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27岁的钱存训来到了日本占领下的上海。他之所以冒险来到上海这座“孤岛”，完全是为了上海存有的那一批珍贵的善本。
那么，北平图书馆上海分馆一共存有多少国宝呢？
当时，北平图书馆上海分馆共有精选善本5000余种，6万余册，敦煌写经9000余卷，金石碑帖数百件。其中，善本书籍是其中的精华。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北平图书馆的主管人员就意识到到，在战火中如何保护历史图书精华，维护文明命脉的重担落在了他们肩上。
事后证明，他们是有远见的。因为在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日军的炮火就轰击了商务印书馆，不仅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片瓦不存，其收藏的大量宋、元、明时期的珍本都被焚为一炬。
鉴于此，北平图书馆立即行动起来，挑选藏书封箱。总计封箱的珍品包括善本甲库132箱，善本乙库38箱，舆图13箱，唐人写经47箱，金石拓片3箱，并分别把这些珍品运往天津某银行，北京德华银行以及北京华语学校储存。
可到了1935年，华北的局势愈发严峻，北平图书馆再也不能顾及南方天气潮湿，不利于书籍储存了，立即把这批珍品运往南方。
当时，运往上海的有两部分，一部分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些善本，储存于公共租界；另一批是万余册的东西方学刊，储存于法租界亚尔培路的中国科学社。
钱存训当时并没有负责上海善本的保管工作，他被分派到了南京，负责保护南京分馆的收藏。
可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战火已经蔓延到了南京，南京馆藏纷纷南迁或西迁，钱存训临危受命，被派到了上海主持上海分馆，维护沪上收藏。
可当钱存训来到上海之后，他才发现，友人们对上海这座“孤岛”的描述一点都没夸张。不仅难民遍地，而且日本宪兵和特务们在租界内横行。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保护这批珍贵书籍？
在当时，已经有大量的珍贵文物被日本抢走，如果不尽快把这些善本转移，早晚会落入日本人之手。
对于钱存训来说，当时仅有的一点能够保住这些善本的希望是法国还维持着与日本的关系，在法租界内，日本人还没有敢明目张胆地抢夺法国人的资产。因此，钱存训当机立断，将原本储存于公共租界仓库内的善本全部转移到法租界吕班路的震旦博物馆。
之后，钱存训又在震旦博物馆附近租了几套民房，把这些珍贵善本分别掩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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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好景不长，1940年6月，法国在欧洲战败，远东局势陡然紧张起来。作为“轴心国”的成员之一，日本攫取了法国在远东地区的大部分利益，日本的宪兵和特务们已经可以明目张胆的在租界内搜查了。
按照这个形势发展下去，法国在上海的资产早晚会被日本没收。到那时，隐藏在法租界的这些珍贵善本定将落入日本之手。
于是，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就把目光放在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身上。
当时，袁同礼就同美驻上海领事联系，提出要把这批善本先运往美国保存，待到战争结束后再运回国，可由于人微言轻，进展不大。
正在美国的胡适听说此事，开始出面联系，获得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同意。
双方的意向初步达成，可这批善本的包装和运费却无从着手。就这样，从1940年12月一直到1941年的4月，重庆方面才好不容易拨付了3000美元作为运费。
可就当中国方面已经准备好了之时，美方又开始推三阻四了。原因是，美方不想得罪日本。
要知道，这批善本如果要由中国方面派员押运，势必会引起日本的注意。只有美方派员押运，日本才不敢抢夺。可美方当时还没有准备好与日本翻脸，是不会因为此事得罪日本的。这件事又耽搁下来了。
而重庆方面呢？见上海方面迟迟未能起运这批善本，就又把拨付的3000美元给收回去了。
这下子，让钱存训陷入了绝境。
好在胡适慷慨解囊，他愿意个人出资来解决运费问题。
可问题又出现了。这批善本当时一共装了300箱，目标也确实太大了些。于是，钱存训决定再次精选这批善本。共选出宋元本200种，明版约2000种，抄本500种，共计2720种，三万余册，封装在102个密封箱内。
由于当时的上海海关已经被日本监视，如何才能避开日本人的视线，把这批善本运往美国呢？
善本都封装好了，袁同礼开始联系海关了。
当时，上海海关的丁贵堂是海关中职位较高的华人，又和袁同礼是老关系。他给袁同礼想了三个办法：
其一、由北平图书馆出面与美国国会图书馆签订一份协议，注明这些善本是北平图书馆暂时借给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然后再由美方上海总领事出面，把这批善本当作美国财产在海关申报出口，然后由美方押运到美国。
可是，这个办法遭到了美方的拒绝。
其二、把这批善本装在改装后的旧衣箱中，按照旅客携带物品的方式带走。
可一来，这些善本太多，要想改装旧衣箱，需要的时间太长；二来，一下子需要准备这么多的旧衣箱，势必会引起特务们的怀疑；三来，上哪去找那么多愿意携带这么些旧衣箱的旅客呢？四来，旅客的目的地分散，一旦把这些善本分开，将来很难收拢。
其三、由重庆方面直接给上海海关下训令，由江海关（上海海关）发证，这样日本或许会免予检验。因为当时江海关的实权掌握在英、美手中，日本或许不会和英美翻脸检查这批物资。
可当50多天后，袁同礼才拿到了这份训令。当他把这份训令交给丁贵堂，丁贵堂又把这份训令提交上海海关关长梅乐和时，又遭到了拒绝。
原因是，就在不久前，一大批原储存在租界的中国银行的白银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想要运走，却遭到了日本的封查。梅乐和认为，现在的局势比前一段时间更紧张，又有前车之鉴，这种办法太危险，根本就不能用。
袁同礼 图片来自网络
就在袁同礼和钱存训为如何才能运走这批善本苦思白头之时，又一个噩耗传来。
1941年7月，德国和意大利分别承认汪伪。为了进一步打击英、美在华势力，日本提议收回在上海的公共租界。
这下子，袁同礼和钱存训更是急得火上房了。袁同礼再次致函胡适，想要胡适利用他在美国的关系想办法，可却毫无回音。
见从官方渠道实在是无法可想，袁同礼又把目光盯向了民间。
1941年8月，袁同礼联系了一位美国驻上海的转运公司经理寻求帮助。
这位经理建议，先把这批善本运往美军在上海的海军仓库，只要美军舰一到立即可以装运。并说，这种办法可以不通过美驻上海领事的同意。
袁同礼觉得这个办法倒是个好办法，可是，这毕竟是民间私下运作的事情，一旦失误，这批善本将会面临着再也找不回来的风险。于是，袁同礼马上联系胡适，让其在美国试着寻找军方关系，看能否以官方的渠道授权给美海军，然后再采用这种方式。可也没有任何下文。
不得不说，袁同礼虽然急得火上房，但仍然没有失去理智。这位美国经理提出的办法确实是个好办法，可却没有任何官方保障。一旦失手，这批善本可就真的没了。袁同礼哪里敢冒这个险？
1941年9月，袁同礼带着无奈离开了上海到了香港，继续寻找办法。
不料，在10月初，钱存训突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原来，钱存训偶然得知，他的夫人许文锦的同学张女士的兄弟时任上海江海关的内勤。这位张先生答应，在他值班时，由钱存训将书箱送往海关，每次运送10箱左右，不用开箱检查，直接运送到美国商船出境。
当然，为了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钱存训每次均以中国书报社的名义到海关申报，注明的是代美国国会图书馆与加州大学购买的《四部丛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新书。
而且，钱存训也非常谨慎，他并没有把这一批善本全部运往国会图书馆，而是分为了两个地方。其中，有25箱运往了国会图书馆，75箱运往了加利福尼亚大学。
从1941年10月初开始到12月5日，这一批共计102箱的善本终于运输完毕。在12月5日，随着美“哈里逊总统”号轮船驶离上海，钱存训终于松了一口气。
可不料，两天后，日本就偷袭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不久，钱存训在报纸上得到消息，“哈里逊总统”号轮船在马尼拉被日军俘获。钱存训认为完了，这一批善本定会落入日本人之手。
可在1942年的6月，美国会图书馆宣布，北平图书馆的善本书籍已经全部运抵，并开始进行显微书影的摄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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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哈里逊总统”号轮船上的善本是如何脱险的，至今仍是个谜。
抗战胜利后，北平图书馆准备把善本由美国运回，当年负责直接这项工作的钱存训被派往美国接洽。
可当钱存训赴美办妥善本回国事宜的时候，却被告知，上海的仓库拥挤，没有地方存放。紧接着，内战爆发，由上海到北平的交通不通。为此，这批善本只得仍然先存放在国会图书馆。
直到1965年，海峡对岸再次向美提出要把善本运回，这批在海外漂泊了24年的102箱善本才得以劫尽归来。
1966年，这批善本部分对外展览，供人参观。
可细心人却发现，在此次展览的书目中，竟然与当年运往美国时的书目对不上号。
因为根据美方提供的显微书影，竟然有20多种并未包括在当初运往美国的书目中，而且在运回的102箱善本中，也未能找到相关的书籍。
换句话说，美方提供的显微书影数量比当初运到美国的善本数量要多。
那么，这多出来的20余种显微书影从何而来？显微书影中的书籍又到哪里去了？不得而知。
而且，在这次运回的102箱善本中，有很多书籍很明显就是普通书籍，根本不算是善本。这又是怎么回事？
更让大家痛惜的是，北平图书馆原有的甲库善本共有3700余册，运往上海后又运到美国的不到3000册，留在国内的大约在800余册。
可在劫难过后，北平图书馆虽经百般收拢，能查找到的仅有不到300册，这就意味着有近500册的善本流失了，至今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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