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一些按标准方案使用PD1抑制剂的案例的结果，貌似没什么规律，差异很大，但隐约中似乎窥见PD1抑制剂的工作模式，不妨先作一个假设，就是虚拟它的动作次序，即起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
1、注射；2、打开癌细胞匿藏的PD1大门；3、免疫系统发现癌并开始攻击；4、引发T淋巴细胞增殖和聚集；5、大量消灭癌细胞或攻击身体；6、走向抗癌的最后胜利或死亡。
往下我逐一论说这6个步骤。
第1步就是注射。注射前是否需要检测？在什么时机注射？用多少剂量注射？这在主流方面没有问题，譬如检测，据说无论检测PD1的结果是阴性还是阳性，都可能有效，也都可能无效，就等于说，不必检测；譬如时机，整个抗癌历史中任何时候都可以是注射时机；又譬如剂量，一种针剂指定2mg/kg/21天或另一种针剂3mg/kg/15g天，都是经过临床试验找出来的剂量，按着这规定注射就行。
我却觉得这样太粗疏，太大路货，不是精准治疗，所以在使用者们身上才发生那么多遗憾的事，有效率才那么低。检测PD1结果阴性还是阳性可以姑且不论，但注射时机和注射剂量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最好的注射时机应该是最少干扰的时机，旧症状旧问题一大堆，而且新症状新问题层出不穷，肿瘤病情或并发症正在迅速发展……这当然不是注射PD1的时机，因为你无法分清哪些症状或问题是来自PD1抑制剂还是非PD1抑制剂，你就无法分析判断从而采取正确的措施，而且，各种干扰很可能直接削弱或抵消或掩盖PD1抑制剂的正面作用或强化放大PD1的副作用。
至于注射剂量，更是重要的复杂的问题。一个经过某种或多种如手术、化疗、放疗和靶向药治疗之后已经没有实体瘤并且CEA从高处降到很低水平并且长时间稳定而且身体素质很好的病人，他需用的PD1剂量当然应该与一个肿瘤已经到处转移或CEA久居高位而且体质虚弱症状繁杂的病人不一样；
一个器官移植受者使用PD1抑制剂当然与非器官移植受者不一样；一个本身有免疫病的如红斑狼疮或类风湿的使用PD1抑制剂的剂量当然与没有免疫病的不一样；一个有乙肝病毒或丙肝病毒的使用PD1抑制剂的剂量当然与没有病毒的不一样；一个有慢性炎症的使用PD1抑制剂的剂量当然与没有炎症的不一样……如果千篇一律地注射2mg/kg或3mg/kg，那么，极大的炎症风险就无可避免地屹立在他面前。
因此，注射PD1抑制剂不是简单的动作，在针尖扎进之前必须要根据自身的情况作多方面的考虑和选择，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设计方案。
我在这拿我自己作例子。我目前没有实体瘤，CEA回到这8年来常见的不高也不低的水平，应该算是肿瘤病情较平稳的时期，是注射PD1的好时机；但是，因为3个多月前的颈椎手术，使我的肩颈部位至今疼痛不适，每天仍要使用吗啡类止痛药；因为使用止痛药，使我呼吸抑制，用呼吸机睡眠仍然睡眠不良，常处于呼吸中断而缺氧状态；因为使用止痛药，使我的消化出现问题，胃口下降，大便困难，于是影响体力和精神，导致软弱和疲倦……这些势必影响和干扰PD1的使用和效果，因此目前算不上是注射PD1抑制剂的好时机。
至于注射剂量，我的首次剂量一定远远低于2mg/kg，可能会在0.3mg/kg以下，因为我是肝移植受者，虽然移植历史长达11.5年，而且极低剂量的每天0.5毫克的他克莫司已经吃了7年，肝功一直良好；
此外，我已经成功地用替诺福韦把乙肝表面抗原降到阴性将近1年，乙肝病毒的复制早已停止，被PD1抑制剂重新挑起免疫与乙肝病毒的战争可能性不大。但PD1激发免疫淋巴细胞增殖的强大能力非我能预测，我只能先投石问路，而且那石子不能太大，以免过度刺激我那只沉睡着的免疫狮子。
我不但会选择尽可能小的剂量，而且注射第二针的时间不一定会在第21天之后，可能会推迟很久。无论何时注射第二针，我都会在第一针之后第二针之前作一番广泛的检查，然后才决定第二针在什么时候注射，注射多少剂量。而且，无论如何，我不会单独使用PD1抑制剂，必定继续靶向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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