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国人把学习《道德经》当成修身养性，这是几千年道统文化带来的问题。然而，《道德经》真正探讨的对象是个人主义独立自主的公共生存自由秩序，也就是无为与自由问题。这种认知的根本分歧从对于首句“道可道，非常道”理解的严重对立就已经基本决定了，历史上把本来可以作为议会自由议事准则的思想解读成逃避纷争的隐士思想，从而导致所有文本的逻辑关系出现断裂，以及神秘主义思想的入侵。
西方的制度体系根植于西方的思想，为什么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因为怀疑别人损害自己的利益是人的天性，所以要通过制度设计防范官员损害公民利益。基督徒认为对上帝的信仰才有对人的质疑，这显然违背常识，因为从未相信上帝的人对于陌生人本来就充满怀疑，而政府是全体国民的，任何个人所面对的绝大多数是陌生人，因此，怀疑他人不需要上帝教育。事实上，对权力的忠诚是教育灌输出来的而不是人的天性，其实质正是信仰教育。
怀疑他人，但又必须通过合作才能完成更大的价值创造，改善每个人的生活，因此人们就想到相应的制度手段来化解因为怀疑而妨碍社会合作的问题，于是制度与法律就出现了，但制度总会有许多缺陷，我们如何改进制度呢？它总是始于思维方式的改变，所以质疑精神更重要的是对任何具体思想观念的质疑，对制度的质疑，是否定对于一切教义的信仰，唯有质疑精神本身不可质疑，而不是停留在对人的怀疑之上，这一点对于西文明来讲主要发端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对东方，其实就是《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的思想，它是创新的思想根源，其实也是对一切宗教信仰的否定。人类真正可以相信的是逻辑道理，而逻辑理性是固有的，智力正常的人都可以通过自由沟通发现逻辑，它生成法治与科学，而发现逻辑的前提是自由，它是有道社会的主要特点。
因此，对人的质疑引入制度，质疑制度引入逻辑思维，质疑思想引入“道可道，非常道”，唯有质疑精神不可质疑，对于思想的质疑是终极质疑，也是人类最深刻的反思，这是一切智慧的根源。反之，有质疑精神才有言论自由，自由必借助逻辑服人，有逻辑才有制度法律的合理性，法治社会，才有诚信。因此，信用源于质疑精神，由逻辑驱动，受制度保障，这样的信用才是真正的信用；相反，基于宗教信仰或道德信仰的社会，伪君子盛行，如果存在市场交易，就有骗子与假货流行。
在欧洲，古希腊精神的复兴带来自由民主法治等启蒙思想的系统阐述与传播，打开了中世纪的宗教精神枷锁；与此相似，《道德经》的无为与自由思想，是东方的启蒙思想，而传统思想文化三教九流的道德传承如同欧洲的宗教信仰，只不过前者是多神教而后者是一神教的差异罢了，而多神最终一统于“天”神，所以历史上把皇帝当作天子，这和西方的君权神授没什么区别。《道德经》思想的重生必将揭开三教九流的虚伪，让这种道德“宗教”远离权力，才有法治精神的彰显与个人的充分自由，才能使这个社会爆发出创新能力。
很多人以为《道德经》思想太复杂而且含糊不清，每个人理解都不一样，不如直接学习西方思想，其实不然，西方思想体系非常庞大，一般人很难比较系统地理解，相反，如果通过《道德经---无为与自由》的解读去了解老子思想，不仅思想本身是清晰而确定的，而且可以从根本上一目了然地了解西方思想脉络，所以在根本思维方式的启蒙方面，甚至是西方思想无可比拟的捷径。更重要的是，《道德经》作为人类思想本身的终极反思，可以为任何一种思想提供解剖与反思利器，而这一点在人类思想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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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后门榕树下实景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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