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从西安事变后在除蒋、联蒋政策上的变化，看毛主席的大智慧。上文，我们谈了西安事变爆发之初，由于苏联对这一爱国义举的谴责态度，一度使张学良对“三位一体”大联合的信心产生动摇。
关键时刻，毛主席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化解了这一危机，再次稳固了三位一体的统战关系。同时，中央派出了以总理为首的代表团赶赴西安，同张学良进行开诚布公、卓有成效的谈判。
最后三方决定：要揭露国民党亲日派扩大内战的阴谋，同时与亲英美的宋美龄、宋子文进行谈判，力求通过政治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但是，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谈判桌上的底气来源于军事上的后盾。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别想得到。
西安事变中，虽然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没有爆发，但那是我军（红军、东北军、西北军）在战略上造成了一定的优势，迫使亲日派在权衡利弊的情况下，不敢轻易发动战争所致。须知，整军备战才能及时止战，才能阻止顽固派的蠢蠢欲动。
本篇，我们就介绍一下毛主席在西安事变谈判过程中提出的三次红军南下战略，看看我军在战略上造成了什么样的有利态势，以战促谈，让亲日派不敢轻易刀兵相向的。
西安事变后，红军的整体战略是：红军主力南下，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紧密配合，以军事力量作后盾，促进政治谈判。
一、山城堡战役后，我军面临的战略态势
山城堡大捷后，中央确立了红军“就地坚持”的方针。并让红军及时捕捉时机，再战胡宗南。毛主席还对形势作出估计：“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会有较大变化可能”。
然而，让毛主席没想到的是，这次预计来得也太快了，大大出乎他的预料：20天后的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就爆发了。
我们先介绍下山城堡战役后，敌我双方的兵力布置情况，如下图：
1、老蒋的嫡系大军分为两部分：
西面的宁夏甘肃有一坨，以他的嫡系弟子胡宗南为首。他们本来是尾随会师后的红军一路跟到那里的，结果在山城堡战役中被我军歼灭两个旅，被迫在那里休整待命；
东面河南省有一大坨，摆在平汉铁路汉口至郑州段、陇海铁路郑州至灵宝段集结待命，目的是西进陕西，先消灭红军，之后再收拾东北军和西北军。
东面这一坨主力本来是由老蒋亲自指挥的，结果西安事变把老蒋和他的一帮嫡系大将们都抓了，不得已只能由他最听话、最有才的“猪将军”刘峙来统领。
2、东北军也分为两部分：东面的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部占据着洛川、平凉、庆阳等地；西面的于学忠部占领着兰州。
3、西北军实力较弱，大致在西安地区有一部分，渭南和宝鸡地区有一部分。
4、红军也分成两部分：陕北的河东主力红军和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关于西路军的故事，我们在前面已经详细介绍过了，这里就不赘述了。
如果猛地的一看，红军被分割在黄河两岸，周围黑压压一片，似乎又陷入了以往那种四面围困的绝境。但是，西安事变一爆发，整个态势就变成了下图这个样子：
是的，一片红彤彤。虽然东面那一坨没变，但西面以胡宗南为首的那一坨，就陷入了抗日联军的包围之中。此时的胡宗南也是惊慌失措，只能窝在那里一动不动，静观局势变化。
二、西安事变之初，毛主席的小战略与大战略
而在这段日子里，胡宗南的老对手，红军总指挥彭老总可是一直眼巴巴地盯着胡宗南了，总想琢磨着能不能再从老胡手里再搞点弹药补给什么的。
西安事变一爆发，彭老总的本能反应是：机会终于来了，是该向胡宗南要点补偿了!
于是，彭老总急电中央军委，提出我军要向西压迫胡宗南，并在运动中再歼其一部，让部队在缴获物资的同时配合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行动。
总之就是乘着老蒋被抓，胡宗南六神无主的时候，再干他一炮。
并且，彭老总马上作出部署：由左权、聂荣臻指挥红一方面军，以追击姿态逼近大水坑，乘胡宗南撤退时，在运动中截击猛追，求得消灭老胡一、二个师。如下图
毛主席也觉得机会来了，但这个机会与彭老总的“机会”有所不同。毛主席站在更高的战略视野上，确定了解决西安事变的原则是：“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简单来说，就是政治上要团结南京政府里的亲英美派、CC派、土木派等，把他们团结到抗日阵营中来，军事上要准备对付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
所以，站在大的战略上看，红军的作战任务是配合友军的作战行动，保障友军后路的安全。
看上图也能看出来，胡宗南此时被孤立在宁夏甘肃那一块。他向北发展是不可能的，北面是大沙漠；向东也不可能，刚刚在山城堡被干掉一个师；向西更不可能，那是马家军地盘。
他只能向南发展，一方面威胁东北军的后路，一方面摆脱自己被围的窘境。
因此，毛主席下达的部署是：“红军除留一少部在原地外，主力应南下西峰镇（庆阳），靠近东北军。到时候看情况，或增援西安打刘峙，或增援固原打胡宗南。如下图
毛主席的这番布置真是说到张学良的心坎上了。紧跟着，张学良为防止胡宗南南下抄东北军的后路，也恳请红军南下向固原、庆阳的东北军靠近，截击胡宗南。
但毛主席此时又有了一个更大胆的天才想法，完美栓释了什么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毛主席提出：当敌军主力向西安进攻时，红军不要在西安和他们纠缠，应该集中主力进行战略大迂回。
第一步：迂回攻击洛阳、郑州，威胁敌军的生命线——陇海铁路和平汉铁路，待进攻西安的刘峙部回援洛阳时，东北军从后面追击并歼灭之；
第二步：红军再大踏步地向东南挺进，在运动中歼灭追击之敌，并威逼敌之根本重地——南京。东北军可趁势占领洛阳和郑州。如下图
毛主席在第五次反围剿时也提出过类似打到国统区的外线作战计划，根本目的还是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当然，进行这样的战略大迂回需要军队有极高的运动战素养。当张学良得知这么石破天惊的想法后，惊得下巴快掉下来了：让东北军跟着红军去打运动战，贵军也太看得起我们了。
鉴于两军现实的兵种差异，毛主席也就没坚持他的这一想法。
三、西安事变谈判期间，红军的南下战略
对于毛主席的大小战略，彭老总还是想不通：为嘛不借着这个机会，打击胡宗南，扩大根据地呢?部队也能获得更好的补充。
于是，他们再向中央提出建议，意思就是：我们应乘着目前的混乱局势，首先打击胡宗南，消灭近在眼前的威胁，这样我们就有一个稳固的后方了，就可以北上支援绥远了。如下图
但此一时彼一时，此时亲日派的何应钦指挥军队已经大兵压境，还出动飞机到西安上空侗吓，连此刻被扣的老蒋都盼望他的部队能早日赶到西安。
毛主席敏锐地意识到：西安已成为决定双方胜负的决战点，直接出兵援助张、杨，粉碎亲日派扩大内战的阴谋，成为我党能否立足西北，推动全国抗日救亡的关键所在。
毛主席也知道彭老总心心念念着流产了的《宁夏战役计划》，不得不回电和他们详细解释，电报原文就不贴了，大致意思就是：
1、南京何应钦的大军已经大兵压境，奔着潼关来了，光凭东北军和西北军守得住西安吗？
2、你们南下后，胡宗南没别的地方可去，是肯定会南下的，仗少不了你们的。
3、南下可以帮着东北军、西北军守好西安这个“三位一体”抗日联军的大本营，有了三位一体大联合，就能迫使国民党顽固派不敢轻启战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毛主席在电报里不好意思明说的是：东北军的战斗力你又不是没领教过，让他们单独对付何应钦的中央军，能顶得住吗？
彭老总若有所悟，当即下达部署，主力以三路纵队，准备南移，执行中央决定。
不过，他还是对放弃打击胡宗南的战机感到惋惜，也十分想趁机混水摸鱼一把。
于是，彭老总又决定让红二、红四方面军先行南下；一方面军暂不南进，乘胡宗南撤退时，歼灭其大水坑一部，等完成任务后再南下。如下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彭老总的意思是兵分两路，等一方面军歼灭大水坑之敌后再南下。这也不能怪彭老总他们贪功，因为此时的红军太难了，太需要缴获一批物资了。
于是，毛主席又连发两电耐心说服彭大将军：请不要被胡宗南那三瓜两枣所迷惑，无论从军事还是政治上，敌人的要害在河南，而不在宁夏或甘肃。只要帮东北军守住西安，敌人就不敢轻易动兵，西安事变就可能和平解决。
这下彭老总总算明白了。当日即命令全军全部南下。
不出毛主席所料，对何应钦的大举进攻，此时的张学良也是束手无策，他急忙找到总理，恳请红军尽快南下，一部帮着牵制胡宗南，主力则出渭水下游帮东北军阻击何应钦的进攻。
总理急忙安慰他，不要怕，毛主席早已经想到了，彭大将军的大军不日就到。张学良和杨虎城十分高兴。随后，总理向张、杨介绍了中央的战略构想：
目前东北军、西北军尽力迟阻刘峙于临潼、渭南之间，红军由庆阳经正宁、彬县到达咸阳、兴平，随后立即转向蓝田以南地域。
然后，或帮助东北军与东来之敌决战，或迂回潼关，直插敌人的后路。如下图
张学良和杨虎城十分赞同，并强调：“运动战我们可打不了，此计划实施关键在红军。”
并且，有了红军的撑腰，他们在谈判桌上的底气也十分充足。
在与宋美龄和宋子文的谈判中，张学良强烈谴责中央军对西安的狂轰滥炸，并说自己与共产党联合是抗日爱国之举，在抗日主张没实现以前，老蒋怕是没救了。
等会谈完毕后，张学良找来了好朋友宋子文，对他说：好好劝劝你妹夫，如果还在那生闷气的话，延安有位老朋友很想和他谈谈。
听到宋子文的转告后，先前还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老蒋立即坐起了身子：“不必了，还是你们先谈吧，我答应不打内战就是了，至于那位老朋友，十年后我们再谈吧”。
很多时候，人们对老蒋在西安事变时的态度转变都百思不解，难道真是因为宋美龄的劝说？
其实这只是一部分原因。根本原因还是红军介入后，在战略上已经造成了一种不可被战胜的态势。三位一体的抗日联军有20多万人，老蒋的围剿大军有30多万，相差不是太悬殊。
老蒋得知红军也加入进来后，就知道打起来自己的胜算不大。因为短短十余天，红军就徒步奔袭千余里。如果被红军向东一个穿插，截断何应钦、刘峙退路的话，后果会非常严重。
事后，何应钦也不无顾忌地说：“红军一旦冲出潼关，则洪流溃决，必至难于收拾”。
是的，谈判桌上的底气来源于军事上的强大后盾。
四、一入南京深似海，张学良送老蒋回南京之谜
此时，西安城内局势缓和。张、杨、总理已与宋子文和宋美龄进行多轮谈判，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头协议，并得到老蒋亲口许诺；亲日派的进攻，也在老蒋的命令下停止。
然而，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却做出了一个影响其一生的决定——送老蒋回南京。
张学良为什么要亲自送老蒋回南京？这已成为一桩历史悬案，谁也不清楚他是如何想的？
也许是全国舆论给他的压力太大？也许是太相信老蒋作为一国领袖的胸襟？也许是因为宋美龄情深意切的担保？
但是，自从张学良踏上送老蒋飞机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没有也许了，也许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张学良不仅将自己放入一个十分被动的环境中，而且使三位一体的大联合也处于极大的被动之中。
在三位一体的格局中，实力最强大的当属拥有十几万人的东北军。张学良一走，东北军群龙无首，而我党和杨虎城又指挥不了这支部队，这就为老蒋施展分化瓦解埋下了隐患。
主动权就是生存权。如果有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放弃主动权，不要将自己的命运轻易交于他人。
所以，当总理望着张学良送老蒋的飞机腾空而起时，说道：“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现在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是的，西安事变从爆发到和平解决，前后不过15天，但二人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一起面对社会的舆论攻击，一起面对苏联的无端指责，一起面对亲日派的大兵压境。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正因为三位一体顶着巨大压力，同心协力，才使得西安事变没有像福建事变，两广事变那样被老蒋轻易瓦解。这份真诚也让张学良明白了谁是真正的朋友。
如今，张少帅一入南京深似海，一失足成千古恨。
就在张学良送老蒋抵达南京那一刻起，他的命运，东北军的命运，就生生被攥到人家手里。
迎接他的是南京军法处的逮捕和高压审判。尽管张学良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为自己这一爱国之举辩护。然而，现实是无情的，他的结拜大哥老蒋心胸之“宽阔”超过了他的想象。
很快，张学良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虽然经老蒋的“求情”被“释放”，但又被军委会“严加管束”，长期软禁。
张学良的束手被囚，给三位一体大联合阵营带来了极大的被动。
五、张学良送老蒋回南京后，我军的战略部署
以往总有个疑问，为什么张学良被老蒋扣押后，在东北军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老蒋依然不敢对三位一体发动军事进攻呢？难道他真要履行被扣期间“不打内战”的承诺吗？
显然不是，老蒋要是能说话算数的话，那才是见了鬼了。
根本原因还是三位一体在应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前，已经造成了一种不被战胜的态势，使得老蒋不敢轻易大动干戈。
在张学良身陷囹圄后没多久的1月5日，老蒋就下令在西安设军委会行营，委派顾祝同为行营主任兼“讨逆军”总司令，指挥30多万大军向西安推进：
顾祝同的第一集团军十个师，据潼关正面，从华阴沿陇海路西进；
陈诚的第四集团军十个师，沿渭河北岸向西推进。
卫立煌的第五集团军四个师，位于商、雒一带，从东南方向威逼西安；
蒋鼎文的第二集团军五个师又一个旅，据西线甘肃、宁夏一带;
朱绍良的第三集团军九个师，据西线陕南、陇南一带。如下图
大兵压境的同时，老蒋又提出了最后通牒：
一是三位一体必须同意中央军进驻陇海铁路潼关至天水段；
二是东北军一律全部退回甘肃；十七路军则须移驻陕北。
老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掌握西北大动脉陇海铁路，并压迫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到西北的贫瘠之地，限制其发展，尔后分而治之。
此时东北军群龙无首，十七路军又很弱，张学良一走，三位一体的所有重担都落在了陕北的党中央和毛主席身上。
毛主席认为，现在的问题是一旦老蒋威逼太甚，西北三位一体将面临土崩瓦解的局面。
“顾来则张、杨两部全被宰割，红军将被迫登山”。
因此，针对老蒋企图分化瓦解三位一体，孤立红军的阴谋，毛主席主张“坚决奋战，拒顾迎张”。只有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才能打击老蒋的险恶用心，争取最后的胜利。
5日晚，毛主席致电总理：
“南京报复派现在没有政治口号，只能偷偷摸摸地干，希望吓一吓，把杨虎城、于学忠等吓得就范，然后慢慢宰割，孤立红军。目前只要三方团结，真正硬一下，并把红军的声威传出去，就能使中央军不敢猛进，也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
根据毛主席意见，杨虎城公开通电，以“张副司令留京未返及中央军未遵令东还，而反大量西进”为词，指出蒋介石违背诺言，表示要起而周旋，至死无悔。
随后，三位一体根据毛主席之前的战略要求，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大致就是：
西线和北线：红军各派一部分别协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担任钳制、警戒任务。
东线：在渭南至西安的渭河南岸构筑七道防线，由东北军六个师做正面阻击；渭河北岸集结东北军三个步兵师和二个骑兵师，准备向南实施突击，歼敌于滑河北岸；
中间：由于西北军以善守城防出名，所以由西北军固守西安。如果东北军在前面顶不住时，就往两翼做有序撤退，吸引敌军来到西安城下，利用城防来消耗敌军。
机动作战：红军主力则秘密集结于北面的淳化和南面的蓝田一带。一旦开战，红军将从蓝田、商县一带穿过秦岭，快速向潼关方向迂回包抄，断敌后路。
待到敌人感觉后路被断，准备后撤时，东北军再趁机向东掩杀，和红军东西夹击，力争歼灭敌军5—6个师，迫使老蒋回到谈判桌上来。如下图
整体来看，这份计划还是比较可行的，他充分考虑到红军、东北军、西北军各自兵种优势。
东北军实力强大，做阵地防御；西北军善于守城，固守西安；红军善于运动战，执行迂回穿插，断敌后路的任务。
随后，他们将这一作战计划上报给毛主席。
毛主席一看，认为这一计划虽好，但现在已不能从根本上瓦解敌军，没有打击到他的七寸。因为我军从整体上依旧处于被敌人四面包围的态势。如下图
对此，毛主席又提出他的新主张：
1、红军主力应第一步出商洛，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汉铁路，破坏敌之根本要害。敌之根本要害是什么呢？平汉铁路和陇海铁路。
2、渭北则留红二方面军策应友军在内线作战，尔后内线红军和友军，同外线红军互相策应，在战略上配合作战。
3、外线作战由彭老总率领红一方面军、四方面军第4军和第31军执行，他们向商洛开进，准备出豫西打到外线去，威胁洛阳和郑州。如下图
对此，杨虎城和王以哲一时反应不过来，有点犹豫。毛泽东通过总理和他们解释理由：
1、红军主力出商洛后，即可转入豫西地区，使敌中、右两路有后顾之忧，这样就可免除我方战略上的被动和战术上的许多困难。
2、红二方面军威胁陈诚集团之右翼，就会使其不敢猛进。
3、红一和红四方面军只要破坏敌人后方铁路运转系统，就能迫使老蒋不敢轻易大动干戈。
因为洛阳和郑州是旧中国两条铁路线——陇海铁路和平汉铁路的交叉点，国民党军的一切后勤给养和运兵调兵都离不开它。红军威胁这里，就威胁到了国民党军的命根子。
果然，在觉察出红军有出陕南，进豫西的苗头后，卫立煌大为恐慌，他迅速收缩兵力，唯恐红军从商洛方向突破。
老蒋在得到卫立煌的报告后，也很恐慌，他知道红军一旦流动到豫西，就如同潜龙入海，必将会威胁洛阳和郑州的那两条铁路枢纽。
同时，三位一体还发起了政治攻势。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发表通电，谴责蒋军重入潼关。西安城内40万军民举行群众大会，会后进行反内战的游行示威。
因此，老蒋也一改之前的强硬态度，表示如果红军能退出陕南，一切都好商量，国民政府还能给红军一定的给养与资助。
总之，政治上的声势和军事上的有利态势，使老蒋轻易不敢发动进攻。
从军事上讲，毛主席的这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略是相当高明的。
当敌军对我军实行包围时，我军在整体上取战略防御的同时，在局部战场上必须实施战术反击，做战略上的大迂回。
目的就是攻敌之必救，发挥红军游击战、运动战的特长，对敌人后方的交通大动脉造成重大威胁。以此达到调动敌人，夺取战场主动权的目标。
这种整体上的战略防御与局部要点上的战术反击相结合，会极大的减轻内线我军承受的压力，使我军处于更有利的战略态势，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六、同进同退，保特三位一体
《孙子兵法·形篇》曰：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毛主席在西安事变前后关于红军南下的三次战略决策，是我党在中国革命历史转折关头作出的一项重大军事部署。
它在战略上造成一种不被战胜的态势，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最终实现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国共第二次合作，推动抗日新高潮的到来。
它的深远意义在于，他用实践进一步验证了第五次反围剿时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正确。
在两年前的第五次反“围剩”时，毛主席曾提出，我们应该利用福建事变和19路军建立抗日统战关系，红军配合19路军，主力打出外线去，达到调动敌军，配合19路军作战的目标。
详见：第五次反围剿，临时中央如果听取毛主席的建议，红军能取胜吗？下
然而，毛主席的这一战略却未被当时的“左”倾中央所接受，以至于错过了最后一次打破第五次反围剿的机会，不得不来了一次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大转移。
而毛主席在西安事变中的重大军事部署，同“左”倾中央统治下的“短促突击”，“拒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战术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而真正树立了毛主席在今后革命战争中的领导地位。
从此时起，中国革命才真正摆脱了左倾错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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