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白河县麻虎镇“寡妇村”的女人和她的3个孩子。因为一起特大矿难,村里死了42个男人,留下35个寡妇。(2001年)
陕西岐山县祝家庄镇,谭来英的手粗糙得像一张“渔网”,她与丈夫组成夫妻档,在石场干活,将砸开的石块运往几十里外的水泥厂,就算来了例假她也照样干,长年劳累导致子宫坠落,最后做了子宫切除手术。(2005年)
陕西山阳县石佛寺镇,郭秀琴的三任丈夫都是尘肺病人。当地很多男人去金矿打工患上尘肺病。(2015年)
广西宾阳县甘棠镇,陆少娥自己生了7个娃,还收养了一个“毛孩”。女婴早年被丢弃在镇上,被人捡了好几次,又放回原处,最后只有陆少娥愿意收留她。她告诉孩子:“你身上长的是花花,是最美的花花。”(2003年)
“每当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请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纪实摄影师胡国庆是在退休之后才开始慢慢理解这句话的。
这位在媒体干了30多年的老记者,去过伊拉克战争前线、采访过无数次天灾人祸……最近他不出去采访了,开始埋头在电脑屏幕前,整理自己的作品《100个农妇故事》。工作台上,一个老式青花瓷缸,积了满满一缸烟灰。
《100个农妇故事》并不是胡国庆有目的、有计划拍摄的,而是在几十年记者生涯中慢慢积攒下来的。矿工、农民工、尘肺病人,寡妇村、癌症村、尘肺村……他发现,很多故事的最后,难题都留给了女人。
有的为了延续丈夫生命“招夫养夫”,有的抛家弃子出走,有的出于善心收养残疾孩子,有的在未婚生子后被抛弃,有的遭遇不公逆来顺受,有的为了反抗自编自导电视剧。
她们的生命充满艰辛,也闪现着人性的光芒,勾画出农村女性诸多命运样本。胡国庆的照片和故事客观冷静、不加修饰,画面里的女人鲜有夸张的表情、激烈的情感,但仔细凝视,却又好像在无声对你诉说着什么。
以下是我们和胡国庆的访谈:
1/47000000的女人
小星:您是出于什么缘由开始记录这些农妇的?
胡国庆:缘于2001年春运期间的一次采访。那时我跟随陕南农民工专列南下广东,经过一个叫麻虎镇的小站,几个刚上车的小伙见我背着相机,爆料说这附近有个寡妇村,男人都死了。
春运结束后不久,我几经周折,找到了小伙口中的寡妇村——白河县麻虎镇金银村。
采访后才得知,4年前,因为一起特大矿难,村里死了42个男人,留下35个寡妇。以往采访矿难,我们都是问责、调查事故原因,这次接触到矿难家庭里活生生的人,才发现男人死后,最难的是妻子。我走访了所有遇难者家庭,她们有的守寡,有的改嫁,有的离家出走,极端的直接改嫁给小叔子,甚至拿着赔偿款跑路等等。
每个农妇都代表着乡村一个侧面,我想,把她们的故事综合起来,就是一部中国乡村女性的缩影。
陕西白河县麻虎镇,杨丽凤(左一)家先后死了5口人,就剩下她和年轻的儿媳、81岁的婆婆,老中青三代女人都成了寡妇。孙子是家里唯一的男丁。(2001年)
陕西白河县麻虎镇,“寡妇村”里有座庙,经常有农妇前来祈祷亲人在外打工平安。(2001年)
湖北郧西县上津镇,魏泽琴丈夫所在的山西某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矿上派人来协商赔偿事宜,身怀六甲的魏泽琴拿着5万元赔偿,心里特别难过,也特别纠结:去堕胎已经来不及了,生下来娃又没爹。(2002年)
此后,我在采访中都会多留意一下女性角色。当年正是农民工大规模进城务工高速增长期,有一个数据显示,乡村留守妇女多达4700万。
2005年,我向报社申请了三个月的采访计划,走访了秦岭地区很多农民工家庭,又自驾前往珠三角务工集中地区,做了《农民工的妻子们》专题报道,在读者中反响很大。但我总觉得还不够,无论是寡妇村还是农民工妻子,受制于采访时间、报纸版面等,都只能以群体面貌呈现,而每个个体的经历更值得被讲述。
在此后的20多年里,我利用一切外出的机会,甚至用自己的假期,挖掘了更多农村女性的故事,才有了今天的《100个农妇故事》,在我的公众号“草根”上连载。
农民工家庭,留守在家的新娘。(2005年)
留守在家的农民工妻子们。(2005年)
小星:作为男性,您在采访中如何与农村妇女共情,并愿意去理解她们?
胡国庆:我觉得最大的优势是年龄。比如很多农民工夫妻分居两地,缺少情感交流,他们怎么去应对?农村人也有情感需求,他不是麻木的。可面对现实情况,是养家重要,还是夫妻在一起重要?
我当时成了家,也更能理解她们。作为记者,我也可以比较直白地去和他们聊一些话题,他们也很坦然。
我记得当时去跟拍一位矿工妻子,她为了保佑丈夫在矿上不要出事,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去庙里烧香。当时我就问她,你们夫妻一年才聚一次,夫妻生活怎么办?她当时才30多岁,说:“我都这把年纪了,还讲那个事情!”这句话给我触动很大,好像她的生活就是把孩子养大、把庄稼种好。
乡村的一对年轻情侣。(2001年)
古木17岁就结婚了,先后生了三个娃,她把孩子留在老家,和丈夫一起在郑州建筑工地打工,晚上夫妻俩只能和其他工友们挤在一个工棚里睡觉。(2012年)
朱春莲刚结婚那几年跟着丈夫在外打工,自从生了娃,她就只能待在家里带娃、养猪、种庄稼。男人每年过年回一次家,大家才能享受几天团圆生活。(2015年)
往前一步是坚韧,往后一步是悲伤
小星:如果让您概括您所记录的这些农妇的特质,会是什么?
胡国庆: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无奈,不只是个人的无奈,而是整个社会环境影响下的无奈。有很多家庭、婚姻、子女、教育等问题上的矛盾,在今天看来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在当时却要复杂得多。
我拍过一个女孩,1988年出生,重庆奉节人,是家里4个姊妹中的老大,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给娃挣学费。她一边念书一边照顾弟弟妹妹,目标是考上大学,改变命运。2006年,女孩以476分的成绩被重庆一所大学录取。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才知道报名费要1.2万元。父亲挨家挨户求人借钱,借了一天才凑了3000多元。
女孩利用暑假去重庆建筑工地打工,每天工钱15块钱,想着给家里减轻负担。干劲十足的她,还抽空还去考上的大学看了看。在工地干了20多天,马上要开学了,她给工头提出结账回家,工头却很强硬,“我现在哪有钱,工程还没结束,等结束了再说。”她等了几天,心里很委屈,干了活拿不到工钱,反而倒贴了不少路费。
这次打工给这个山里姑娘不小的打击,最后决定放弃上大学。就这样,刚满18岁的她,放弃了人生最大的一次机遇,跑去南方打工了。
两年后,她在东莞打工认识了一个比她大16岁、丧偶的男人,很快两人就相爱结婚。男人劝她去复读,他帮着挣学费,可是婚后一年她就生娃了。这时,尽管还有人劝她去复读,她却说:“有了娃更不可能去上大学了”。
你能说她不懂事、不努力吗?更多的还是一种无奈。在无奈的过程当中,你怎么选择,就会造就不同的结局。可能往一边走是遗憾、悲伤,往另一边走就是坚韧、善良。
蔡莲春因为交不起学费而放弃读大学,去东莞打工,嫁给一个比自己大16岁的农民,第二年生了个男娃。(2010年)
1971年出生的陈玉秀,先后给两个男人生了一儿两女,都没有办结婚证。她是个本分的山里女人,没什么文化,以前觉得女人不就是给男人生娃,还有啥能耐?现在孩子上学成了难题,她后悔当初不该随便和别人过到一起。(2013年)
1987年出生的李春梅,2005年被人贩子“男友”拐卖到秦岭深山,嫁给一个大她13岁的男人,生了个男孩。李春梅本来也有机会逃跑,但为了孩子留了下来。小时候,母亲撇下她和妹妹出走,她知道“没娘的娃太可怜”。(2011年)
1965年出生的熊应云(右)和丈夫育有一儿两女,为了供孩子上学,在垃圾场苦干了12年,3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2011年大女儿还考上了兰州大学研究生。她说:“不能让娃将来像我们娘老子这样没出息。”(2012年)
1985年出生的刘芳艳,在父亲患癌去世后带着盲母从宁夏到天津上大学,她说“这辈子走到哪都要带上母亲”。周末出去逛街,她让母亲感受丝绸被面的柔软。盲母整个身子扑在被面上,想着有一天要买下来给女儿做嫁妆。(2006年)
小星:您采访过这么多的农村妇女,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胡国庆:陕西女人郭秀琴,她太典型了。郭秀琴她男人是村里第一个去金矿打工的农民,也是村里第一个被查出尘肺病、第一个死于尘肺病的。
第一任丈夫去世时,她才27岁,想改嫁到外地去,舍不得两个娃,并且她已经做了结扎。在农村,如果女人不能生孩子,一般是没有人愿意接受的。
最后在家人的撮合下,郭秀琴改嫁给了丈夫的大哥。大哥也是个尘肺病人,郭秀琴很委屈,“嫁给大哥十年没有过一次夫妻生活,尘肺病人连气都喘不上来,还能干啥?”但她并不后悔,就盼着娃快点长大。
可不幸的事情还是接二连三地发生,她12岁的儿子去水库游泳发生意外被淹死。大哥心里很难过,自觉拖累了这个家,在一个晚上找了根麻绳拴在房梁上吊死了。
郭秀琴本已不想改嫁,嫁给前面两个男人,几乎和守寡差不多。但家里有七八亩耕地,干农活离不开男人。2014年,郭秀琴又和邻村一个男人过到一起。她怎么都没料想到,这个男人又被查出得了尘肺病。虽然没有办理结婚证,但她一边绝望,又一边坚持着:“只要他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抛弃他。”
在郭秀琴的身上,体现了那种极度的无奈。她样貌姣好,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但为了两个孩子,还是留在了大山。我当然不会把她说得多么高尚,但作为一个没上过学的农村妇女,她的几乎是出自本能的母爱和善良,还是很触动我。
“山里女人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面对第三个尘肺病丈夫,郭秀琴有苦难言,“没指望了,女人的感情太复杂,只要他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抛弃他!”(2015年)
尘肺病村的妇女给死去的男人下葬。(2018年)
四川省汉源县乌斯河镇甘密村,常德秀(右二)和大嫂、弟媳,还有两个尘肺病农民的妻子。过去十几年间,尘肺病夺走里常德秀家四兄弟的命。(2018年)
丈夫患尘肺病去世后,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走在乡间小路上。(2019年)
用人性和善意理解她们
小星:这些农妇的故事很多都过去很多年,如今再回看,您会有不一样的理解和感受吗?
胡国庆:反差很大。2021年我真正动笔整理这些故事之后,还是觉得太悲伤了,我都不想去回忆,中间停了有半年时间。
当初采访时,我还在媒体,是带着好奇心、猎奇心的,追求新闻性、吸引力等等。今天再看,我更多是从人性的角度去看。在讲述这些女性故事的时候,我会把她的背景和经历梳理清楚,她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我也会想如果她们有了现在的环境和条件,还会做出一样的选择吗?如果我处在那个条件下,我会怎么做?
我记得有一个甘肃的农妇叫柳云霞,她父亲为了让儿子能结婚,收了一笔彩礼把她嫁了出去。婚后男人对她颐指气使,经常家暴。2008年,柳云霞在电视里看到一部乡村留守儿童纪录片,突然来了灵感,想要拍电视剧。
她花一年多时间,手写了十几万字剧本。家庭条件好一些之后,卖掉40多头牛购置摄影器材、把自家小院改造成影棚,自学影视拍摄和剪辑,组建了一个由留守老人、妇女和孩子组成的40多人的剧组。后来因为资金缺口,筹不到钱,加上拍摄中有亲嘴的镜头,女演员罢演,还有一些村民的不理解,电视剧拍到8集就拍不下去了。
剧组解散后,柳云霞仍不甘心,继续完善剧本,将剧本扩充为37万字。2014年2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三十年不是梦》。
乍一看,你会觉得这个农妇真是异想天开,又没专业又没资金,怎么可能拍成电视剧呢。但后来我理解了,她的剧本完全是按照自己和村里女人的经历来写的,她需要一个表达的出口,希望让更多人了解乡村包办婚姻的恶果。
1975年出生的柳云霞自编自导电视剧。(2011年)
柳云霞在现场拍摄。“因为我们这里包办婚姻太严重,村里有个农妇比我还惨,家暴更严重,后来得病死了,我就想把这个女人和我的故事拍部电视剧。”(2011年)
为了拍电视剧,柳云霞投资了十几万元,但缺口仍很大,她想动员大家捐款,可村里人太穷,实在拿不出钱来。面对重重困难,电视剧拍到第8集就拍不下去了,柳云霞只好宣布剧组解散。(2011年)
1977年出生的房从琴,家里被采石场占用了1.5亩耕地及97棵核桃树,获得34940元的赔偿,但石场只付了1.5万元。为了维权,房从琴买来大量的法律书籍,根据掌握到的法律知识不停写材料,进城30多趟,还是没能解决问题。(2013年)
1959年出生的罗世兰,家住处秦岭太白山,2000年被定为国家自然保护区。小山村热闹起来,她也开起了农家乐,经营得有声有色,她还自学外语,接待了不少外宾,美国、俄罗斯、日本、以色列等国的都有。(2006年)
小星:您觉得她们的遭遇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胡国庆:首先是生存环境。生存环境中最主要的是经济问题,经济困难导致她们没有接受很好的文化教育,就业时处于弱势,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在社会上遇到问题也容易胆小怕事、束手无策,最后造成一些悲剧。
其次是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以前在农村,家庭经济困难,都要优先发展男孩,女性被置于次要地位。这也导致她们面临的困境比男性更为复杂。
比如刘晓琴,在常人看来,她是给别人做了“小三”,这种女人不值得同情,当初我也是这个看法。但采访后才知道,她为了供弟弟上大学,投入他人怀抱,还生了娃,也是很不幸的。穷人家培养出个大学生多不容易,将来拿什么改变命运?说到底还是经济问题。
1971年生的马艳花,1993年嫁给本村一个农民,在生了6个女儿后,终于生了个男孩,“生不出个男娃在家里确实抬不起头。”她说。(2010年)
1977年出生的刘晓琴,为了给考上大学的弟弟交学费,跑到建筑工地打工,认识了一位大她20多岁的已婚男人。这个男人帮刘晓琴的弟弟交了学费,刘晓琴和这个男人生了一个女儿。男人骗刘晓琴已经办好离婚,随后悄悄把女儿带走了。(1998年)
1979年出生的戴大伟,2000年嫁给当地一个农民。为了谋生,夫妻俩开着一辆小货车在城里帮人做防水工程,吃喝拉撒都在车上,她的3个娃都是在“大篷车”里怀上的。(2012年)
小星:您觉得《100个农妇故事》对今天的启示在哪里?
胡国庆:100个农妇的无奈,不仅仅体现在乡村女性身上。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面临困境,只是轻重度、复杂度的区别。我希望大家能从这些女性的故事样本中反躬自省,当你面临同样的困境,你会怎么做,从而更能去理解她们。也希望造成一些悲剧的环境因素能进一步得到改善。
小星:您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
胡国庆: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上有九旬老父亲下有孙儿,作为记者,我的使命大抵已经完成。如今整理《100个农妇故事》系列,只是出于一个摄影师、一个记者客观记录这个世界的初心。当然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希望能够展出或出一本书。
胡国庆在采访中。(2010年)
撰文/vera
图片/胡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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