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建文
1940年，徐悲鸿应泰戈尔的邀请在印度国际大学讲学，先后在印度停留了一年的时间。当时正值日本侵略者向中国发起猖狂进攻之际，身处异国他乡的他始终关注着祖国的抗战形势，时刻把自己的心与祖国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努力寻求多种方式，用艺术的力量，为祖国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自己的贡献。
印度国际大学是由泰戈尔亲手创立的一所大学，美丽而宁静，但徐悲鸿无心享受这份宁静。来到印度之后，他便产生了一个想法：利用画展的形式，为祖国抗战开展筹赈活动。1940年2月17日，甘地到国际大学访问，便给他带来了一个机遇。甘地是印度著名的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受到广大印度人民的拥戴，被尊为现代印度的国父。对于甘地的到来，泰戈尔非常高兴，在学校杧果树林里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集会。
正在国际大学讲学的徐悲鸿应邀参加了这次盛会。据他后来的回忆说，正是在这次欢迎会上，他见到了甘地先生。“甘地的体格并不小，且不黑，尤不矮，看上去极为强健，动作敏捷，完全不像七十多岁的老人，大笑时像儿童一样天真。”徐悲鸿当即意识到，应该用画笔留下甘地的身影，他便从会场右侧选择一个最佳角度、用很短的时间，给甘地画了一幅肖像速写。虽然用笔极为简洁，但对其脸部的刻画却相当精到，作品中的甘地微微曲颈，双手垂搭，面容慈祥，目光坚毅，好像正在仔细倾听大家的诉说，又好像正在深深思考解救人民苦难的途径。甘地见后非常满意，当即表示感谢，并欣然在画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在这次会见中，最让徐悲鸿高兴的是，泰戈尔主动提议徐悲鸿到印度来举办个人画展，甘地当即表示赞许。有了泰戈尔和甘地先生的支持，徐悲鸿随即在国际大学为实现自己的想法展开了紧张而有序的筹备工作。经过整整一个月的努力，他的画展先后在印度圣蒂尼克坦和加尔各答两地顺利展出。每次展出期间，他都临场作画现卖，吸引了不少的买家，让他的以画筹赈活动首战告捷。不久，他便向祖国汇去了第一笔赈款。
印度的夏季来得特别早。为了让徐悲鸿有一个更好的创作环境，在两地画展结束后，泰戈尔安排徐悲鸿来到了大吉岭。大吉岭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气候宜人。在这里，徐悲鸿迎来了一个创作高潮，先后完成了大大小小一百多幅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愚公移山》。
徐悲鸿以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正需要的是这不畏艰难困苦，坚持打持久战的愚公精神。这是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他一鼓作气，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幅宽四米多，高一近米五，取材于《列子》故事的大型国画。整个画面，最富视觉冲击力的是，前排的六位壮汉，其中四个全裸，两个半裸。他们腿部微曲，高举铁臂，挥舞着四齿钉耙，给人一种排山倒海、所向披靡的气势，好像只要有他们六人，再大的山也能搬走。人物个个造型准确，形象逼真，动感丰富，那发达的肌肉，粗壮的肢体，强健的骨骼描绘得真实可见、惟妙惟肖，充分反映了徐悲鸿中西融合的现实主义的绘画主张。其形象都是以印度国际大学的学生和工友为模特创作的，其中立于正中的那位高举钉耙、大腹便便的壮汉的模特便是该校的炊事员甲枯马尔帝亚。
曾有人问徐悲鸿，画这样一幅中国传统题材的画，为什么要出现外国人的形象？他回答说：“形象虽不同，意义却一样。”可见，他更加看重的是形象对主题的表现效果。印度国际大学的学生表现出来的那种力拔山兮的力量感，正是徐悲鸿选择他们为模特的重要原因，也是画面磅礴气势形成的主要因素。正因为如此，作品传至中国后，画中反映出来的强烈的艺术力量，对正在抗战中的中国人民产生着一种巨大的鼓舞作用。
徐悲鴻一生最爱的创作题材是马。大吉岭降雨充沛，水草丰盛，非常适合马的生长。马不仅是当地人的主要交通工具，也是他们的忠实朋友。在这里，他看到了许多过去难以相见的好马。它们肌肉发达、体格健壮、四肢有力、蹄质坚硬，奔跑起来如同疾风闪电，往往让他看得如痴如醉。他经常骑着这样的马去远游，欣赏喜马拉雅山脉的瑰丽风光，感受马的力量。
在法国留学时，徐悲鸿就经常去马场观察马。来到这里后，他便开始对马的驯良、勇猛、忠实、耐劳、无怨等性格特征进行研究。他对着马进行了大量的写生，有凝神伫立的，有回首长鸣的，有腾空而起的，有四蹄疾奔的，有安睡马厩的……让他画马的技巧有了很大的变化。从这时起，他画的马既能见其形，又能品其神，真正做到了神形兼备，而且往往寄托着自己的欢乐、期盼、哀伤与忧郁。
在大吉岭这段日子，徐悲鸿无疑是快乐的，但他一刻没有忘记祖国的抗战。当得知中国军队在鄂北获胜时，他异常兴奋，欣然命笔，创作了一幅《群马》，并在上面题曰：“昔有狂人为诗云：一得从千虑，狂愚辄自夸，以为真不恶，古人莫之加。悲鸿时客喜马拉雅山之大吉岭。”画面是，四匹高大伟岸、簇拥而立的骏马。它们既好似是在为什么而期待，又好似是在为什么而激昂。从它们那狂放劲利的鬃毛和甩动有力的尾巴，让人既能品出一种“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的俊劲雄风，又能悟到一种“所向天空阔，真堪托死生”的豪迈志气。不难看出，作品寄托着徐悲鸿深深的爱国之情。
在秋天即将来临的时节，徐悲鸿带着满满的创作收获，从大吉岭回到了国际大学，与泰戈尔再次相见。自来印度之后，他几乎每天都与泰戈尔朝夕相处，一起交流文化艺术思想，分析中国抗战形势。泰戈尔对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一直深切地关注，对中国的抗战给予无私声援。他曾公开谴责日本说“它那穷兵黩武的咆哮，它那杀人如麻的残狠的纵情，它那对教育中心的摧毁，它那对人类文明道德条规的毫无血性的背道而驰……”在中国人民面前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也许正是因为情感与艺术上的共鸣，他俩很快成为知己。徐悲鸿先后为泰戈尔画了十多幅画像，最有名的是那幅彩墨国画《泰戈尔像》。画中的泰戈尔安详地坐在藤椅上，背靠一棵葱郁的大榕树，两只小鸟在树枝上嬉戏吟唱。他一手拿着笔，一手拿着一本册子，白发银须，双眼散发出智慧的光芒。作品把泰戈尔写作时凝神聚气思考的那一刻表现得淋漓尽致，既体现出对泰戈尔形象的生动把握，又反映了对其精神气质的独到理解。
泰戈尔不仅是诗人，也是一位画家。他六十多岁开始作画，到八十岁时已经留下了两千多幅作品。在作画的形式上，除了东方的水墨画外，还有西方油彩画、水彩画、水粉画和铅笔画等。他先后到巴黎、伦敦和莫斯科等地举办过个人展出，都获得很高的评价。在徐悲鸿即将离开印度时，他提出请徐悲鸿帮助挑选作品，出版画集。徐悲鸿将两千多幅作品一一过目，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挑出精品三百多幅，最精者七十多幅，泰戈尔看后非常满意。由此可见，泰戈尔对徐悲鸿的无比信赖。泰戈尔画册的出版无疑也是他俩深厚友谊的一个见证。
中国的抗日战争，经过了十四年艰苦卓绝、前赴后继的奋斗。最终能取得胜利，让日本侵略者不得不在投降书上签字，我想，正是因为我们有无数像徐悲鸿这样的中国人民，不管做什么工作，也不管身在什么地方，都能心系祖国的抗战大业，以各种方式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所在。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