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裕亭
花脸
花脸是一头牛,通体灰白,唯有面部,还有它的左胯上方,一直连到尾巴梢子那儿,有两片炭灰一样的黑。它的主人——张元一家,叫它“花脸”。其实,叫它“黑屁股”,或是“黑脸”,都是可以的。但主人叫它“花脸”。好像叫它“花脸”,它就显得很漂亮似的。
“花脸”是头小犙牛。
盐区这边,管三岁以下的小母牛,叫小犙牛。类似于女人没有出阁之前叫大姑娘。
但张元家的“花脸”,已經怀上崽了。
张元的婆娘炒豆子喂它,“花脸”误认为又要让它到后山拉石头。以至于张元赶车让它到南园拉白菜,一出大门它竟然奔着后山去了,幸亏张元扯紧了缰绳,硬把它拉扯到去南园的道上来。
盐区这边,地碱水咸。本地人家建房子,都要到后山拉些石头来砌地基,以防盐硝潲墙。张元家自从有了那头小犙牛,经常有人上门来问价儿(拉一天石头多少钱),张元总是说:“给两瓢黄豆吧!”
当时,盐区这边已经开始从“互助组”往“农业社”过渡了。各家手头都不是太宽裕。张元跟人家要两瓢黄豆,一是那头小牛拉石头需要下力气,让它吃好草料,好强壮起来;再者,张元跟着牛车忙活一天,晚间到家,很想让女人端点黄豆去换块水豆腐犒劳一下自己。
当然,更多的豆子还是要在热锅里焙焦、捣碎,拌进草料里,让“花脸”吃下以后,好去后山拉石头,好孕育它腹中的崽儿。
“花脸”与张元一家都混熟了。
张元走到它跟前,不用呼喊它的名字,轻唤一声:“走啊!”
那“花脸”立马就懂得要让它下田犁地,或是带它到后山拉石头。随即,它双膝点地,“呼”地一下,就站立起来了。
回头,犁地的间隙,或是拉石头行至半道上,张元会故意停下来歇息一会,以便让“花脸”反刍一下。
“花脸”吞食草料时,是囫囵吞枣似的裹进肚里的。这会儿,犁耙停在田头,或是牛车行至半道上,张元专门给“花脸”留出一个歇息的空当,让它把腹中的草料再反刍到口中咀嚼一番。这个反刍的过程,对于“花脸”来说,是消化食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如果不给它反刍的时机,让它一直那样耕田、拉车,它不仅会胀肚子,甚至会累趴在田地里。有时候,“花脸”过于劳累,反而没有力气反刍了。那样的时候,张元就很紧张!直至看到“花脸”腹中的草料,像个圆球一样,“咕嘟”一下,从它的脖颈间滚动上来,张元那颗悬着的心,才会落下来。
“花脸”的嘴巴挺馋。它反刍的时候,总是会偷吃旁边大田里的庄稼。张元瞪眼看着它时,它很乖,摇着个黑辫子似的大尾巴,半天一动不动的。一旦张元转身捧火点烟,或是向远处张望风景时,它就会像个小贼一样,将嘴巴伸向旁边的嫩玉米、或是青豆苗。
那样的时候,张元会扯高了嗓门,喝斥它:“花脸!”
张元的那一声“断喝”,是吼吓,也是制止,尤其是张元扬起鞭子要去抽打它时,它还会装作很害怕的样子,自个儿先把一双大眼睛闭上了。好像它闭上眼睛以后,挨打的就不是它了。事实上,张元扬起鞭子也只是吓唬吓唬,并不会真去打它。
“花脸”怀孕了,干活又是那么卖力。张元怎么忍心去打它呢。
但是,张元那一声“断喝”,“花脸”是记在心上的。以至于拉石头爬坡时,张元只要高喊一声:“花脸!”它立马会瞪圆了眼睛,四蹄掘土,下死力气地往前奔。
“花脸”对主人的声音可敏感。它能辨出主人什么样的声音,是让它下力气拉套。什么样的声音,是它自个犯了错误,要挨训、挨打呢。
“花脸”在张元家度过了两个冬天。赶到第三年开春,“花脸”快要生崽时,“互助组”正式转为“农业社”。各家不让私自喂养大型牲畜。
“花脸”归属于生产队,成为集体财产。同时与“花脸”归属于“大集体”的,还有几户人家的水牛、黄牛,统一都交给一个瘸腿的阿伍来喂养。
阿伍是个牛把式,他早年在财主家扎觅活(扛长工),就是喂牲口。此番,生产队把各家的牲口集中起来交给阿伍喂养,大伙还是比较放心的。
阿伍在生产队的牛屋里面搭建了一个吊铺,昼夜与牛们生活在一起。入夜以后,牛们在吊铺下方吃草,他就在牛背上方的吊铺里睡觉。赶上生产队没有什么活计时,他还会牵上牛们,散放在西河洼的河谷里,让它们吃河滩上的嫩青草。有一天傍黑,阿伍赶上牛们往回走,突然发现“花脸”不见了。四处寻找,不见“花脸”时,他这才意识到“花脸”独自走到前头——去找它昔日的主人了。
当时,张元一家正围在饭桌前吃晚饭,看到“花脸”就像个离家出走的孩子,猛然间羞羞答答地回来了。张元全家人都很高兴,尤其是张元,他立马放下手中的碗筷,呼喊女人:“快去找点豆子来!”
一时间,女人慌了神!家中自从没有了“花脸”,也就没有人来找他们家拉石头。没有人找他们家拉石头,自然也就没有豆子了。
张元呢,很快也意识到家中无豆,他抓耳挠腮地跟女人说:“那,那也得弄点什么给它吃呀!”
说话间,张元想到他的碗根里还有一点稀粥,起身递到“花脸”嘴边,“花脸”伸出粉嫩的舌头,“吧唧,吧唧”两下,便把那碗根舔噬得像女人刷洗过一样干净。
接下来,女人也把她碗中的一点稀粥递给了“花脸”。“花脸”就那么站在主人的家门旁,讨要了一点吃的,便被张元牵扯着送回场院,交给了阿伍。
可谁又能料到,就在那天夜里,阿伍在吊铺上抽烟时,不小心燃起了一场大火。他自个没能从吊铺上爬下来不说,那几头被他栓在吊铺下面的牛,都被活活烧死了。
村里人闻讯赶来救火时,两间刚盖起不久的牛屋,已经被大火烧塌了架儿。那几头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的牛,一个个僵直了四肢,黑乎乎地挺在牛槽边。
张元跑来后,一眼认出了肚子凸起的是“花脸”。当下,他情不自禁地惊呼一声:“花脸——”
张元的那一声呼喊,可能是过于声嘶力竭,已经没了呼吸的“花脸”,竟然痉挛般地动了一下。张元知道,“花脸”那是认为喊它吃豆,或是呼唤它上坡时加力呢。
刹那间,张元的泪水,“刷”地一下就滚落下来。
但接下来的一幕,令人诧异了——张元抬手抹泪水时,他竟然在“花脸”烧焦了的耳根子那儿,扯拽下一块熟肉条儿,几乎是就着泪水,塞入口中。随之,他腮帮子一鼓一鼓地咀嚼起来。
那一年,盐区闹饥荒。好多村庄里的树皮和海滩上苦唧唧的海英菜,都被人们当作食物给吃光了。
翠芸
“王户家的,王户家的,谁是王户家的?”
翠芸转过身来那样责问你的时候,她一定是停下脚步,而且是挡住你的去路,故意装作很是生气的样子,板起脸来问你:“我没有名字呀?嗯——”随即,她冲你抿着嘴儿,扬一扬下巴,似乎是在警告你,下回再不许那样叫她了。然后呢,她会换一种口气,看似还很温和的语调,教给你:“叫我姐,叫我翠芸。什么王户家的,王户家的,难听死啦!”说完,她撩个媚眼给你,转身,自己先走开了。
那个时候,翠芸是刚过门的新媳妇。她娘家就是本庄上的。小村里谁该叫她姐,谁该喊她翠芸,或是谁能叫她王户家的,她是分得仔细的。譬如东街的二蛋子妈,她是王户本家的婶子,年纪与王户妈妈差不多大,人家叫她侄子媳妇,或是叫他王户家的,她都是羞羞答答地答应着的。唯有小村里与她一起长大的玩伴,看她陡然间挽起光溜溜的发髻,不再是做姑娘时的样子了,故意跟在她的身后逗她“王户家的,王户家的”,她才会停下脚步,冲你发“狠”。其实,那个时候,她心里满满的都是王户,你叫她“王戶家的”,她心里才美呢。
“王户呢,有消息没?”
二蛋子妈那样问翠芸的时候,翠芸摇摇头。反过来,翠芸也会那样问二蛋子妈:“二兄弟呢,有消息吗?”
翠芸口中的二兄弟,自然就是二蛋子。但她在二蛋子妈面前,不能直呼二蛋子。不过呢,二蛋子皮瓜瓜的,与她这个小嫂子整天没大没小斗嘴子,翠芸当面叫他二子,有时也叫他二蛋子,甚至还会震唬他:好你个二蛋子!那样的时候,一定是二蛋子说到她某个羞处了。
二蛋子和王户是发小,两个人整天形影不离的。
前些时候,乡里组织支前民工队,两个人同时报了名。他们赶在后秋,岭上的高粱熟透了的时候,一同推着村里女人烙的高粱煎饼,过沭河,奔临沂,前往山东那边送军粮。说是十天半月就能回来。可眼下,一个多月过去了,前去送粮的队伍里,一点消息都没有。
翠芸等得心焦时,就去村东的菜园地里拨青菜(二蛋子家住在那边),顺便拐到二蛋子的家门口,故意让二蛋子妈看见她。
于是,两个女人便有了上面一次、又一次的对话。
其间,翠芸还挽着篮子、顶着头巾,装作到南河沿洗衣服,前去探听南河沿上那几家同出民工的情况呢。
可家家都没有前方的消息。
直到有一天,二蛋子妈半夜里来敲窗户,连声喊呼翠芸:“侄子媳妇,王户家的,俺家二蛋子回来啦!”
听到喊声的翠芸,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连划根火柴点灯的功夫都没顾上,摸到床头那件小花袄,一边系着纽扣,一边抢在二蛋子妈的前头,脚步匆匆地就去找二蛋子打听王户的情况。
那会儿,二蛋子正端着水瓢,拧头咬着煎饼。看他那架势,应该是很饿了。翠芸走到他跟前时,他一边嚼着口中的煎饼,一边口齿不清地告诉翠芸,说他与王户在莒县那边就分开了。还具体说到王户个头高,力气大,被选派到担架队了——跟着队伍到前方抬伤员去了。
二蛋子说,他们此番回乡,是回来筹粮的。前方的队伍,马上就要攻打徐州了。
果然,时隔不久,东陇海铁路两边,响起了“砰砰”的枪炮声。
紧接着,盐河口小码头上,昼夜都在过队伍。翠芸每天都到小码头那边去张望,她想在队伍后面的担架队里,看到她家的王户。可她一连守望了好多天,始终没有看到王户的身影。
转年春天,东陇海铁路两边的枪炮声慢慢平息了,大批的队伍开始往长江边上集结时,翠芸家收到一封公函,不用问,王户“光荣”了。
前来送公函的人,把信件交给翠芸的公爹后,嘱咐说,拿着那封信件,到县里可以领到一份补助金(抚恤金)。
那一刻,翠芸的公爹没有吭声。可等那个送公函的人转身离去后,公爹抚摸着那份公函,唤一声:“我的儿——”便老泪纵横了。
而此时,正在锅屋里刷锅的翠芸,好像什么都知道了。但她一直都在那儿不停地刷锅。在翠芸的意识里,家中来了客(指那个送公函的人),就该留人家吃饭呢,可她手中的饭帚(刷锅洗碗的工具,多以高粱穗去米粒后扎成)一直都在锅边上打转转,直到有人过来揽住她,想让她哭两声时,她这才一下子晕倒在锅台边。
第二天,公爹持公函到县里,领来两袋大红的高粱。
翠芸看到那两袋高粱,眼泪涮涮地往下滚。她跟公爹说:“这两袋高粱连着一条命,咱们怎么忍心去吃它。”翠芸恳求公爹,把那两袋高粱换成路费,去徐州把那个人接回来。
翠芸知道徐州到盐区不是太远,她让公爹想个法子,把王户的尸首搬回家,以便以后她们娘俩(指她腹中的孩子),面对一堆黄土,也好有个祭奠、说话的地方。
公爹自然是同意的。连夜找到二蛋子和本家一个堂叔,让他们手持上级发来的那份公函,一路向西,找到徐州那边的碾庄后,在当地政府人员的引领下,总算找到王户牺牲的地方。
三天后,王户的遗骨被搬回来时,是装在一个蒲团里的。本家的堂叔说,王户的尸体已经腐烂得不成样子。说到那里时,那堂叔自个儿先捂住脸,蹲在地上了——他说不下去了。
可翠芸抱住那蒲团,哭得死去活来。尤其是到了要收棺棂时,翠芸护住那蒲团,说什么也不松手。
这个时候,一直守在旁边的二蛋子,看翠芸哭得过于伤心,便实言相劝,他告诉翠芸,说那蒲团里根本就没有王户的尸骨。碾庄那场战斗,死人太多了。二蛋子和那堂叔找到王户的牺牲地之后,很难辨出王户的尸首,只好就地抓了两把土,算作王户的灵魂,将其包裹在蒲团里带回来了。
二蛋子原认为这样说,会止住翠芸的哭声。
没想到,翠芸听二蛋子那样一说,哭声更高了!同时,她还抓起棺棂前的一把乱草,猛甩到二蛋子的脸上,说:“谁让你说实话的,你个傻二蛋子!你这样说了,我以后可怎么面对这个蒲团子?你个傻二蛋子!你个傻二蛋子!”哭诉间,翠芸踹了二蛋子一脚,又蹬他一脚。
那一刻,二蛋子真像是傻了一样,愣在那儿了。
这以后,也就是王户的“灵魂”被安葬下后,翠芸像变了个人似的,不再让人家叫她姐、叫她翠芸了。她反而愿意听到人们喊她王户家的。以至于,王户死去多年了,谁再叫她王户家的,她都是温温和和地答应的。
匠人
春天,杨树上的叶子,齐刷刷地舒展成小孩子巴掌大的时候,小村里突然来了一个剃头的。
那个人,没挑“一头热”的担子(烧水烫头的炉子),也没有包刀子的油布包和摆放洗头盆的支架。他从张康家酱菜店里借出一条板凳,手持一把青沙蟹似的小“铁笆篱”,在张康家酱菜店的廊檐下左右摆弄。
刚开始,人们认为他是卖野药的,或是外乡来玩杂耍的。问一问,才知道他是要给人家剃头呢。
“剃头的,怎么没有烧水的炉子?”
“一根一根地生拔呀!”
……
围观的人笑谈他。
那个人,自称是陕西老王。盐区这边,山西与陕西分不仔细。大伙都把他听成是山西老王。他说他手中的那个小“笆篱”可以给大家剃头发。
大伙儿不信。
他便捡起地上的草叶,“咯吱咯吱”剪得一节一节的,大伙儿瞪大了眼睛看他时,他还把那小“笆篱”举至自个耳边的发梢上,“咯吱咯吱”地剪下一小撮头发,捏在手上,转着圈儿给大家看。
这时候,有人半信半疑了,问他:“剃一个头,多少钱?”
他说:“一个鸡蛋。”随后,又补充说:“给一块煎饼也行。”
当下,便有胆子大的人,嘻嘻哈哈地坐到他跟前的板凳上。
很快,神奇的一幕出现了——他手中那个小“笆篱”蹚过的毛发,如同婆娘在锅边起饼子,一铲子下去,就是一道“豁口”子——裸露出青光光的头皮。
直到那时,乡邻们才意识到,那个“山西老王”手中的小“笆篱”还怪神奇呢。
回头,也就是老王把那个人的头发刚刚剃下一半时,有人当真从人群后面递过来一块煎饼。
老王见到煎饼,两眼瞬间放光!他把那剃下一半的头“晾”在一边。转身接过煎饼,双手握了握,握成一段油条状,一口咬下半截,腮帮子上立马滚动起一个圆鼓鼓的包。
老王饿了。
围观的人劝他:“慢点吃,别噎着。”
这期间,有人到张康家要来一碗白开水。老王嚼着煎饼、就着水,三两口,就把那块煎饼给吃下肚了。
接下来,就有人挨着号儿等老王剃头了。老王剃头便宜,一个鸡蛋,或是一块煎饼、半拉饼子,就可以打发他了。再就是,老王剃头的花样多,谁若想留个“风扬头”“小盖瓦”“三道梅”,他手中的小“笆篱”左右摆弄一番,就剃出了你想要的发型。
老王的那种不用开水烫发,就可以把人家头发给剃下来的技能,在当时的盐区,是很前卫、很新潮的。
此后的一段时间,老王吃住在张康家。
张康家的酱菜店,每天都像个乡间小集市。人们前来购物的同时,也有人在那里抄手站闲儿,相互间插科打诨地说些笑话、逗个乐儿。门前的廊檐下,除了老王在那支场子剃头发,还有擺八卦、蒸米糕、剜鸡眼、担货郎担的。晚间,卖狗肉、叫卖大花生的小贩,也赶过来借光——借张康家酱菜店里的光亮。赶到冬闲时,外乡来耍猴的、卖艺的,也都在那边“咣咣咣”地敲小锣子招揽人。他们给张康家酱菜店带来人气的同时,也给张康家带来财运。张康给那些卖艺人供茶水。有时,也给他们供饭、留宿。对方走时,想到明年的某个时候还要再来,往往都要多扔一些钱财给张康。
所以,老王在张康家住下时,张康家是很乐意的。
老王那个人,不光是会给人家剃头发,他还会掌鞋(修鞋)。
老王掌鞋时,旁边的座椅上就摆放着剃头的家什。一旦有人来剃头,他会放下手中正在修补的鞋子,去给人家剃头。
在老王看来,修鞋的事儿,只要不是急着等那鞋子穿着去赶路,他就可以留在晚间收摊以后再修补。
老王修鞋子,也不是本地人的修鞋方法。他用一把带“豁口”的扁平锥子,猛一下,扎进鞋帮里,通过锥尖上那个“豁口”儿,把鞋子里面的线绳“衔”出来。再扎针时,只拽出一个“线鼻”儿,然后把外面的线绳伸进那“线鼻”中,两面用力扯紧,便是一个很扎实的针脚。
老王的那种修鞋方法,尤其适应上鞋帮子,线绳不用扎至鞋底,而是从鞋底边侧“衔”进线绳,以至于鞋底磨破了,鞋帮子也不会张开口子,很实用的。
后来,也就是老王离开盐区以后,人们知道老王当初所使用的那种扁平带“豁口”的锥子,叫钩针。他手中那个一握“咯吱咯吱”响动的小“笆篱”,叫推子。
老王是个能人,巧人!他能用一根绣花针,扎死一只大老鹅——把针尖正对着老鹅的脑门芯子扎下去,那老鹅扑啦扑啦翅膀就死了。再者,他会修锁配钥匙。他用修鞋的锥子,锥开“锁腚”。然后,把里面的部件,一件一件地倒出来,再一件一件地装进去,那锁头,就可以重新使用了。
老王在张康家吃住了一个来月。临走时,老王为表示感激,他把手上一枚韭叶宽的金鎏子(戒指)撸给了张康。应该说,那是很贵重的礼物了。可见老王那人,还是挺重情意的。
据张康说,老王是陕西长安县人。他与山东战场上战死在孟良崮的74师师长张灵甫是同乡。
全国解放以后,有两位陕西籍的“外调”人员,千里迢迢地找到盐区、找到张康,追回了当初老王送给他的那枚金鎏子。同时,对方还举证张康是包庇坏人的罪人。
原来,那老王不是个凡人。他是国军74师——张灵甫手下的兵。也有人说他是张灵甫的私人理发师。那只是传说,没有确凿的证据。
但是,有一件事,《盐区志》上可以查到,国军74师在山东战场上溃败以后,有一小股“逃兵”,脱掉军服,混迹于百姓间,逃亡至新浦街上(盐区),以抢来的银镯、金耳环等物件,以很低廉的价格与居民换取食物,和商家兑换现钞以及“袁大头”。新浦街上多家商铺,从中“捞”到了好处。
那个自称老王的匠人,就是那批“逃兵”中的一个,这是确信无疑的。至于,他后来的状况,那两个来“外调”的陕西人没有透露,盐区这边也就无人知道。凭想象,老王回到陕西老家以后,他过得不会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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