影脚本、街头市井俗语、法语、报纸剪贴、滑稽可笑的闹剧写作、哥特式氛围等方式，表明其自发式写作技巧已日趋成熟。
1952年至1953年，凯鲁亚克辗转来往于旧金山——新墨西哥——纽约——旧金山之间。他同卡萨迪一样，在铁路上当司闸工，生活很不安定，可正是这两年，他却写出了两部小说《玛吉·卡萨迪》和《地下人》。前者记述他少年时代同玛丽的爱情故事，其中也包含着同第一任妻子埃迪·帕克的惰史，富于戏剧性。在浪漫情恋的欢悦与现实生活选择的悲凉中展开，结局是绝望的。后者追忆作者（小说中的作家列奥·贝尔斯皮耶）同一个黑人姑娘（书中叫玛尔杜·法克斯）的爱情故事。玛尔杜住在纽约波希米亚聚集区（来自下层，“地下人”的寓意即在于此），她同其他一伙年轻人（实际上是《在路上》中狄安·莫里亚蒂的伙伴及追随者）的乱七八糟的生活方式在小说中亦有反映。小说用列奥·贝尔斯皮耶的独白叙述，以玛尔杜的背叛而告终。自发性写作方式在小说中可以说达到了极致，从不间断、跳跃而又起伏的长句有时竟达半页之多。
1954年至1957年算是凯鲁亚克创作成果最丰硕的几年。这时他醉心于阅读佛教及禅宗经典（特别是大乘佛教），还写了大量有关对佛教感悟的手稿（都未出版）。长久荣绕在凯鲁亚克头脑中的一个问题是：上帝无处不在，但又似乎难以捉摸。现实的存在只不过是一个虚幻。佛教教义的“空幻”说颇能使他共鸣。佛教主张的灵魂的寂灭永生这一停论使他明白，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生灵的痛苦都是神圣的，人的所有欲望并不是“恶”的象征。西方传统宗教的“人性原罪”这一道德二元论同大乘佛教、禅宗，尤其是老庄哲学“天地与我重生”、“万物与我为一”这些思想是对立的，因此一切（人的思想和行为）应顺应自然。这便成为“垮掉”哲学的又一人生信念，他们并以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及“自发式写作”来身体力行。对佛教禅宗的研读使凯鲁亚克的烦恼得到些许解脱（最令他苦恼的是写得多但出版不多）。写于1954年至1957年间并于1957年出版的诗集《墨西哥城布鲁斯》包括242首短诗，反映了他对人生重大问题（生与死）的思考。写于同年的长篇小说《特丽斯特莎》，讲的是一个同他一起吸毒又是他的悲哀中的抚慰者的墨西哥姑娘的故事。1956年他写成了《孤独的天使》第一部（记叙他在旧金山伙伴中的经历）。1957年，写完《达摩流浪汉》。所有这些作品无不贯穿生命无常、因而需纵情享受这一凯鲁亚克式的佛教——禅宗感悟。
凯鲁亚克的创作生涯终于迎来了转机。1955年，《在路上》前两部分别在《新世界写作》和《巴黎评论》上发表。同年，金斯堡在旧金山“六画廊”朗读《嚎叫》，大获成功，标志着“垮掉的一代”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正式登场。1957年10月，得力于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的推荐，《在路上》由维京出版社出版。此时凯鲁亚克已满三十五岁，但由于纵酒，身体也日渐虚弱。尽管评论家对他的作品褒贬不一，但他已远非无名之辈，作品得以陆续出版，经济情况也有所改善。突如其来的成功让克鲁亚克很不适应。多年的闷闷不乐，一下子成了大众明星，但他比人们期望的要老得多，伤感得多。评论家们嘲笑他的作品，认为垮掉派只是一种时髦，克鲁亚克觉得他的作品不是。他变得很忙，频繁出现在电视节目里，给杂志写文章，还录了三盘专集。但他再不能象一个严肃的作家那样工作了。他养成了酗酒的习惯，这可能是为了与他在《在路上》中的疯狂形象保持一致。跟不久前的柯特·柯本一样，他在他的艺术里直露地表达了他的不快乐，但没人认真看待。1961年，他花了十天时间写出了小说《大瑟尔》，记录了他在加利福尼亚西部海岸风景区大瑟尔疗养期间身心交瘁（因纵酒）的迷乱思绪。
1962年至1969年期问，凯鲁亚克在佛罗里达州和新英格兰之间频繁迁居，同母亲居住在一起。1966年同幼年时代的朋友桑帕斯的妹妹斯特拉（第三任妻子）结婚。1965年，他写完了记述他到巴黎寻访家族史的小说《萨托里在巴黎》，该书于1966年出版。两年后，其最后一部小说《杜鲁阿兹的虚荣》出版，杜鲁阿兹也就是作者的化身。该书记述了他在故乡洛威尔以及哥伦比亚大学踢足球的经历，也回忆了从二战期间一直到他父亲死去的1966年他本人及家庭的一系列事件。“虚荣”一词虽说暗示的是他自己的过去，似乎也在总结始于童年时代的文学追求，包括性爱等等，在他看来这一切只不过是过眼烟云。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就是在这种“自我放逐”的孤独心境中度过的——同母亲、妻子住在一起，纵酒、看电视、听音乐，逐渐与“垮掉”伙伴远离。写完《在路上》之后，凯鲁亚克就逐渐文思枯竭。但他一直自视甚高，同评论界的普遍看法形成较大反差。因此，他感到抑郁愤懑，1969年10月21日，他因酗酒在佛罗里达圣·彼德斯堡医院逝世。就在前一年，尼尔·卡萨迪H在路上》中狄安的原型也告别人世。金斯堡、霍尔姆斯等“垮掉”派作家，还有亲属、记者等二百多人参加了在洛威尔举行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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