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陟东旭
“同志们，为什么抓我？”何鸣问。
“不但要抓你，还要杀你！”战士回答。
“我哪里做错了？”
“还在装？你是'叛徒’'特务’，还是'日本内奸’，项政委已经判你死刑！”
这一幕，发生在1939年6月的新四军苏皖根据地。
1945年重庆谈判前，主席还提到了何鸣。
1950年海南解放后，何鸣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何鸣是谁？对他的评价为何会反复？
何鸣，1903年出生，原名何君熙，海南省万宁县人。
1927年12月，何鸣加入组织。
这时候，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能在革命低潮时参加革命，足见其意志很坚定。
1934年8月，闽粤边区特委正式成立，何鸣被选为常委，负责军事工作。
红军长征后，蒋军对这里进行了残暴野蛮的“清剿”和严密的封锁，红军游击队没吃没穿，被困在大山上，生存成了问题。
在极为困难的三年游击战争中，作为红3团团长、特委委员的何鸣，和战友们顽强斗争，依靠群众多次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存了革命的火种。
这样一个意志坚定的同志，为何会被认定是“叛徒”，被新四军处决呢？这主要是因为“漳浦事件”。
“说到天边，我也不同意和蒋军谈。”
“张敏同志，不要想不通嘛，现在形势发生变化了”。
1937年3月5日，闽南苏区、红三团团部，一个身穿西装，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人，在劝说特委代理书记张敏。
穿西装的人，是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的特使（总部在港岛），他告诉张敏，西安事变发生后，要进行二次合作，口号从“反蒋抗日”改为“联蒋抗日”。
并且，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要接受改编。
昔日在战场上厮杀了10年，你死我活的对手，忽然成为朋友，红军还要服从其指挥，这转的弯也太大了。
对于这个180度的转变，大家想不通，张敏一时也想不通。
然而，下级服从上级，张敏最终还是服从决定，跟蒋军就改编的事进行谈判。
特委经过讨论，决定派何鸣等同志跟敌人谈判。
就这样，从4月下旬开始，何鸣等人代表闽粤边特委，同驻漳州的蒋军粤军第157师代表开始谈判。
经过两个月的艰难谈判，1937年6月26日，何鸣代表特委和157师签订了协定。
协定的签订，标志闽粤边地区革命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得到承认，也标志着闽粤边地区抗日统一战线基本形成。
根据协定，红3团1000余人改编为保安独立大队，何鸣任大队长，副大队长为卢胜。
时任红3团参谋长王胜的回忆说，他和副团长卢胜等同志都主张不能离开根据地，在没有得到明确指示之前，不能够擅自行动。
如果说红军游击队在山上是猛虎，下山之后就容易被人摆布，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何鸣坚称自己相信对方，觉得没事。
何鸣的依据是，粤军和蒋氏一直是死对头，粤军将领如陈炯明、许崇智、邓演达、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叶挺都跟蒋氏斗得你死我活，被蒋逼下野。
其中邓演达结局更为悲惨，被蒋氏杀害。
可以说，粤军跟蒋氏有不共戴天之仇。
而且在谈判的时候，粤军157师还在驻地营造抗日气氛，在大街上张贴标语，说他们支持国共合作，愿意上前线抗日。
因此，特委研究之后，还是“迁就”了何鸣，作出了下山接受改编的决定。
改编之后，部队住在小溪，暂时无事。
然而两周之后，意外发生了。
1937年7月12日，红3团（保安团）接到157师通知：离开驻地前往漳浦集训，准备抗战。
1937年7月14日，红3团来到了漳浦县城的孔庙。
次日，红3团接到通知，16日上午8时在漳浦运动场集结，给大家发军饷。
何鸣把队伍带到运动场的时候发现不妙，四周戒备森严，敌人剑拔弩张，杀气腾腾。
运动场四周，上百挺机枪已经架好，几十门迫击炮也部署在周围，枪口和炮口对准在运动场上的我红三团指战员。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何鸣下意识按住了腰间的手枪，质问157师471旅参谋主任陈英杰。
陈英杰强装镇定地说：“弟兄们一直打游击，不懂正规战术，上前线不是要先训练一下嘛，何必大惊小怪？”
何鸣哪里肯信，厉声对陈英杰说：“既然是训练，四周这么多枪炮干什么？该不是要搞事吧？”
陈英杰撕下面具说：“少废话，立即让弟兄们放下武器，接受训练，违抗命令格杀勿论。”
何鸣听后怒不可遏，指责陈英杰说：“陈主任，你这样做是破坏统一战线，我要抗议！”
这时候，红三团的副团长卢胜和参谋长王胜看到了迫在眉睫的危险，立即大声喊道：“同志们，准备战斗！”
战士们一听，“哗啦啦”全都把子弹上膛了。
这个时候157师参谋长在警卫的前呼后拥下走了过来，对何鸣说：何队长，周围我的兵力是你的5倍，火力你也看到了，希望你能对部下的生命负责，放下武器，我可以保证他们的安全。
“弟兄们的命攥在你手里，是打是和，你看着办吧！”陈英杰说。
就这样，何鸣悲愤地交出了自己的手枪。
其他干部和战士见状，也只能交出了手中的武器。
最后何鸣被扣押，副团长卢胜和参谋长王胜带部分人逃出，组建了新红三团。
事件发生后，延安立即向全国通报了此事，揭露蒋军的行为。
张云逸也奉命在福建陈仪家里，和四路军总司令、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以及157军长黄涛进行交涉。
【余汉谋】
迫于压力，红三团被扣押的部分战士和枪支归还。
此外，还有一部分战士被杀，一部分战士被扣押，被强行编入驻闽粤军，包括何鸣。
此事得到和平解决，却留下极其深刻的教训。
1937年9月30日，主席在关于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整编原则的指示中，进一步强调和谈整编时，各部要坚持原则，坚持独立性，坚决反对投降主义，提防蒋军的暗算。
之后，主席又多次发表谈话，警惕“何鸣危险”。
主席告诫，要以“何鸣危险”为警示，在全国“一定要克服投降主义或迁就主义”。
何鸣事件和平解决后，他依旧被扣押在157师，失去了行动自由。
但是他一心向着组织，在寻找机会逃走。
1938年初，何鸣终于返回部队。
【1937年12月，新四军领导在武汉。左起周子昆、张云逸、叶挺、项英、曾山】
1939年6月的一天黄昏，在安徽新四军驻地，何鸣被定为“叛徒”、“特务”、“日本奸细”处决。
为什么还会有“日本奸细”的说法？
因为何鸣是高学历，曾经在新加坡，港岛等地待过，精通英语、日语和马来语等多国语言。
当时新四军驻地有被俘的日本军医，何鸣常和他们在一起说话，便有人怀疑他是日本奸细。
何鸣之死，引起很大争议，很多人认为，他是被错杀的。
之所以怀疑他变节，是因为何鸣在粤军待了几个月，有被策反变节的可能。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何鸣掌握闽南地下组织很多机密，但是组织成员均安然无恙。
地下组织并没有被破坏，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何鸣并没有叛变。
再说，何鸣跟敌人谈判不是个人的决定，是奉上级的指令。
接受改编，是工委集体决定，是大家认可的，这一点，参谋长王胜也可以证明。
在被重兵包围的情况下，红军武器装备落后，如果抵抗，肯定会一个人也跑不出去。
当时，统一战线已经形成，蒋氏不敢公然屠杀红军，放下武器等待组织出面解决，是上上策。
所以，何鸣命令放下武器，并没有问题。
但是，何鸣对这支队伍被瓦解负有责任。
在延安没有明确指示的情况下，接受敌人改编，带领队伍下山，犯下过于相信敌人的错误。
然而，以此说他是叛徒，是子虚乌有的。
开国少将王胜在回忆录中说：“我们决不能因为漳浦事件，而否定何鸣同志。何鸣在闽南的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有益的事，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这是必须肯定的。”
陈毅、张云逸和张鼎丞等新四军领导人也否定何鸣是“叛徒”的说法。
张云逸说：“总起来说，何鸣的功是大于过的，是属于同志犯错误。”
八路军是1937年8月22日成立的，新四军是1937年12月25日成立的，“漳浦事件”发生在这之前，红三团在改编问题上，没有成功的经验借鉴。
也可以说，何鸣当时是摸着石头过河。
在统一战线已经形成的情况下，谁也不会料到，蒋氏会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也有一种说法，漳浦事件是孤立的，跟皖南事变不同，蒋军高层事前并不知情，是粤军想收编红军，壮大自己的队伍。）
无论如何，正是“漳浦事件”发生，引起了我军的警觉，避免了悲剧的重演。
1950年海南解放后，何鸣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何鸣凭着热血忠诚，在艰苦的环境下战斗了十年，尤其是三年游击战期间经过了生死考验。
在统一战线形成、曙光再现的时候，因为轻敌而付出代价，让人叹息。特别是被错误地枪决，令人扼腕。
多年后追认为烈士，是对他的身份和历史功绩的认定，何鸣在天之灵应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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