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式”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机制及其逻辑

家庭分离的居住方式使得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不能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家庭在个体社会化、亲情培育、社会团结、养老、甚至最基本的满足生理需求的功能丧失。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有“融入了城、回不来村”的思想观念或现实困境，但是他们由于在务工城市体验到了更多离开自己家庭老人或小孩独自或夫妻二人到外面打工的各种经历，使得他们更加有机会的时候团圆一家人的想法，当然这跟新生代农民工从小受到家本位的家庭观念有关，也与他们在城市社会所处的生活圈子有关，还与他们对目前各种媒体报道的一些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悲惨生活写照的影响也是有关系的，所以他们在能够获取相关资源和自己能力来达到家庭团聚的时候，他们就坚决的付之行动，这样的情况在笔者所调查的各种动机驱动采取“回流式”市民化中也是常见的一种类型。对于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来说，在外务工给他们的家庭生活的完整和延续带来了影响。有些研究者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比如吕德文提出“不完全小农家庭”的概念。不完全小农家庭主要指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小农家庭的不完整，是从村庄角度的论述，也就是打工经济使得小农家庭的生产生活出现了不完整的现象。[7]在这同时，学者刘燕舞在湖南源村的调查中提出了“悬浮的核心家庭”的概念，指的是那些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的家庭结构模式，这种家庭结构模式仅仅从夫妻关系的变动上来探讨家庭结构的变化，特别是那些从事“性服务”的妇女遗留在村庄中的家庭结构形式。[8]在农村流动人口频繁的社会中，农村家庭结构出现不完全小农家庭或悬浮的核心家庭的情况都不是单独现象，这样类似的农村家庭模式在农民外出务工的大浪潮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对于这部分新民工来说他们采取“回流式”市民化的直接动机就是要恢复完整家庭结构，从而让家庭在小孩教育、老人养老、夫妻生活以及生产生活等方面发挥原来具有的各种功能。在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实践中农民工家庭结构变动会涉及到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大量出现，在现在的情况下，就是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一起生活，正是这些急需照顾、亟待关怀的老人和小孩让外出务工的农民工魂牵梦绕，使得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行为以及未来的归属在哪里。在经过自己的理性思考以及跟社会上的同类比较后，他们选择“回流式”城市化来达到弥补由于外出务工造成家庭不完整、家庭功能不能完全发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