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和秦汉都是经历了多年的政权分裂和战乱后又重新统一了的大一统王朝，尤其唐高祖、太宗两朝，国力强盛，文治武功，史学发达。唐高祖、太宗两朝不论君臣上下，还是官方民间都非常注重对秦汉史的反思和探究。鹿鼎
1、
经历了隋末动乱的李渊和李世民父子在建立唐王朝以后，深知修生养息的重要性，在他们及其君臣对秦汉史的反思和借鉴有着较强的目的性。
秦始皇和汉武帝在此时君臣的认知和评价中往往以奢靡和穷兵黩武的形象出现，而汉高祖的拨乱反正及文、景二帝在汉初的修生养息政策被此时的唐代君臣视为治理国家的典范。
《谏太宗息兵罢役疏》是徐贤妃上疏太宗，希望太宗不要公高自傲，弃德轻邦。徐贤妃从秦汉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建议太宗切莫穷兵黩武，图利忘害，肆情纵欲。
从徐贤妃对太宗的劝谏可以看出，此时的唐王朝刚刚打下天下，李渊和李世民还子拎于夺得天下的喜悦，且尚未从“武治”的治国理念完全转换到“文治”，经历战乱的初唐与汉代在这一方面的境遇是相似的，所以此时君臣也意识到，需要效仿汉代，尤其是文景时期的休生养息政策，以增强国力，为后世的长治久安打下基础。休生养息政策的实施，首先在于仁政的实施。
鉴于秦同隋一样，都是二世而亡，从其对秦汉易代和隋唐易代的评价中可以看出，高祖和太宗时期常将秦与隋一起比较。在讨论秦、隋灭亡的原因时，帝王的骄奢被认为是导致王朝灭亡重要原因。
唐高祖和太宗多将自己比做汉帝，一方面是因为汉和唐的建立都是基于前承了一个国柞短促而强大的统一的帝国，另一方面是希望自己所建立的李唐王朝能向汉一样能成为盛世。
鉴于秦和隋在短时间内的灭亡，太宗皇帝对曾评价道：“太宗敛容谓曰：……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认为秦于隋一朝而败的原因在于骄奢。此前车之鉴，使太宗皇帝常常警惕于心，力戒骄奢。
虞世南同样认为骄逸会使王朝一朝而败，虽然秦始皇扫六合，隋炀帝富甲天下，但都因骄而败，秦与隋的灭亡时刻警醒者太宗皇帝在治理国家时戒骄戒奢。给事中张玄素就秦与隋的亡国之鉴，予以规劝。
张玄素批评的十分尖锐，且不为皇权所震摄，态度坚决。后来太宗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停止修葺洛阳宫，太宗时期君臣之间的进谏和纳谏，形成了一种良好的风气，秦隋因奢费而亡的教训也时刻警示者君臣。
秦亡的教训给予太宗以警醒，在大臣建议太宗建造宫宇的时候，太宗以汉文帝建造露台，因为惜十家之产而放弃的事为榜样，拒绝了大臣的请求。
太宗认为自己的德行不及汉文帝，如果还因为建造台阁而耗费过多，就失去了为民父母之道。由此可看出，太宗不仅效仿汉文帝勤俭，还将帝王比做民之父母，既表现了太宗的“家长制”思想，又体现了太宗的爱民如子。
个人行为方面，无论从皇帝本身还是朝中谏臣都认为此时应效仿汉文帝和汉景帝的节俭。“文景之治”作为“因前王盈而守者”的典范，是唐朝刚刚建国时所急于效仿的治国方式，在当时被视为治理天下的理想范本，故此时期的唐人尤为推崇。
唐高祖和唐太宗的勤俭相比主张休生养息的汉代更为彻底，君臣上下，躬身节俭，其对于帝王葬制的观念，就有别于秦汉。
封伦认为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神为帝王应当躬身勤俭，取消帝王的厚葬，以免上行下效，百官和民众争相模仿，造成大的虚费。
时高祖崩，太宗下诏预备以汉长陵为参照，厚葬高祖，由于工程量浩大，人力告弊。虞世南借鉴秦汉史实，从德行的角度劝诫太宗不要效仿秦、汉之君选择奢泰的厚葬，应效仿尧、舜、禹、汤的节俭，选择薄葬，方乃古之圣明之君的作法。
虞世南用具体而用充分的理由向太宗皇帝表明，数月之间建造如此大国模的陵墓是不可行的。虽未能达到薄葬的目的，但最终减省下了很多人力、物力。
军事方面，仍然可看到此时的唐，需要的是积攒财力、物力，唐太宗灭高昌，每年调配千余人到高昌设防。
汉武帝因守轮台，耗费了大量军力，虽有文、景时期积攒下来的财力、物力和军事力量，但也差点酿成大错。褚遂良藉此劝谏太宗无因高昌一地耗损过多得人力、物力。
《帝京篇》作为唐太宗的代表之所，置于《全唐诗》卷首，此序阐明了太宗皇帝的抱负，也表达了太宗皇帝的创作动机，即诗歌的创作要有助于“劝诫”。
太宗借此时表达了自己作为君王的感悟，不愿像秦皇汉武这班穷奢极丽，欲壑难填，决心“以尧舜至风，荡秦汉之弊。”同时也表达了他的政治理念，并对秦汉之弊的教训仅及于心。
2、
唐代初期，作为专制统治的帝国，需要的是一种“治国平天下”的哲学，这与大一统的王朝的要求有关，它们需要的是一种以论证外在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为主的宇宙系统论，而不是强调主观世界的思想意识理论。
春秋战国以来的各类思潮和学说在这一段动荡的时间里，从相互抵抗到有了了互相交融的趋势，譬如《吕氏春秋》，试图以整合百家以达到思想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必然是出于某种政治需求的。
《吕氏春秋》将各家思想改造合流以后形成的思想，依然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乾的，后来秦始皇在实现统一中国的实践方面，摒弃了吕氏，任用了法家，并很快统一了中国，接着又很快灭亡。
这一教训首先警醒着汉人，使致汉初采取“仁政”的儒家思想以守天下，作为历史的前车之鉴，同样也警醒着刚刚建立的李氏王朝。
施行仁政，首先在于用法宽简。李唐王朝建国之初，高祖李渊认为，暴政也是导致秦灭亡的原因。以汉代秦，是拨乱反正之举，取而代之的汉能在后来的统治中长久，是因为其宽大的政策。
这种宽大的政策并不是放松法治，只是宽减刑罚。
崔仁师在议论案件时，表达了他与其他朝臣不同的看法，也充分的表达了他对连坐的看法，认为三代时期“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汉高祖的宽大和汉文帝的仁厚，都使这些王朝得以长盛。
相反，秦代用了法家的思想治国，“遂至土崩”。汉初虽用黄老思想治国，主张清静无为，但黄老思想的清静无为，并非是法家思想的对立面，实际上是刑德并用的。
汉代统治集团，从汉高祖刘邦，经历文、景、武帝、昭帝一百多年内，直至宣帝，无论皇帝还是执掌实权的大臣，一直都是崇尚法治的。
可见唐律在根源上继承的是法家思想，基本内容的因袭可追溯到汉相萧何的《九章之律》。
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的唐人当然也看到了，在这种“繁刑严诛，吏治深刻，赏罚不当，赋敛无度”的单纯的法家思想的治理下，导致秦二世而亡。同时也注意到汉初的君臣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反思，并开始施行仁政。
汉初的仁政在实施上带有一种道家色彩的休生养息“无为”政策，但此种“无为”己经与先秦时期的原始道家思想不同，它己经带有了某种政治目的。
关于重法慎行，太宗皇帝在与朝臣的讨论中认为，秦代利用单纯、极端的法家思想治国导致灭亡，天下苦秦、隋之暴政久矣，故作为唐代君主，不可不鉴。
“武德七年五月奏上，乃下韶曰：……秦并天下，隳灭礼教，恣行酷烈，害虐蒸民，宇内骚然，遂以颠覆。汉氏拨乱，思易前轨，虽复务从约法，蠲削严刑，尚行葅䣯之诛。”
唐高祖将建立唐代的境况与汉代相比附，认为自己也是拨乱反正之君，故要汲取前代的经验教训，在今后的治国思想方面，要严格遵循法治，但不可予以重刑，遵循德法并治的理念。
经历过隋末战乱的唐高祖和唐太宗，深知修身养息对于一个刚刚建立的王朝的重要性。高祖和太宗皇帝的勤俭思想以及其休养生息、重法慎行的治国理念体现在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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