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一篇旧稿，略作修订后收录在笔者的新书《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之中。

岭南的气候潮湿溽热。

对一位年过七旬、经常咳血的老人而言，广州似乎不是久居之地。然而，当朝廷调他回北方担任直隶总督时，李鸿章并没有表现出喜悦之情。他干瘦的身子在宽大的藤椅里陷得很深。

北上之前，李鸿章决定先去香港见一见英国港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此时的卜力，正怀揣着一种谋划，希望以两广为基地，在中国南方建立一个新政府。

卜力不是第一个试图给李鸿章“黄袍加身”的外国人。早在甲午年间，美国人就曾有过一次秘密策划，希望趁日本攻陷北京之机，在中国实现改朝换代，由李鸿章父子取代清朝统治中国。策划者是李鸿章的私人秘书兼顾问毕德格（William N. Pethick）和美国陆军军官、铁路工程师兼承包商威尔逊（J. H. Wilsion），以及美国前任国务卿、马关议和期间担任李鸿章顾问的科士达（J. W. Foster）。时间是1894年9月。[1]

那时节的清廷，已在平壤、黄海两次关键战役中遭受了沉重打击，可谓国势累卵。日军占据朝鲜、控制了黄海制海权后，又兵分两路大举入侵辽东。正在美国筹划对华铁路开发事务的毕德格，与好友威尔逊商议（两人相识于1886年，均参加过美国内战），认为清廷遭受日本的沉重打击后，很可能将无法继续存在下去。毕德格认为，要使中国从混乱中摆脱出来，李鸿章会是最合适的统治者。

威尔逊赞同毕德格的主张。但他觉得这是一件大事，需要有几个具有身份者参与才有可能成功，而首选的合作者，便是科士达——科士达担任过哈里逊总统的第二任国务卿，被誉为美国“专家外交第一人”，且对中国问题兴趣浓厚，卸任国务卿后做过中国驻美使馆的法律顾问，与李鸿章、张荫桓、曾纪泽等也有过密切交往。威尔逊建议毕德格去访问科士达。然后，科士达告诉毕德格，他主张“最好是改朝换代，推李鸿章掌握权力”。科士达还给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写了一封信，含蓄透露了这个拥护李鸿章称帝的计划。

同期，威尔逊与毕德格也开始做具体部署。威尔逊给日本驻华盛顿使馆的顾问史蒂文斯（D. W. Stevens）写信说：“统治中国的满族集团已经失去了他们祖先征服汉帝国的那种能力，除非日本迅速采取行动改变这种状况，否则英、俄就将瓜分中国，使日本丧失胜利果实。”他在信里自问自答：“如果清廷覆灭，谁来继承皇位？哪个国家来决定这个混乱国家的命运？”“只有让李鸿章或他儿子李经方当皇帝，和由日本来控制这一局面”。随后，威尔逊接到史蒂文斯的回复，说他已将信交给了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深一郎，并准备再抄送一份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

诸事顺利，毕德格兴奋地写信给威尔逊说：“将军，您的伟大计划——改朝换代，让您的朋友李鸿章当君主——随着每天从中国传来的新消息而越来越可行了。”威尔逊则在给驻华公使田贝的信中说：“我要你在时机来临时充当华瑞克（注：英国玫瑰战争中的重要人物，绰号king-maker，即国王拥立者）这一角色。”此时，日军正两路入侵旅顺、大连。威尔逊等人愈发确信，清廷的覆灭指日可待。

然而，日军没有如威尔逊等人所愿继续向北京挺进。伊藤博文做出了“进攻威海、略取台湾”的决策。他担心日军攻下北京，会招来列强干涉；日军在中国也很可能陷入“暴民四起”的困境。日军的这种“克制”让毕德格等人相当失望。史蒂文斯在给威尔逊的信里说道：“当初，如果日本要攻打北京，那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它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担心清廷覆灭之后，列强之间会出现一场权力之争，日本在这场争夺中将有相当可观的利益会被列强夺走，所以日本人感到，更明智的做法是，不拿现有的战利品去为威尔逊的计划作冒险式的赌博。”

日军没有攻陷北京，毕德格失去了给李鸿章“黄袍加身”的机会。随后又发生了李鸿章失势的变故，先是被革职留任，又被褫夺了黄马褂。毕德格从美国返回天津时，李鸿章正处在一生政治生涯的最低谷。他极力鼓舞这位垂头丧气的上司，但始终没有向他透露拥其为帝的密谋。

光阴流转，转眼已是庚子年。这一次，试图给李鸿章“黄袍加身”者，成了英国人和大冒险家刘学询。

刘学询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能文能武，亦官亦商。在风雨飘摇的晚清，刘学询怀抱着强烈的帝王梦四处奔走，与孙中山、康有为、李鸿章等人均有深度接触。他视自己为朱元璋、洪秀全一类人物，视孙中山等人为徐达、杨秀清。为支持孙的起义，他还曾“慷慨”地将自己作为官商呈缴朝廷的税银行踪相告，以方便革命党人“智取生辰纲”。[2]不过，因政见不同，庚子年之前，孙中山与刘学询已数年不通音讯。1900年的夏天，为推动李鸿章在两广独立，二人再度恢复联系。冯自由《革命逸史》里说：

总理在东京忽接刘（学询）自粤来书，谓粤督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3]

此时的刘学询，已是两广总督李鸿章幕府里的当红幕僚。孙中山接信后半信半疑，与平山周、宫崎寅藏等人离开日本，于当年的六月初抵达香港。李鸿章此刻，正受到刘学询和港督卜力的双重鼓动。

关于“两广独立”，为人谨慎的李鸿章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文字信息。但刘学询写信给孙中山，大概率得到了李的默许。孙离日赴港，驻日公使李盛铎紧急给李鸿章派发电报说：“逆犯孙文，前日由横滨赴港，恐谋滋事，乞严防”[4]，但在由李鸿章机要幕僚吴汝纶编纂的《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里，这条电报被刻意地抹掉了。这意味着，李鸿章很可能知道孙中山为何而来，甚至有学者推测，“孙即经李允请而来。李的机要幕僚或因参与此事、或为师尊避讳而将这部分的材料掩盖起来了”[5]。

孙中山抵港后，刘学询派船来迎，邀孙过船商谈。孙不敢全然相信刘，担心这是一场诱捕，遂指派宫崎寅藏等人赴粤，自己乘船避往法属西贡。宫崎寅藏抵达广州后，与刘学询彻夜密谈。刘代表李鸿章，答应贷款10万两给孙；至于两广独立，他的回应是“各国联军未攻陷北京前，不便有所表示”[6]。于是，宫崎寅藏等人略有失意，返回香港。

刘学询将密谈的结果报告给李鸿章时，这位担负着维持帝国南方政局稳定的督抚重臣，只是深躺在藤椅里，半闭着眼睛，做出一个“颌之”[7]的动作。这个动作含义模糊，既非赞成也非反对（在刘的疏通下，李鸿章似曾允给孙中山三万元活动经费）。也许，他只是想要知道，闹出如此大的乱子之后，革命党人会有怎样的想法与动作。毕竟，他已经77岁了，改朝换代做皇帝对风烛残年的他而言，并没有太多的吸引力。而在北方，八国联军的进攻势如破竹。慈禧太后自知捅下了天大的娄子，老糊棚匠李鸿章又一次成了她的救命稻草。一道道圣旨接踵而来催他北上，催他去为大清国善后。

平安号在香港靠岸时，满怀期待的卜力已在码头上等候了许久。这期待见于他呈给英国政府殖民部的电报。他在电报里说：反满起义预计将于两周内在南方爆发，信任他的中国绅士向他保证，造反者不排外，且希望在取得一定胜利之后得到英国保护。卜力还说：“如果赞成孙中山和李鸿章总督缔结一项盟约，对英国的利益将是再好不过了”。卜力觉得，李鸿章很有可能会背叛清廷，“这个李总督正向这个（两广独立）运动卖弄风情，谣传他想自立为王或是当总统”[8]。

李鸿章被请入了密室。一番避重就轻的外交辞令后，李不做铺垫直截了当询问卜力：“英国希望谁做皇帝？”卜力说：“如果光绪皇帝对这件事情没有责任的话，英国对他在一定条件下继续统治不会特别反对。”李鸿章继续问：“我听说洋人们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义和团把北京的所有公使都杀了，列强就有权力进行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如果事情变成这样，你们将会选择谁？”停顿了一下，李又补充了一句：“也许是个汉人？”[9]

这句补充意味深长。它也许是在隐约显露汉臣在清帝国因“满洲本位”而导致的漫长的隐痛；也有可能是在试探英国人和卜力对革命党人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究竟有多少认同——李鸿章很清楚这一点，他的幕僚刘学询即以明末将领后裔自居，时刻怀有“反清复明”之志。

卜力没有正面回答李鸿章的问题，他将皮球踢了回去：“西方大概会征求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然后作出决定。”所谓征求“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其实就是征求李鸿章的意见——如果李愿意动用自己的力量，他显然是一个“强有力”者。然后，卜力注意到李鸿章眯起了眼睛，他觉得这是一种微笑。李鸿章用一种缓慢而沉稳的语调告诉卜力：“慈禧皇太后是中国最强有力的人。”[10]

这不是卜力希望听到的答案。卜力很擅长破译中国人的外交辞令，但李鸿章的这句话，究竟是出自真心，还是在打官腔，他无法准确判断。他最切实的感觉，是老态龙钟的李鸿章，在说这句话时口齿清晰。

同期，孙中山在海面上焦急等待着会谈的结果。卜力传来的消息，让他大为失望。皇帝梦炽烈的刘学询也很失望。他一度已与卜力达成协议，欲将李鸿章扣留在香港，然后宣布两广独立。卜力还盘算着趁势将两广也划入他的治下，为此他甚至已给李鸿章准备好了囚室。但伦敦的指示是：不得扣留李鸿章。李北上的职责，是与列强交涉善后，伦敦担心扣留李鸿章会让英国成为众矢之的，引来不必要的外交麻烦[11]。

轮船继续往北。盛夏的海风燥热，不适合体弱多病的老人。随从们不时提醒李鸿章回舱房休息，但他执意要在甲板上多坐一坐。他77岁了，欣赏清帝国大好河山的日子已经不多。也许，甲板上的他还在内心深处不断地问自己：这一次，北上的平安号，能给这个千疮百孔的老朽帝国带来平安吗？他已探听了英国人的立场，也了解了革命党人的目的和行动。但在那千年帝都之中，仍有许多他无法掌控的东西。

相比李鸿章在“两广独立”一事上的含糊与保守，受“庚子之变”冲击的张之洞似乎走得要稍远一些——他不但有过组建新政权的想法，还为此积极进行了一番运作。庚子年在日本参谋本部工作的宇都宫太郎留下了一本日记，其中便披露了张之洞在庚子年试图寻求日本政府的支持，在南方另组一个新政权的秘密用心——庚子年春夏之交，张之洞的长子张权曾率众多湖北系部队武官（随行者有后来大名鼎鼎的黄兴，当时名叫黄轸）前往东京，考察军事购买武器。这个规模庞大的赴日军事考察团，是张之洞的私人动作，并未得到清廷的批准。当张权考察团抵达日本，恰值清廷中枢血涌上头要与列强决裂。张之洞忧心清廷极可能土崩瓦解，张权考察团遂转而负有与日本军政各界联络的重任；当八国联军攻陷京城、慈禧挟持光绪仓皇西狩，张之洞又授意亲信幕僚钱恂，含蓄地向日方透露了自己不排斥建立新政权的立场。直至李鸿章的议和渐有眉目，慈禧也准备返回京城，张之洞才命张权一行人等自日本返回。[12]

“庚子之变”带来的这种对清廷中枢决策层的绝望感，既弥漫于庙堂之高，也遍布于江湖之远。同年夏天，报人汪康年在其主持的《中外日报》上刊文《论保东南宜创立国会》，公开宣布：八国之兵毁一国之都，已造成“国亡而政府倒”的既定事实，国民已沦为“无国无主之民”；当务之急是“七省督抚立公共政府，布设国宪”，在南方组建一个新政府[13]。稍后，又有容闳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议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推举容闳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汪康年、唐才常等十人为干事。议会成员囊括了戊戌维新以来的各种求新力量。议会的十二条秘密宗旨，可归结为十个字：反对清王朝，建立新政权[14]。在这些人眼里，慈禧执掌之清廷的合法性，已是荡然无存。

时间回溯至1900年7月17日，平安号从广州起锚的日子。李鸿章坐在甲板上的藤椅里，众人热汗淋漓，等着他下达开船的命令。但李鸿章很久都没有开口。他半闭着眼睛，仿佛睡着了。

没人敢过去提醒他。直到南海知县裴景福，一位与李鸿章私交很深的同乡，在沉闷压抑的气氛里登上轮船。他祝贺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说“外洋有电，诸领事皆额手称庆”。然后，李鸿章缓缓睁开眼睛说了四个字：“舍我其谁？”

然而，当裴景福问及眼前事时，“舍我其谁”的李鸿章却哽咽了：“日本调兵最速，英国助之，恐七八月间不保矣。”当裴景福再问他有什么办法可让国家尽量减少损失时，李鸿章已是泪眼朦胧：“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15]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去世。那敲钟的和尚预见到了自己的死期，也预见到了钟的末路。

—END—

注释：[1] 关于毕德格的“倒清拥”计划，可参见夏良才《关于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起“倒清拥李”的密谋事件》，《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6期。吉辰《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一书对此也有介绍，见该书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72-74页。[2] 可参见：李吉奎《孙中山与刘学询》，收录于氏著《孙中山研究丛录》，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1-332页；孔祥吉：《戊戌前后的孙中山与刘学询关系发微》，《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3]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7页。[4] 《日本李使来电》。《李鸿章全集·27·电报七》，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5] 翁飞：《试论义和团时期的李鸿章》。收入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646页。[6]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8页。[7] 冯自由：《革命逸史（四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2页。[8] （美）史扶林：《革命先驱：孙中山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9] （美）史扶林：《革命先驱：孙中山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135页。[10] （美）史扶林：《革命先驱：孙中山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11] （美）史扶林：《革命先驱：孙中山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133页。[12] 孔祥吉：《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13] 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页。[14] 参见李吉奎《容闳庚子政治活动事略》，收录于珠海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主编《容闳与科教兴国》，珠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160页。[15] 裴景福：《河海昆仑录》。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00年7月-12月）》，（台湾）正中书局1977年版，第967页。裴之原文如下：“庚子六月，文忠奉诏入京，二十日将午发广州，将军巡抚以下送至天字码头日近亭。既登舟，待潮未行。……未初，公延余入见，是日热甚，公衣蓝絺短衫，着鲁风履，倚小藤榻。余至，杖而起，坐定，公曰：'广东斗大城中，缓急可恃者几人？尔能任事，取信于民，为地方弭患，督抚不若州县也。能遏内乱，何至招外侮，勉之！’……余曰：'公看京师如何？’公曰：'论各国兵力，危急当在八九月之交，但聂功亭（士成）已阵亡，马（玉崑）宋（庆）诸军零落，牵制必不得力。日本调兵最速，英国助之，恐七八月已不保矣！’言至此，公含泪以杖触地曰：'内乱如何得止？’默然良久。……余复问曰：'论各国公法，敌兵即入京，亦不得无礼于我。’公曰：然但恐无人主持，先自摇动。’余曰：'公何不将此意陈奏。’公曰：'我到沪后当具奏，恐亦无济。’余复问：'万一都城不守，公入京如何办法？’公曰：'必有三大问题：剿拳匪以示威，纠祸首以泄愤，先以此要我，而后索兵费赔款，，势所必至也。’余曰：'兵费赔款大约数目？’公曰：'我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作得到否？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言次涕出如糜，余亦怆然，遂辞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