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的地位不论是古代亦或是现代都是处于一种崇高的地位，到了现代随着国家九年义务教育的普遍，读书不再是很奢侈的一件事。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封建社会，想要供书生读书，且能够金榜题名，那将会是既费钱又费时间的事情。
对于能够高中，大名鼎鼎的曾国藩也是对此抱有很大的期望。他十几年苦读，就是为了能够学有所得，一展抱负。然而，曾国藩毕竟是能力有限且并不属于天资聪颖一类，所以他的科举之路，注定是在他无法高中之时停止。
曾国藩爱读书，且常常咬文嚼字的去研究阅读。因此，他比常人在学习上花费的功夫更多。一个人要想让自己的学问高，且能够闻名于世，那将会是一件比十年寒窗苦读更难的事情，但这一次勤笃精进的曾国藩做到了。
曾国藩此人，不仅在文学上有着很大的名气，在治世、修养、读书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向我们完美的展示了什么叫笨鸟先飞，勤能补琢。
曾国藩此人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家规，和孩子的教养上，也是有其称道之处。有名的《曾国藩家书》就是其身在外地，但也关心家庭，用家信的形式，感染和教化孩子。
那么，曾国藩这么全才，很多人在想，他是不是从小就是天才，要不然怎么如此的优秀。其实，曾国藩有如此成就，与他的好习惯和修养有关。
对于曾国藩的成就，在《勤笃精进曾国藩》这本书中，作者胡哲敷也是给出了他的观点。在本书中，他既将曾国藩的生平大事进行了梳理，又通过他的为人处世及其家书等资料，将曾国藩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成功之处展示给我们，还给读者一个立体的曾国藩人物形象。
一、论学问，曾国藩学以致用
中国人有一个自古就有的恶习，那就是将读书人的地位捧的很高。但凡家里有个读书人，都会为其杜绝一切的事情，除了读书还是读书。就比如干活或者挣钱养家这类事，在没有高中之前，都是不让插手的。
他们认为读书人是上等人，应该事事以读书为主，吃好的，穿好的，隔绝尘世，关起门来读书，这是读书人应该干的事情。古人认为，读书之事，当以书本为主，书中自有颜如玉，书本之外无世界，书本之外无学问。
也因此，这样的闭门造车让很多读书人五谷不分，不解世事，更不懂得人情世故，只懂风花雪月。所以古人所谓的学问是要在事业上表现出来，那才是真学问。
但是古往今来，做事业的人往往不学无术，卑污苟且，而那些自称做学问的人，又往往是死于章句之下，做了古人的奴隶。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古人将做学问和做事业分做了两截。
五百年来，能将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阳明，一则清朝曾国藩。这两人都是以书生平世乱，都是千辛万苦，将学问做到底，磨练成功，名扬后世。亦都是在戎马半生，读书为学而不知倦怠。
相比于王阳明的天赋异禀，曾国藩就很笃实。曾国藩的学问都是其脚踏实地，步步为营做出来的。因此，他的学问，都不会发生弊端。如果说，聪明如王阳明是高明的那一类人，那么曾国藩也就是下学之人。因为下学，曾国藩对学问的见解，不与凡俗同，而自己也能身体力行，做出榜样。
“人不读书则已，亦既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
曾国藩的这段话，向我们表达了他对于读书的见解。他认为，将读书所学用到自己的身上，去身体力行的学以致用，才是真的做学问。而那些即便能文能诗的人，附庸风雅，以博雅自诩，亦只算的是识字之人，又怎能算得上是明理有用之人。
他的为学精神让人称道，文字亦是朴实谙练，做学问，他不问收获，只问耕耘，做人，他向来求阙斋，以免自己骄傲自大，戒懒惰。他常说：“天下事未有不从艰苦中得来，而可久可大者也。”又曰：“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迟缓，迟缓则治人不严，而趣功不敏，一处懈，则百处懈矣。”
二、论修养：曾国藩求阙斋，平淡处之
曾国藩做人、做事、做学问，戒骄戒躁，身体力行的将读书人该有的气度和方法以身作则。因此，他的修养也是极高，这才让他在以后的很多年得以名声大噪，得到重用。
其实，任何一门学问，想要大成，那必定要有恒心，而恒心必须先养而后有。又譬如做学问的必定要有好身手，然后才能运用所学，为世所用。所以学者身心的修养，确实是一切学问的源泉。
曾国藩的学问事功，能如此耀眼辉煌，全因他的修养高，而他的修养功夫不至落空，则因他日常工作学习，遇事反省。在读书写字，待人接物，亦或从政，曾国藩都是随时随地求修养，他把修养的功夫，作用于实际，又从实际中加深自己的涵养。
“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袛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这段话来自于曾国藩的日记，足以看出他的修养功夫深厚，如果我们按照曾国藩所写的做，那定会处事太散，戒骄戒躁，身心愉悦，精神饱满，做事自会没有苟且懒惰的气象。
用过的修养功夫，不仅体现在他的德行，还有他的个人思想境界也是极高。他曾把一切的身心修养归纳到不求上去。他认为，“圣贤教人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他将一生将不求列为他的思想标准，不忮不求，自然修养之功，日日渐进。
不论是在身心的修养还是思想的修养上，曾国藩都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将自己所学之能用于修养方面。他非但重视身心，在精神的修养上也丝毫不懈怠。精神作为人生的本源，是人的更高级的一种存在。如果说肉体凡胎只是一个躯壳或者载体，那么让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且成为万物之灵的只有精气神能做到。
对于养精气神，曾国藩也很重视，他在家书中常有提到，养精神要静心静坐，平淡自守，改过迁善。他说：“灵明无著，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过往不恋，是之谓虚而已矣。”是以，曾国藩养精神，治心之道当属三层，一为：静坐，二则平淡，三为改过，而平淡则是养精神的中坚力量。
三、论治事：曾国藩以“勤”为念，出奇制正
如果说曾国藩读书是为了让之有用，考科举是为了为国尽忠，一展所学，修身养心，则是为为人处世做基石，那么治事则是曾国藩一身的荣耀之本。因为他在官场的一展所长，戎马半生，所以曾国藩一名流传千古。所以说，曾国藩治事才是他整个学问中，最为重要的一点。
他生平事业，可以从治家，治军，从政几点来体现。曾国藩的平生学问，大多都是在事业上磨练而来。而其事业之所以风生水起，名声昭著，则由与其所学之学问涵养大有关系。
在曾国藩的治事精神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凡事立规模，向着目标前进，直至成功。他的这种规模的制定 ，非但能让每件事情能够有计划的前进，还能使人勿懈怠，坚持不懈的向着目标前进，那么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好。
他认为“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总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这一段话足以看出曾国藩治事之精髓，是为先定规模，再徐徐图之。而规模二字，看起来简单，但要身体力行的执行，那将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清”、“慎”、“勤”此三个字是为曾国藩自我勉励的规模，而其在办事方面，则是以立定远大与密微两个规模为主。为了让他制定的规模能够实行下去，曾国藩自己也是“自反而缩，求慊于心。”他终其一生，都是贯彻这一规模，且为其制订了常度。
关于这个长度，在《勤笃精进曾国藩》一书中，作者总结了三点，诚拙的态度，宏大的量，严密的考查。这三点组成了他的常度，让其一生都未尝改变，他的学风，办事规模，他的人生都在这个常度上。
他的另一治事精神在于其，眼到、口到、手到、心到。曾国藩的治事精神，不仅在做事上成绩卓越，在治家上亦是成果颇丰。他的治家精神受其祖父星岗公所影响。星岗公治家教子，皆有成规，曾国藩幼时，颇受教诲，是以其治家亦是有其祖父之影响。
自古治家，皆为难事。因此曾国藩治家，最为严肃。他说“治家贵严，严父常多孝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懒惰而流弊不可胜言矣。”因此，他治家，立誓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
曾国藩不仅治家有方，在治军上也是有自己独到的方法。都说时势造英雄，曾国藩科举为中，以为此生已和官场无缘，一心做学问，却未想到，还有一天可以去官场历练，还要治军。
曾国藩虽是文人，但他治军却一点都不柔弱。他觉得治军与读书，判然两途。因此他治军都是先治病根，痛下药石，凡他所练之兵，皆是戒骄戒躁毫无懒惰之气，个个生气勃发，当得大用。他一生将勤奋作为自己前进的动力，而且把这一风气带到了军队，让他的兵都能够以“勤”为念。
战场之之事，若遇排兵布阵，曾国藩并不是我们想象的纸上谈兵，空谈误国，而是实际临阵，成败利钝于当前。而他带兵打仗皆是以奇制正，静以制动。此两项联合起来，他便可以出奇制胜。曾氏战略，可以说是拿主以制客为体，奇以制正为用。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其学以致用，将其所学，皆为所用。《勤笃精进曾国藩》这本书既是将曾国藩的一生概括的准确，又能让读者在读此书时有所收获。如若按照曾国藩之治家，治事之法，加之学其修养之功夫，那将会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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