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的脉络里流淌着“易理”

《中国哲学史》有很多不同版本，“不同”一词体现在年代不同、著述编撰者不同，也体现在观点不同。造成这一“不同”的原因有很多，诸如哲学史学者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差异，以及他们对中国哲人思想、西方哲学的不同理解，或是研究方法等，其实，最大的差异还是主观意志。

《中国哲学史》多以“编年体”写记传，诸子百家、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程朱理学（又说道学）、陆王心学、清人义理学都惯用此形式。这种收录、整编、装订的做学问之法，将《中国哲学史》升温为显学，其热度经久不衰，然探讨“中国哲学”的专著却极少，虽不能说无哲可依，的确难成体系。

《中国哲学史》的脉络里流淌着“易理”

说到《中国哲学史》，首先要阐明“哲学”一词。哲学是西洋名词，如冯友兰所言：“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既是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所述之内容也无非哲学家们所说的“形而上”、“人生哲学”、“方法论”三大范畴（范畴一词指哲学上的关键词、关键词与关键词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研发新的“关键词”）。

要解读这三大范畴，自然要讲《周易》。“形而上”与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论述很多；形而上最初以metaphysics的名号出场，这一词被译为形而上学的具体时间暂不确定，但它传入中国的时间约在1840年以后。潘德荣《哲学导论》上说：“在近代，当西方这一哲学分支介绍到中国时，有学者发现《周易·系辞上传》中的‘形而上者之为道’与‘metaphysics’的主题比较相近”，故将其译成了“形而上学”。《易传》探究宇宙根本原理的方法比较简单，就是类物取象之法。

《周易·系辞》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从这个意义来说，“形而上”乃是指“天”上的“象”。此“象”被传统哲学认为是主体，起主导作用（哲学范畴谓之体），它支配着“地”上的一切“形”、“器”（哲学范畴谓之用）。《易传》中对形而上、形而下的解读，便是传统哲学观念对体用的解读，这种观念直到王船山的“天下惟器说”才形成对立理论体系。

关于周易与人生哲学的文章很多。可以用“天人合一”做一概述，或准确地说，人“以天地参”的论述，深刻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国人。武汉大学唐明邦教授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指导思想、认识“天人合一”发挥主观能动性等方面论证了，周易的“人生哲学”。至于方法论，也就四个字“法天象地”，准确地表达该是“取象比类”。

法天象地   开启民族智慧

诸多版本的《中国哲学史》对易理也有着不一样的解读。《周易》讲的法天象地，涉猎自然哲学的两大范畴，即“法”与“象”。《中国哲学史》涉猎《周易》的部分，所讲之法离不开象，根据张岱年的说法，此“法”便是法象。

其实，法天象地的难点不在法，而在象。象是《易传》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有两层意思，既有天象之意，又有象征之意。“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这句话道出了象与形、象与器的对立关系。象在于天，法在于地。《易传》又云：“制而用之谓之法”，此句点明了法与象的玄机。

《中国哲学史》之易理所阐释的“象”为天象。扔掉时代背景这层厚厚的铠甲，“道法自然”解释着万物之本源。荒烟蔓草的年代，天地鸿蒙，智者仰观宇宙，俯察地理开启结绳记事的生活模式。古老的贝叶文、甲骨文都记载着古人朝观太阳，夜观太阴的举动。拂去中国古建筑瓦片上的灰尘，在《周易》大壮卦遗留着最初的设计理念。《易·系辞下传》：“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大壮”。另外《易·丰卦》与《易·同人卦》也有与建筑相关的爻辞，比如“丰卦”上六：“丰其屋”，“同人卦”初九：“同人于门”，这里的屋和门都属建筑类名词。

衣食住行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自然也是不可逃避的话题，这也是哲学范畴绕不开的物质范畴。研究《中国哲学史》之“易理”，辩证物质与其对立面的先后顺序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我们祖先对“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理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日月盈仄、晨宿列张”，四时成序，秋收冬藏。这便是古人对“远近”的完美解读，“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法天象地的第一项大成果，便是知晓阴阳理。明此理，“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的说法不攻自破。

《易传》中有观象制器之法。古人捕鱼打猎，发挥“离卦”附著的原则；制造耒耜（农具），取益卦丰富之意。观象制器之法同《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法”，此法开启了中华民族的大智慧。易学名家廖明春主编的《周易<经传十五讲>》的封面上如是说：“《周易》的思维模式、人生哲学、象数理论深深地影响甚至支配了中国乃至中华文化圈内各国人的思维习惯、人生态度”。换句话说，有华人居住的地方，潜藏着易理，有意无意的彰显着中国人的哲学与智慧。

“法天象地”思维模式的最高境界取象于道法自然。由中华书局出版，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哲学史》将此观点称之为“唯物主义自然萌芽”的表现，其理由是：古人用对自然现象的直观或猜测去解释自然现象本身。依笔者看，理由够充分，范畴欠妥当。哲学之唯物主义本是后来者，又是西洋名词，但似乎中国哲学范畴已容纳不了，就应用了“新范畴”，“师夷长技以自强”，也自有“道法”之妙。

“对立”还是“交感”  总之“物极必反”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此处的道指抽象的法则和规律，甚至于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形而下”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事物，诸如琴棋书画。无疑，法天象地采取制而用之法，属于“形而下”的范畴。而阴阳的对立与交感属于“形而上”的内容。社会经济的发展，往往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隐藏着事物的对立与交感、相须与相激。哲学上说到一个事物的两面，自然是要谈及“辩证法”。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哲学史》论述了“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萌芽”，提出了《周易》中所包含关于“对立”、“物极必反”的朴素辩证法因素，而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总结了“万物交感”的观念。

前者，从六十四卦卦次中找对立，举例否卦与泰卦、既济未济等来论证《周易》对立的观点，后者也从否卦与泰卦、既济未济等相对卦入题，讨论阴阳二气的交感，山泽之间的通气，水火交感的属性与联系。这两者之间的例证，相似于唯物辩证法的“事物的对立与统一”与“事物之间的相互转化”观点，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阖一闭谓之变”，如此往来不穷，谓之通。

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集中国近现代哲学工作者的劳苦与心血。本书先秦部分筛选了《<国语>伯阳父论地震》一文，较好的论证了阴阳之朴素辩证观。话说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泾水、渭水、洛水）发生了地震。伯阳父说：“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又地震”。接着伯阳父阐释了其理论依据，“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

说到物极必反，我们会想到物理学上的“临界点”，数学上的坐标轴，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中的“量与质变”。《周易·乾卦·爻辞》中的九五爻：“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爻则变为“亢龙有悔”。再如《周易·渐卦·爻辞》也在讲“鸿”（一种水鸟）所处的地位不同，变化自然不同，体现了事物发展变化的重要观念。有句话说的好，留一条路给别人，也给自己。“千里休书只为墙”的故事，算是较好的例证，战国四公子中最有名孟尝君，也得益于冯谖赠予孟尝君的“三窟”。总之，过而不及，物极则反。

《中国哲学史》视角下的“经”与“传”

诸多版本的《中国哲学史》认为《易经》的部分合乎所谓的朴素物主义，《易传》存在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比如《易传·系辞》：“天垂象，见吉凶”，“圣人立向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等过于主观化，且含有封建礼教的色彩。另外易传中“道”与“器”的关系问题，也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究竟是“道”在“器”之上，还是“器”在“道”之先，有待进一步论证。

自古以来，《易传》本身存在争议，多数学者认为《易传》为儒者所作。《帛书·周易》就没有收录《易传》，但是《易传》的朴素辩证思维完善了中国哲学的辩证法，诸多《中国哲学史》用大量的篇幅解说《易传》中的朴素辩证思想，包括胡适之、任继愈、张岱年等学者都持观点。

近些年来，文史哲专业的研究生、博士以《易传》为题延伸的论文数不胜数，这也反映了《易传》在中国哲学史中的价值。易传除了哲学价值，还对经文做了补释，他之所以同经书合为现行本，也值得研究。

帛书《易传》很大讲哲学。据丁四新研究得出，帛书《易传》包括八卦卦气说和《损》《益》卦气说，二者均为其阴阳说的表现。帛书《易传》十分重视乾坤说,《衷》有“三说”和“详说”,不过在内容上与《文言传》不同;而《二三子》则反复阐述“龙德”,重视其“神圣”之义,这是为其政治哲学服务的。总之,既要看到帛书《易传》对今本的继承,也要看到二者的区别,如此才能更好地把握汉初易学的思想特质。那么，帛书对今本传承也体现了易传的哲学价值。如果说，易传因重哲学让它与易经合著，似乎也合理。

《中国哲学史》为何不言易哲的方法论

通读《中国哲学史》，没有明确提及《周易》的方法论，尽管《周易》解决了不少社会、生活问题，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冯友兰说：“但在西洋哲学的方法论部分，在先秦诸子之学中，尚有与约略相当者，此后讲此方面者，在中国可谓绝无仅有。此后所谓道学及义理之学，固亦尤其方法论，即所讲为学之方是也”。

根据冯友兰的说法，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可见于诸子百家。老庄的直觉影响了我们对宇宙的苦思冥想，孔子教我怎样去“博学多闻”，墨子以实际行动告诉我们要注重经验与实践，王阳明教会我们格物致知。《周易》时刻在提醒我们“怎么办”，就是诸多的“怎么办”有成与不成的争议，确切的说，这些“怎么办”受时空等因素的影响，以至如何将其上升为方法论，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中国哲学史》中的《周易》随着时间的更替又延伸出很多哲学问题，春秋战国时期读《易传》，两汉则是象数学，魏晋南北朝又是玄学的重要读本，宋明时期又被糅入理学。历史上最具渗透力东西，可能是思想的潜移默化。谈论《中国哲学史》，始终离不开《周易》，借用余光中先生的话说，《中国哲学史》的脉络里流淌着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