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外译传播中的译者身份建构

王倩

（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中国文化外译传播是一项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目前，国内对中国文化对外译介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对文化翻译的主体—▁译者的身份研究也重视不够。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活动，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生活在特定社会政治环境中，其具体的翻译实践反映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意义，其在翻译过程中承担的身份或角色是中国文化外译与传播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因此，在中国文化外译过程中，译者必须从边缘走向中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体现本民族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构建并承担起特定的主体身份——首先是外译内容的筛选和推荐者，其次是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的融合与协调者，最后是具体翻译策略的决定和实践者。

关键词：文化外译；译者身份；外译主体；翻译活动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46（2018）09-0266-05

构建中国翻译领域话语体系，运用恰当方式讲好“中国故事”，通过翻译传播中国优秀文化，增强文化吸引力，是翻译界必须认真思考并严肃对待的课题。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传播不仅要“在语言层面上实现文本意义的跨语际再现”，更要“传达文化的民族性，实现民族文化图景的跨文化建构，从而在文明对话中发出中国声音”。①简单说，中国文化外译传播是将承载中国文化的文本或材料由译者通过恰当的翻译策略翻译成目的语并进行文化传播的一种社会文化交流活动，其目的就是对外翻译和传播中国优秀传统历史文化，把“以往较为单一的国家'政治形象’拓展为更具丰富性、包容性和亲和力的'文明形象’，强调儒家传统、社会主义革命传统和改革开放传统的结合，强调传统文化和当代价值观的结合，从而全面展示中国历史、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②。可见，要实现这样的传播目的，翻译界责无旁贷，需要进一步地重视翻译工作，将中国文化的精华通过高质量的翻译传播到世界各地，让中华文化的精髓为全人类共享。

一、中国文化外译现状及相关研究中的缺憾

对外文化翻译传播日益成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翻译传播能力也被当作国际传播能力的一部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06年实施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9年又启动该项目下的“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10年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门设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另外还有诸如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2006）、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09）以及重点新闻出版企业海外发展扶持工程（2013）等，有关部门采取的措施和推广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

在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传播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误区或失误。陈小慰在其研究中指出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得到他国受众的认同，“一厢情愿”式的推介不一定都能得到预期的反响和回应，而过分“迁就”和“迎合”西方受众可能完全达不到宣传目的，甚至有损国家利益。具体到中国文化外译传播方面，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西方受众会自然地去理解、接受和欣赏中国文化及其所传达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意境，更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就是把西方世界需要的孔子、老子、庄子等的思想及相关文献按照西方的标准译成外文即可告完成。翻译是一种文化现象，刻意迎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喜好，就会丧失中国人在中国文化外译中的话语权，影响我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因而，在新时代背景下，必须在译介学规约下，尊重、考量并顺应跨文化交际或文学文化传播与接受的特有规律，着重思考并切实解决如何有效译介中华优秀文化的问题。

与之相呼应，文化外译研究也经历了一个从初步关注到高度重视的过程。总体而言，受限于当时的时代和社会背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翻译研究者对“西学东渐”的关注远远大于“东学西渐”，只有少数学者意识到了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传播的重要性，比如林本椿提出了新时期翻译的新使命—-“让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王宁认为做好中译外工作才是一个翻译工作者对中国文化建设所作出的最有意义的贡献。进入21世纪，尤其是最近十年，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文化也日益受到西方民众的关注和喜爱，中国文化外译传播进入了蓬勃发展期，这一课题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尽管国内学界对文化外译传播工作给予了足够重视，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但毋庸讳言，其中存在着某些缺憾，比较突出的是对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中国文化外译传播问题的研究中很少涉及对译者主体的研究。梁林歆等对文化外译研究现状从科研机构、人才培养与学术成果等维度进行了详细梳理，但缺少了对译者主体性的现状分析。张威的研究指出了我国翻译研究呈现出的三大特点并分析了翻译中存在的四大问题：理论与实践脱节，理论研究创新乏力；社会应用性、政策咨询性研究匮乏；中译外研究不足；研究模式单一等，并没有关注译者主体性和身份建构问题。仲伟合认为外译研究缺乏对中译外整体的过程性研究，指出今后的研究可以从接受主体、内容、方式、原因、过程以及效应六个层面展开，也没有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对译者身份给予必要的关注。当然，也并非没有研究者关注译者因素，但相关研究并没有从文化外译的视角出发。比如姚君伟认为源文本的选择、译本中的创造和译文序跋的写作，是译者建构其文化身份的有效途径。王姝婧在历时的比较中探索了译者身份变化的脉络，并就当代各译论流派对译者的阐述进行了共时分析。田德蓓在其研究中提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具有读者、作者、创造者和研究者等多重身份。从以上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学界对译者主体重视不够，尤其是对译者在中国文化外译传播过程中的身份构建没有给予充分研究。早在20世纪90年代，王克非就在其研究中指出翻译研究更多地关注译出语、译入语，但是对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特殊意义注意不够。王佐良认为翻译需要译者的修养、经验、历史感、想象力，译者应当是一个文化人。①因此，中国文化外译必须重视译者的主体性研究。

二、译者——文化外译中的主体与关键因素

重视译者的能动因素，是翻译的本质和过程所决定的。过去研究翻译问题，更多地集中在译出语、译入语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与转换上，对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特殊意义关注不够。20世纪80年代，巴斯奈特就提出“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翻译就是满足读者文化的需要，翻译等值就是原语与译语在文化功能上的对等”的文化翻译观。②毫无疑问，翻译是一种文化活动，其参与者当然是译者，从译出语到译入语的翻译活动过程中，译者处于居中的位置。译者对两种语言及其文化背景的熟悉程度、翻译动机、所处社会文化环境、翻译观、文化观，甚至年龄、性格等都有可能影响到翻译质量和传播效果。因此，译者的身份或者形象问题理应是翻译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

在研究译者主体身份的过程中，处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学者曾经使用各种比喻来描述译者的形象。比如，朱耀先在对译者文化身份的嬗变加以考察后指出，译者的身份嬗变经历了“创造性叛逆者”“操纵者”“征服者”以及“吞噬者”几个身份阶段，而且其发展趋势是从边缘走向中心、由隐蔽走向彰显，即译者从传统翻译论中的“隐形人”“奴仆”“模仿者”转变为源语文本的“操纵者”“叛逆者”“征服者”和“改写者”等。③这些各异其趣的译者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译者身处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色，体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反映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承担的角色及其身份特征。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发展，学界开始更多关注并探讨译者身份的内涵、特性、制约因素及其对译文质量和读者接受程度的影响，更加重视研究译者的主体地位。

当今世界，对丰富多彩的文化异质性的认知，保持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共识是人类文化认知的主旋律。不同文化间的异质性由近及远、由单一层次到多层次延伸，呈现出多元纷繁的局面。译者处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当中，他的活动必定在某一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并反映一定的文化意义。从某种程度上看，往往是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决定了译者的翻译态度、翻译动机甚至是对翻译内容的选择。从翻译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审视译者身份的嬗变历程，不难发现，译者身份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其长期嬗变趋势是从封闭性、保守性逐步向开放性、外向性发展。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其文化意识的有无或者强弱都会影响文化信息的传播，其语言文化修养和跨文化传播意识必然会影响翻译活动的质量。译者如果具有较强的文化意识和能力水准，那么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就会以独特的文化审美能力去审视和理解原作，并能够采取恰当的翻译策略，更加有效地从事译介传播工作，从而实现译者文化身份的重构和再定位。要真正提升中国优秀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影响力和吸引力，外译活动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从事外译传播活动的译者则是关系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因素。在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传播活动中，译者理应具有全球视野下的高度文化自觉以及与不同文化进行接触、对话的能力，通过精心设计的译文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三、文化外译中的译者身份建构

对于从事中国文化外译传播的工作者来说，在整个翻译活动中除了必须具备从事文化翻译活动的基本素质之外，还应当构建并承担起多种特定的身份——外译内容的筛选和推荐者、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的融合和协调者、具体翻译策略的决定和实践者。

1.译者是外译内容的筛选者和推荐者

译者的翻译动机和意图直接影响着对外译作品的选择。在不同时期，出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翻译动机，翻译界对外译作品的选择有着很大的差别，尤其是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译者往往是按照出版社等部门和机构的要求，被动地去翻译给定的作品，在外译作品的选择上，并没有太多的主动权。就目前我国传统文化对外译介的扶持项目来说，常常集中于成套的经典、长篇小说等大部头的作品，且翻译过程也十分注重严密的体系、程序，唯恐失去“原汁原味”。这种“学院”式的对外译介对正式的对外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而言固然意义重大，但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就不见得会产生很好的传播效果，有时候“严谨的输出导向和活泼的需求期待之间存在缝隙，导致中国文化的国际形象常常过于死板紧张，缺少灵活变通”。事实上，每个带着固有文化习惯和接受视野的人在接触和接受外来文化时，往往都是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乐趣到思想、由体验到对话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文化的异质性，更需要能够“接地气”的译者对译介作品进行本土化处理和创造性吸收。因此，要增强中国文化传播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必须选择那些能够引发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精神共鸣或者与西方读者日常生活、切身利益相关的中国优秀文化内容作为翻译素材进行译介传播。同时，还要深入了解潜在阅读对象的文化特点、成长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表达方式、思维习惯等，选择那些易于被理解和接受的中国“故事”进行翻译传播。只有让外国受众读懂了“好故事”，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并由此开始接触和了解中国，才是中国文化对外国受众真正产生吸引力的时候，这才是中国文化对外译介传播所要达到的理想结果。

2.译者是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的融合者和协调者

在意大利著名符号学家埃科看来，不同文化相遇，面对文化差异和冲突时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1）征服或教化；（2）文化掠夺；（3）文化交流。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态度取决于自我与他者在权力差异结构中的占位和所占有资本量的多少，而翻译作为一项综合指标，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不同文化间的权力结构关系，是涉及权力分配、整合与争斗的一种社会政治行为。后殖民主义视域里的翻译活动是一种文化政治实践，对自我与他者同样具有施为性和建构性。强势文化在译写与重构的过程中行使其固有权力，深化政治、文化中的不平等结构关系，而弱势文化亦可将翻译视为“解殖民化”“去殖民化”的路径，将翻译活动作为抵抗政治介入和文化干预的手段及开拓民族文化传播空间的方式，并且在翻译自身文化过程中积极解构差异，推动“自我”与“他者”的平等对话。与赛义德和霍米·巴巴一道被称为“后殖民研究三圣”的斯皮瓦克用当代西方主流文化与文学理论批评话语挑战传统西方中心主义，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翻译理念，将译介的目标定位在“张扬同一，尊重差异”上。斯皮瓦克认为翻译的过程就是一个识别、处理原文中蕴藏的源语文化所形成的他者性的过程，译者要达到“操控”的目的，就必须走出隐身状态，显露身形，采取一系列的屈服策略，促使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同化，实现翻译过程中文化重写之目的。因此，要进行有效的文化外译传播，译者必须在语言、文化、政治等多重维度上综合考量，需要具备多维的意识观和双文化能力，也就是说既要娴熟地进行表层语言转换，又要有意识地解决文化深层问题，甚至创造性地突破对外翻译传播活动中的各种障碍，谨记差异性，保持外译敏锐性，提高文化洞见性，并在多维意识的指导下寻求相对有效的文化外译传播路径、策略与方法，保证接受者顺利实现信息的接受。

3.译者是具体翻译策略的决定者和实践者

翻译策略是在翻译目的引导下为解决翻译中的问题而采取的方法，在翻译策略选择上主要存在归化和异化之争。归化的翻译策略是倾向于目标语读者的阅读感受，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异化的翻译策略是以源语文化为中心，译者要让读者靠近作者的语境，译文尽量保留源语文化的异国情调。就中国文化的对外翻译而言，翻译中最棘手的问题是特色文化内容的翻译问题。中国特色文化的异质性正是中国文化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能够有效地激发外国读者探求中国文化的好奇心。北京大学德籍学者裴德思指出，“现在几乎所有表述中国思想词汇的国际标准译法都采用了意思相近的西方术语。这样做，事实上扭曲了这些词汇的原本含义”。因此，在中国文化外译传播的翻译策略选择上，应贯彻以异化为主的原则，在熟谙中国文化和异域文化的基础上，找出其中的相似处与差异处，兼顾翻译目的、语境、受众等多种因素，灵活运用各种具体方法，充分发挥译语的语言优势，减少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亏损和文化变形，有效地传播中国文化。在对外文化翻译传播过程中，翻译策略的选择反映译者的文化身份，也受译者的文化意识和时代精神的影响，体现出译者的政治立场和态度。相较于我国翻译史上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所积累的比较丰富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而言，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传播活动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完全套用“外译中”的翻译理论和实践方法来进行“中译外”的翻译活动显然无法取得理想的文化传播效果。长期以来，在中西文化交流之中，中国文化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中国文化的对外翻译传播就势必要克服或跨越这一强弱之差。在当前以传播中国文化为目的的翻译活动中，译者应该尽可能保留中国文化中的特色文化意象，而不是使用同化或归化的方法，否则相当于是对强势文化的再加强，导致目标语读者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以为双方采用的文化意象是一样的。所以说，异化优先的翻译策略是值得提倡的，即在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传播活动中可以优先使用音译和直译等方法。这样即便使译文初读略显生涩，却能产生“陌生化”效果，凸显中国文化的特点，引起目标语读者的注意，从而逐步为人理解和接受。所以，在选择中国文化外译策略时，在不排斥一定程度上使用归化策略的基础上，译者应采用异化翻译策略，从中国视角去阐释和翻译中国文化，从而彰显译者的主体性和建构译者的文化身份，并有效进行传播中国文化的翻译活动。

翻译活动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活动，我们必须对译者的身份给予新的理解和定位。译者必须在翻译活动中从边缘走向中心，其主导性、能动性、创造性应当得到充分张扬。在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传播的过程中，译者的身份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中，是中国优秀文化的代言者和传播者，是中国文化外译内容的筛选和推荐者，是多元文化沟通和融合的协调者，也是具体翻译策略的决定者和实践者，肩负着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使命。德莱顿曾经将译者比喻为“带着镣铐的舞者”，虽然时时受到羁绊，但可以通过艰辛劳动，在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交汇的空间里跳出优雅的舞姿。因此，从事中国文化外译的译者任重而道远，需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从一点一滴做起，通过辛勤工作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了解、喜爱中国，让世界与中国共同构建并分享更加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