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比较长）说说李林甫这个人：李林甫肯定是被史官脸谱化了的一个人物。这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由于他所处的集团与文人集团高度对立，本人又没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弄獐之喜就是例子），所以在文人的笔下他是没有什么好形象的。一句话，他本人以及他所处的这个集团是没有史料话语权的。尤其是安史之乱如此重大的一场祸乱，一定是要找到责任人的，那么杨国忠李林甫首当其冲。按照传统史学的语境，他能够称得上是一个奸臣，但他的这个奸与杨国忠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李林甫和杨国忠多年来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超出唐玄宗的控制范围，甚至是唐玄宗所纵容操纵的。唐玄宗在朝中数十年奉行平衡战略，同时扶植操纵多股力量在朝中互相抗衡，最主要的两股力量就是吏才集团与文学集团，吏才集团早期的代表性人物是宇文融，文学集团的代表性人物是张说。李林甫是宇文融的政治遗产继承人，而张九龄是张说的政治遗产继承人。唐玄宗是乐于见到这两个集团互相抗衡，互相制约，自己好从中制衡。在以张九龄为代表的文学集团没落之后，他又开始试图寻找新的集团来取而代之，最后起来的就是以安禄山为代表的军人集团和以杨国忠为代表的外戚集团（在此之前还有韦坚这样的外戚，可惜没有扶持起来）。而李林甫则老而弥坚。
唐玄宗对于相权是十分警惕的，所以他的基本原则是频繁换相，宰相平均任职时间不会超过4年。但是李林甫能够担任宰相将近20年，就是因为的确有过人之处。例如他对于刑狱的审查就使唐玄宗时期出现了唐太宗贞观之治时期刑措不用的现象。长行旨的改革更是意义重大，不仅简化了行政手续，节约了行政成本，更重要是大大提高了地方上税收政策的自主处置灵活权，尤其是把支度国用的重点转到了户税的征收上，为量入以制出的国家税收改革总原则奠定了雏形。而且他对于安禄山的掌控能力也是任何人无法企及的。有李在，安禄山是断然不敢起造反之心的。李林甫可以说的是一个具有杰出的行政才干的技术性官僚。
但是这个人的确在政治方面是没有高境界的，他能受到唐玄宗长时间的青睐，就是因为善于投唐玄宗之所好，尤其是中晚年的唐玄宗之所好。所以他本人没有更高的政治理想和理念，更多的是一种迎合与奉承。尤其是他介入到唐玄宗的储君人选问题上。在于武惠妃联手铲除三皇子的斗争中，李林甫是绝对夹带私货的。但是他对于唐玄宗还是不够了解，就在张九龄去职、三皇子被迫害致死，朝中上下都以为武惠妃之子寿王李琩（这个字没错）必然要被立为太子的时候，唐玄宗的平衡策略又开始发挥作用，唐玄宗几十年以来的基本原则就是让朝中任何一股力量都不能获得完全的胜利，每当你要大获全胜的时候，一定会为你带上一脚刹车，李林甫朝中根深叶茂，如果再有拥立寿王之功，势必尾大不掉。同样的，寿王李琩身为武惠妃之子（当然那个时候武惠妃已经病逝），又是唐玄宗的大哥李成器抚养长大的，又在外朝得到宰相的一致拥护，假如被立为太子，对于唐玄宗来说也是一种威胁（千万不要忘了唐玄宗为了防备子孙们设立的十王宅百孙院），为唐玄宗出人意料地放弃了寿王，在高力士的建议之下，选择了人际关系简单，为人低调的李亨（唐肃宗）。
此时李林甫的私心体现的就相当明显了。李亨当太子，必然记恨自己当年拥护寿王，所以李林甫不止一次的利用皇甫惟明等事件攻击太子，这种攻击可以说是一轮接一轮，目的就是想让唐玄宗废掉李亨，后来李亨的苍老憔悴与这种极大的精神压力密切相关。这也在客观上起到了离间唐玄宗与太子之间关系的作用，为后来的马嵬坡兵变之后，太子与皇帝之间的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
另外李林甫对于言路的阻塞也是比较明显的，比如他所搞的那次所谓野无遗贤的科举考试，使得包括杜甫在内的很多才子怨声载道。他与文学集团的对抗，以及对这些年轻文人的得罪，使得他不可能留下任何好的名声。
李林甫所搞的长征健儿改革也是投唐玄宗之所好，完全背弃了自西魏北周以来所奠定的府兵制的基本原则，即内重外轻。在府兵制已趋崩溃的情况之下，实行了职业军人制度，又给了节度使过大的权力，鼓励军功，导致边境战争频繁发生，边境节度使的权力日渐坐大，军队的绝大多数被掌握在了10个节度使手中，由内重外轻变成了外重内轻。当然公平的说，这个责任最初不应该由李林甫来负责，而应该由张说来负责，是他首先在关中地区搞了类似的改革，当然，这一点是文人史官们需要刻意淡化的。
唐玄宗所扶持的杨国忠是与李林甫对抗的重要力量，刚开始两个人还可以称得上是沆瀣一气，但后来两个人的矛盾日渐尖锐。这种对抗也是唐玄宗所需要的，此时，朝中具有理想主义化色彩的大臣几乎已经消失殆尽，所剩下的就是李林甫和杨国忠这种惟皇帝之所好马首是瞻的人，更可悲的是，李林福死后，取代他的杨国忠在能力方面比起李林甫差了好大一截子。比如他为了证明安禄山有造反野心，竟然在完全没有做好应急预案，完全没有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前提下利用自己京兆尹的职务，直接迫害安禄山的亲属和亲信，激反了原本就有野心的安禄山。
所以说李林甫这个人作为一个技术性的官僚，他可以说是合格甚至是出色的，甚至可以说为整个开元天宝盛世的出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完全没有政治原则，只有利益。所以一切投皇帝之所好，不仅败坏了朝中的风气，而且排挤了朝中异己，兵制改革又为安史之乱埋下了一个伏笔。不过话可说回来，这一切总的责任应该由唐玄宗本人来负责，是他扶植起来李林甫这样的一股势力，而且在李林甫当宰相的这段时间里头，实际上皇权从来没有旁落过，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也是他扶植起了杨国忠和安禄山这样的两股势力，并且在一切高歌猛进的大好局势之下，没有勇气实行税收由以人为宗转向以资产为宗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丧失了改变历史的最后时机。他要为安史之乱担负起总的领导责任。
但是在传统史学的语境之下，一切祸乱一定要有乱臣贼子出来担纲。李林甫本身一身的短板，再加上对文人集团的得罪，自然要成为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