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塔纳 & 帕斯奎诺：最后，是个你曾被问过的问题：你所完成的著作、你所关切的事物、你所达到的结果，人们最后要如何把这一切，运用在日常生活的政治斗争中？你过去曾谈及，作为与权力对抗之特定场所的在地斗争(local struggles)，是外在于、且超越了所有总体的、一般的，如政党或阶级间的斗争。这对知识分子的角色有何暗示呢？如果她/他不是“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扮演某种全体性组织发言者的角色；如果她/他不宣称是真理的提供者、亦或是真理的掌握者，那么知识分子应该采取怎样的姿态呢？福柯：长期以来，“左派”知识分子以真理及正义的掌握者身份来发言，此发言立场也被广为承认。他被认为，或有意识地使自己被认为是普遍性（universal）的代言人。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就如同成为我们全体的自觉/良知。在此，我想我们有个从主义马克思转变而来的想法，更确切地说，是从褪色了的主义马克思而来的。就如同无产阶级，由于其历史处境的必然性，是普遍性的承载者，但却也是其立即的、未经思虑的承载者，几乎未曾意识到自己扮演这样的角色，知识分子也是这样；透过其道德的、理论的以及政治的抉择，知识分子渴望成为这普遍性的承载者。知识分子因此有了普遍清晰、个别的形象，无产阶级则以晦暗和集体的面目出现。自从知识分子被呼唤去扮演这样的角色，至今已有好些年。今天，一种新的“理论与实践间的连结”模式已经建立起来。知识分子的工作，不再是以“普遍的”、“示范的”、“适用于一切的正义与真实”的形式来进行；他们已经习惯在特定的区域、明确的点上工作，而且是她/他们生活或工作条件使其置身于那些地方的（住宅、医院、收容所、实验室、大学、家庭以及性关系）。这无疑已使她/他们更加直接且具体的察觉到斗争的存在。且在此，她/他们所遭遇到的问题是特定的、“非普遍性的”，而常常与无产阶级或是一般大众的有所不同。但是，两种原因使我相信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或普罗大众的距离被拉近了：二，她/他们所对抗的对手，虽然采取不同的形式出现，但与无产阶级是相同的，那就是跨国企业、司法与警察机构、资产投机者等等。这就是我所谓的“特定的”（specific）知识分子，相对于“普遍性的”知识分子。这种新形态有着更进一步政治上的意义。即便不是整合，它至少使得我们有可能重新连缀起一些在这之前一直被分离的范畴。知识分子的最佳代表，过去通常是作家：作为一个普遍的、自觉的自由主体，他对立于那些只是在服务国家或资本的称职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行政官员、教师等。但一旦每个人的特定活动都开始成为政治化的基础时，通往写作的入口（做为知识分子的神圣标记）便消失了。这样一来，跨越不同类型的知识，从这一个政治化的焦点到另一个焦点，发展出横向的连结也变得可能。行政官员与精神病学家、医生与社工、实验室技术人员与社会学家既处在自己的领域中，也透过彼此共同参与到知识分子政治化的整体进程。即使作家消失，大学与学术界也能产生交集。因此，大学教育有理由成为政治上的敏感地带。所以，所谓大学的危机不应当被诠释为权力的流失；而是相反地，为其权力效应的倍增与强化，并作为不断变化连结形态的知识分子中心，这些知识分子实际上都会连接或经过这个学术系统。1960 年代我们所看到的，对写作活动的整个不断的理论化，无疑只是一个过程的尾声而已。透过它，作家为了保存其政治上的优势而战斗着；但事实是，它确实是理论的；它需要植基于语言学、符号学、精神分析之上的科学资格；这理论需要从索绪尔（Saussure），乔姆斯基（Chomsky）等人的研究中取得指导；以及它导致了一批如此平凡无奇的文学作品。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作家的活动已不再是事物的焦点了。对我来说，这种“特定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是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浮现的。原子弹专家（简单的说，或许就是这个名字：奥本海默）或许就是做为从普遍性的过渡到特定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关键。这是因为他与科学知识、还有他们原子科学家所能够介入的机构间，有着直接且在地的关连；但因为核子的威胁影响到整个人类及世界的命运，使得他的论述同时也可以是普遍性的论述。在这种攸关全世界的异议标志下，原子专家将他在知识位阶里的“特定位置”带进舞台之中。1945年7月16日，美国新墨西哥州，航拍第一次原子弹爆炸后的三一试验场。我认为这也是知识分子首次，不是因为他所提出的普遍性论述而为政治权力所迫害，而是因为他所能掌握的知识：也是在这个层次上，他构成了对政治的威胁。我在这里仅仅提及到西方的知识分子。苏联的情形在某些点上与此有些类似，但又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的确是需要将西方与社会主义国家自从1945 年以来的科学异议份子分子，进行一全盘性的研究。或可这么说，在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初期活跃的“普遍性的”知识分子，事实上是起源自一种相当特定的历史形像：正义之人、法律之人，他以普遍的正义以及理想法律的公正性，来对抗“权力、专制、以及财富的傲慢与滥用”。十八世纪巨大的政治斗争，是为了必须被普遍化的法律、权利、体制、理性与法律的公正性等等而战。我们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我指的是政治上的知识分子，而非社会学意义中的知识分子；换句话说，就是那种在政治斗争场域中，运用自己的知识、能力以及自己与真理关系的人），我想是法学家的传承者，或者至少是诉诸公正法律之普遍性的人，且如果有必要，反对其法学专业也在所不顾（法国的伏尔泰就是这类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普遍性的”知识分子起源自法学家与名士，但其最终而全幅的意义，是在作家的形象中表现出来：是价值与意义的承载者，且所有的人都可以透过这价值与意义来认清自己。门采尔的油画《圆桌》描绘了伏尔泰和普鲁士的科学家接受腓特烈大帝宴请“特定的”知识分子则起源自相当不一样的形象，不是法学家、名士，而是学者或专家。我认为就是现在，伴随着原子弹科学家的活动，这第二种形象才开始进入前线。事实上它已经在两翼待命一段时间了，并且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它至少已经出现在舞台的一角。毫无疑问，这与达尔文有关，或者更确切地说，与「后达尔文进化论者」（post-Darwinian）一道，这个形象变得逐渐明晰。从演化论与社会主义者之间的纠葛开始，以及演化论高度暧昧模糊的效果（如对社会学、犯罪学、精神病学以及优生学），都标记了一个重要的时刻，就是专家开始以“局部”科学真理之名介入当代政治斗争之中——不管后者究竟有多重要。从历史角度看来，达尔文代表着这个西方知识分子的历史转折点。就此而言，左拉是个非常重要的例子：他是“普遍性的”知识分子，是法律的承载者以及平等原则的斗士，但他以疾病分类学与进化论来支撑他的论述；他相信这些是科学的，但他对这些知识的理解从任何方面来看都是相当贫乏的，而且在他的论述中，这些知识的政治效应非常模糊。如果想要更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就必须跟随物理学家的脚步，看看他们是如何在二十世纪初，重新再进入政治辩论的场域。在这段历史中，社会主义理论家与“相对论”理论家们之间的辩论，会是相当重要的。 无论如何，生物学与物理学在形成“特定的知识分子”这个新角色方面，是具有优势地位的。在经济与战略领域中技术-科学结构的扩张，给予他实质上的重要性。这个让新知识分子的功能与名望汇集的人物形象，不再是“天才的作家”，而是“绝对的（absolute）专家”；他不再承载所有人的价值，以对抗不义的君主或是其执行者，并让自己的呼喊甚至得到墓中亡魂的共鸣。倒不如说是，他与少数几个人，无论是为国家服务或是反对它，拥有能造福或是彻底摧毁生命的权力。他不再是歌颂永恒的吟游诗人，而是生命与死亡的战略家。与此同时，眼下我们正经历着“伟大作家”形像的消逝。现在让我们回到更精确的细节中。与当代社会中技术-科学结构的发展并行，我们可以同意特定的知识分子在新近的辩论中所获得的重要性，以及这个过程在1960 之后的加速发展。现在，特定的知识分子遭遇到某种障碍，也面临着某种危险：继续停留在复杂多样情境之斗争（conjuctural struggles）的危险、不断提出仅限制在特定领域要求的危险。使自己被（控制着在地斗争的）政党或是工会组织（trade union apparatus）操纵的风险。尤其是，由于缺乏整体战略以及外来的支援，以致于无法发展出这些斗争的风险；同样的，是没有人愿意追随，或是只有很少团体肯追随的风险。在法国，我们此刻就可以看到一个这样的例子。围绕着监狱、刑罚系统以及警察-司法系统的斗争，由于只在社会工作者以及出狱者间“孤立”地发展，使得它与那些原本可以使其茁壮的力量渐行渐远。它任由一种全然天真的、古老的意识形态来充斥着：它将罪犯同时转变成无辜的受害者与十足的反抗者——社会的代罪羔羊——以及将来革命的幼苗。这种回归十九世纪的无政府论调，只有在当今战略整合的失败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而结果则是一道深深的裂缝：裂缝的一边是这场战役，伴随着单调的、雅音小唱式的、只有少数团体听得到的声音；另一边则是一般大众，他们有好的理由不接受这场战役为正当的政治论述，反而是去容忍（这要感谢那种被细心养成的，对罪犯的恐惧）司法及警察机构的维持现状，甚至是加强。对我而言，似乎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需要重新思索，特定的知识分子有何功能的时刻。是重新思索而不是放弃，尽管对那伟大的“普遍性的”知识分子的乡愁仍然存在，并仍渴望着一个新的哲学、一个新的世界观。我们只要想想在精神病学领域已经获致的重大成果，它们证明了这些在地、特定的斗争并非一项错误、也并未走到死胡同。甚至可以说，特定的知识分子的角色，例如核科学家，电脑专家，药理学家等等，必定会随着其被赋予的政治责任（不管他们本身愿不愿意接受），而愈来愈重要。对于他与局部权力形式的特定关系，我们如果忽视其在政治上的份量，将是个危险的错误；不管理由是基于，这只是专家事务，无关乎一般大众（这是加倍的错误：因为他们早已意识到这件事，而且无论如何都已经和它牵连在一起），或是基于特定的知识分子是在服务国家及资方的利益（这是真的，但是同时也显示了他所占据的战略性位置），或者，再一次地，是基于他在传散着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这并不必然如此，并且无论如何这一定是次要的事情，而根本的重点是：真理论述的独特效应）。在此重要的是，我相信，真理并不外在于权力，或是在权力中缺席：相对于一种神话——其历史及功能值得进一步研究，真理不是自由精神的报偿，不是长期孤独的结晶，也不是那些已经成功地解放自己的人的特权。真理是这个俗世的事物：它只有透过多样形式的束缚才能被制造出来。而且它引发权力的常态效果。每个社会都有它自己的真理规格模式（régime of truth）、自己的真理“一般政治”（“general politics”）：那是一些论述形态，它们如同真理般的被接受，亦如同真理般的产生作用；那是让人们得以区分声明的真伪的机制与实例，或是让每个声明都可以被认定的工具；那是在获取真理的过程中，被赋予价值的技术与步骤；那是被赋予去指明“何者为真”的那些人的身份。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中，真理的“政治经济学”是由五个重要的特质表现出来。“真理”集中在科学论述形式，以及制造它的机构中；它从属于不断的经济及政治上的刺激（对真理的需求，在经济生产方面，与政治权力方面是一样多的）；它是透过多样的形式，被广泛的散布与消费的对象（尽管存在某些严格的限制，透过教育及新闻机构的流通循环，其在社会身体中所能触及的范围还是相当广泛的）；它的生产及传播，至少绝大部分，是在一些庞大政治及经济机构（大学、军队、写作、媒体）的控制、支配之下；最后，它是所有的政治辩论及社会冲突的议题（“意识形态”斗争）。现在对我而言，在知识分子里头必须被加以考虑的，不是“普遍价值的承载者”。而是占据着特定位置的人——但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中，他的特定性是与真理机构的一般性功能相连结的。换言之，知识分子具有三重的特定性：他的阶级位置（无论是服务资本主义的小中产阶级、或是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他生活与工作的条件，这与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条件相连（他的研究领域，他在实验室中的地位，在大学、医院等机构中，他所服从顺应或反叛抗争的政治及经济需求）；最后是，他在我们社会中真理政治学里的特定性（specificity）。正是在最后这一个因素上，他的位置具有了一般性的意义，而且他的在地、特定的斗争，因此具有了不局限在专业或特定部门上的效应及含意。知识分子能够在（对我们社会的结构与功能如此重要的）真理规格模式的普遍层次上，进行操作与斗争。这是一场“为真理”，或至少是“环绕真理”的战争——再次强调，我所谓的真理并非“被发现及被接受的真理整体”，而是“规则的整体，据此真与伪被区分开来，而权力的特定效应也因此连结到真理之上”；同时我们应该这样去理解：这不是一场“代表”真理的战斗，而是一场关于“真理的身份以及它所扮演的政治、经济角色”的战争。我们必须不去用“科学”以及“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思考知识分子的政治问题，而应该采取“真理”及“权力”这一个视角。如此一来，我们也得以用新的方式来面对知识分子专业化以及智识和体力劳动分工的问题。所有以上我所说的，必然显得非常混乱且不确定。确实是不确定的，而我在此处所说的，首先只能被视为是一种假说。然而为了使它不那么的混乱，我要进一步的提出一些“命题”——不是确定的主张，而只是有待进一步检验和评估的提议。“真理”可被理解为生产、规格、分配、流通以及运作声明的一套有条理的程序系统。“真理”在一循环的关系上连结到生产并维持它的权力系统，以及它所召唤出来并反过来扩张它的“权力效应”。一个“真理”的规格模式（a régime of truth）。此一规格模式并不仅只是意识形态或上层结构；它是资本主义形成及发展的条件之一。并且正是此同一规格模式，经过某些的调整，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运作（在此我对中国的问题保持开放态度，我对那地方的情形知道很少。） 知识分子最根本的政治问题，不在于批判那些被认为与科学相关的意识形态内容，或者在确保自身的科学实践伴随着一正确的意识形态；而是去探求建构一个新的真理政治（politics of truth）的可能性。问题不在于改变人们的意识——或他们脑袋里的东西——而是在于生产真理的政治、经济、制度的规格模式。这并不是要将真理从所有的权力系统中解放出来（这将是个荒诞的构想，因为真理早就是权力了），而是将真理的权力与它现在正在其中运作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各种“王道”（hegemony）形式分开来。政治的问题，总括而言，不在于谬误、错觉、异化（alienated）的意识或意识形态；它即是真理本身。尼采的重要性正是在此。本文出处：福柯访谈，《真理与权力》，中译者：许宏彬、中校者：傅大为，王抗对译文做了调整和润色
文章采编：王抗
排版：初尧
审核：王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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