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进化史观
邝柏林
在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化论是先进的中国人民开展解放斗争的主要理 论武器，也是中国资产阶级进行哲学革命的根本思想。在戊戌时期，作为资产阶级著名 的启蒙思想宣传家梁启超，先是信奉康有为的“三世”说历史进化论，后又通过严复的译 著（主要是《天演论》），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进化史观，并认为 中国的变法维新是势在必行的。戊戌变法失败后至1902年间，梁启超在日本由于广泛地 接触到西方国家和日本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进步史学思想，他的进化史观又得到 进一步的发展。他宣传的社会历史进化论，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无疑是起了 积极的作用，对于中国近代进化史观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本文试图对梁启超的进化史 观作一初步探讨。
梁启超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热情拥护和赞扬的，他说：“自达尔文种源说出世以来， 全球思想界忽开一新天地”，“进化论实取数千年旧学之根柢而摧弃之翻新之者也”(«进 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在梁启超看来，进化论不单纯是一种生物学说，而且.是一 种宇宙观。他认为，“进化者，天地之公例”（《新民说·论进步》）。进化是宇宙的普遍 规律，它不仅适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也不例外。
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发展，梁启超从各个方面加以论述。先就人类社会的生产 活动和生活方式来看，他说：
史前三时期：其一石刀期，其二铜刀期，其三铁刀期。而石刀期中又分为新、旧二 期。此进化之一定阶级。（《中国史叙论》)
凡人群进化之公例，必由行国进而为居国，由渔猎进而为畜牧，由畜牧进而为耕 桑。（《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夹注）
尽管他这里是脱离了生产关系去讲社会生产活动的进化发展，因而没有也不可能说 明人类社会生产活动进化发展的原因，但他指出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由低级向高级 进化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梁启超关于社会历史进化的论述，重点是在社会政治制度方面。他说：
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日多君为政之世，二日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日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 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别亦有二：日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 之世。
这就是他的所谓“三世六别”说。他以为社会历史便是按照这个顺序进化的。后来，他又 参照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历史分期法，把中国历史的进化分为三个时期：（一)上世史，自 黄帝以迄秦统一，是由酋长而变为封建，卒至于统一；（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 清代乾隆末年，是中央集权制度日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三）近世史， 自乾隆末年以至清末，是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
此外，梁启超的历史进化论还讲到，人们的社会道德同样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进化 的。因此，我们应该解放思想，不受古代圣贤言论的束缚，而要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 发明新的道德。他甚至在<新民说·论公德》中还提出“道德革命”的口号。他的这一思想 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可贵的，确是超出了一般谈维新的人士之上。
梁启超还认为，人类的社会意识也是随着时代前进的，因而不能固守先哲前贤的教 条，充当古人的奴隶。他在《新民说·论自由》中说：“四书六经之义理，其非一一可以适 用于今日之用，则虽临我以刀锯鼎镬，吾犹敢断言而不惮也。”
总而言之，在梁启超看来，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遵循天演法则不断向前进化 的。因此他给历史学下了这样一个论断：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史学之 界说》)
梁启超依据这种进化史观，对我国传统的历史循环论和历史退化论提出了批判。他 批判了孟子“一治一乱”的观点，认为孟子之所以会发生这种错误，在认识上是由于对历 史的进化发展的路线没有正确的了解，“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 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徒观一小时代之或进或退、或涨或 落，遂以为历史之实状如是云尔。”他认为，历史的进化是曲折的，多变的。他承认在历 史进化的长河中会有局部倒退的情况，但他强调必须抓住历史进化的总趋势，不能被局 部的现象所迷惑。他的这一思想是符合辩证法的，因而他对传统的历史循环论所作的这 种批判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对于中国传统的历史退化论，梁启超也提出了批判。他说：“中国人动言郅治之世在 古昔，而近世则为浇末为叔季。此义与泰西哲学家进化之论最相反。”（《新民说·论进步》)
他认为，中国这种传统的看法实是一种历史退化论，与近代进化论是根本对立的。
这里必须指出，梁启超是比较直观地孤立地论述各种社会现象的进化，认识是肤浅 的，他不懂得人类社会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统一体，一种 性质的社会形态是由一定的生产力与相应的生产关系所组成的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的 进化归根到底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所造成的。但是，他肯定社会历 史是向前进化发展的，这个思想则是合理的。而且他从时代的不同性质去说明历史的进 化发展，指出了从君主专制时代进化到君主立宪和民主的时代去是历史的必然，不管其中有多少曲折，这个历史进化的总趋势是不会改变的。他的这一观点基本反映了当时中 国历史发展的要求，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二
梁启超不仅认为社会历史是进化的，而且还注重探讨历史进化的规律。早在戊戌时 期，梁启超就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也象自然界一样，是有规律性的。他甚至直接把 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进化规律应用到人类社会，并且还曾经力图以机械力学的“公 例”来解释社会进化的动因，以为社会也“必加之以外力而始能动”。(《中国积弱溯源论》) 到了1902年，梁启超便明确提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 也。”(«史学之界说》)他的这一论断，从而在理论上肯定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发展是 有规律可寻的。
关于社会历史进化的规律性与动力问题，梁启超提出下列几个观点： （一）“人间社会之事变，必有始终因果之关系”。（《中国史叙论》)
（二）“竞争为进化之母”。（《新民说·论进化》)
（三)“文明之所以进，……思想自由其总因也”。（《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四）“新旧者固古今盛衰之大原哉……开新者兴，守旧者灭；开新者强，守旧者 弱，天道然也，人道然也。”（《经世文编新序》)
(五)社会的革新——进化，需要有动力，“有动力必有反动力，有反动力又必有 其反动力之反动力。反反相续，动动不已，而大业成焉。”(《十九世纪之欧洲与二十世 纪之中国》)
(六）社会历史的进化具有不可逆性：“大地之事事物物，皆由简而进于繁，由质而 进于文，由恶而进于善，有一定之等，有一定之时，如地质学各层之石，其位次不能凌 乱也。今谓当中土多君之世而国已有民政，既有民政而旋复退而为君政，此于公理不 顺。”（«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七）社会历史的进化，必经“文野三界之别”：一日野蛮之人，二日半开之人，三 曰文明之人。以《春秋》“三世”之义来说，便是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阶级，顺 序而升，此进化之公理。”（《文野三界之别》)
在这几条中，梁启超以为第（二)、（三）两条最关键。前者说明引起社会进化的 源泉是“竞争”，没有“竞争”也就谈不上社会的进化，因此说“竞争之例与天演相终始。”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后者说的是社会进化的根本条件，他认为有了思想自 由，才能开展竞争，从而才会有社会的进化。
梁启超上述的那些观点，包含有一些合理的思想成分。他强调“竞争为进化之母”、 新旧嬗代“必有争”，以为人类社会是通过竞争以至冲突而进化的。尽管他所说的“竞争” 是从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那里摄取来的，但他的这个思想，在客观上反映了社会的矛盾 斗争是造成社会进化的动因。至于他所说的社会的事变有因果关系；历史的进化是新兴
社会势力战胜没落腐朽的旧社会势力的结果；而且这种进化往往要经过动力与反动力的 反复较量才能实现；历史进化的道路是曲折的，但进化的总趋势却是不可逆转的；历史 的进化是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等等，这些观点都在不 同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历史辩证法的的因素，明显地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要变革旧社会的 意向。
当然，他说竞争——进化，多半是讲达尔文进化论的“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宣传 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参考《变法通议》)尽管他宣传这种社会达尔文 主义观点，主要目的是为了激发中国人民起来奋斗，改革自己的国家。但是，从科学上 讲，社会达尔文主义把达尔文关于生物界的生存竞争规律机械地搬到人类社会历史领 域，则是错误的，不能真正说明社会历史的进化发展问题。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左右 世界历史进化发展的，是“学术之势力”。他说：“民约论者，法国大革命之原动力也；法 国大革命，十九世纪全世界之原动力也。”（《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在这里，他把推 动社会的矛盾斗争和社会历史的进化，最后归结到思想、学说。这样，他的观点使从根 本上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梁启超肯定社会历史的进化是有规律性的，主张历史学的任务是要寻求历史进化的 规律，反对封建旧史学单纯堆砌史料，这是可贵的。但是；由于他是个历史唯心主义 者，又受到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的局限，他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找到社会历史进化发展的根 本规律，到了后来，他的思想进一步陷入自由意志论，认为历史只不过是“人类自由意 志的创造品”，谈不上受“必然法则的支配”。“这也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历史发展自身是有 规律性的了。
是否承认革命突变，是中国近代进化史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梁启超在寻找 社会历史的进化规律时，曾触及到这一问题。1902年他在《新民说·论进步》中说：“以古 今万国求进步者独一无二不可逃避之公例，正告我国民其例维何？日破坏而已。”后又在 《释革》一文中写道：“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他以为，“革”也即是人为淘 汰，是社会进化的必然规律。
在他看来，“革”包含有两种含义：一是“主渐”，即一部分一部分地改革，“为累进之 比例”，如戊戌维新便是；一是“主顿”，即从整体上的变革——革命，“为反对之比例”， 如十七世纪英国革命、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便是。他综合了这两种情况， 认为社会历史的进化，有走逐步改革的道路，也有走革命变革的道路。究竟采取哪一种 “革”的方式？梁启超以为这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如果统治者还能考虑民意，有进行改革 的可能，那就应力争和平的渐进性的改革。在和平改革的“事机”已“迫于无可望”的情况 下，那就只有进行革命破坏，如法国大革命那样。从中国近代进化史观发展的历史来 看，是否赞成革命的变革，往往表现在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上。梁启超对于法国大革命是惧怕的，但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至1902年间，他对法国革命的历史作用却作了相当的肯 定，认为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则欧洲各国亦至今为中世之黑暗时代而已。”（《近世第 一女杰罗兰夫人传》）这是从世界历史范围来说的。那么，中国又如何呢？梁启超认为： 在戊戌时期，仁人志士为和平的改革奔走呼号，但没有取得成功。为什么？他说：
我既受数千年之积痼，一切事物，无大无小无上无下，而无不与时势相反，于 此而欲易其不适以底于适，非从根柢处掀而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乌乎可哉，乌乎 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事业（即日人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 独一无二之法门。不由此道而欲以图存欲以图强，是磨砖作镜、炊沙为饭之类也。（《释革》）
表明他这时已大致意识到和平改革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必须实行革命，才能上进 到独立富强的境界。这是他思想上的一大进步——开始突破了和平渐进论的局限，把革 命论也包括到社会历史进化观中去。
革命破坏为什么会发生呢?梁启超认为：“按诸公理，凡两种反比例之事物不相容， 则必有争”。（《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当社会的新旧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 地步，就会引起革命的破坏，如法国和美国的革命便是如此。这里，他只讲新与旧的矛 盾斗争是导致革命破坏的基础，而不提社会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这是他思想上的一 大缺陷。但是，他也讲到革命“破坏”是要破坏某些社会阶层的利益，即少数人的私利。 （参考《新民说·论进步》)他主张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应当破坏这少数人的私利，只有 这样，社会才会“上于进步之途”。从社会的不同阶层物质利益的矛盾，去讲革命破坏和 社会进步问题，这是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是他的进化史观中一点可贵的思想闪 光.当然，他这里所谓的“多数人”，实际上是指资产阶级。
在1902年间，梁启超为什么从过去主张和平渐变进而鼓吹革命破坏呢？1902年他在《释革》一文中曾讲到：
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 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 革（即指革命——引者注）不足以救中国。
正是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促使梁启超的思想曾一度不得不倾向于革命破坏主义。前面 所讲的他曾突破和平渐变论的局限，承认革命破坏是社会历史进化所必需的观点，便是 他一度倾向革命的思想反映。
但是，梁启超鼓吹通过革命破坏求得中国的进步，为时并不长。因为他的根本思想 立场并未脱离维新派，所以，第一，他对于暴力革命——特别是“下等社会”参加的革 命，始终心怀恐惧；第二，他对于清朝统治者仍然存有幻想。这样，他的革命思想倾向 便是很有限度的，而且是十分不稳固的。1902年，他在《新民说>中就说过要达到“破坏” 的目的所要采取的方法问题。他说：
所以达此目的之方法有二：一日无血之破坏，二日有血之破坏。无血之破坏者，如日本之类是也；有血之破坏者，如法国之类是也。中国如能为无血之破坏 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国如不得不为有血之破坏乎，吾衰经而哀之。
这一段话很清楚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状态：他虽承认流血革命固然是“救亡求进步”之 一途径，但心里所希冀的是和平改革。因此，随着民主革命潮流的上涨，他的思想很快 就退回到和平渐变论，反对社会革命论了。
到了1903年，他发表《敬告我国民》，进一步认为，中国国民还未能进行有主义之破 坏，因此“吾今不要求公等以鼓吹破坏，不要求公等以赞成破坏，即惟要求公等以扑灭 破坏。”1906年，他相继抛出《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更是公 开反对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历史观上重弹和平渐进的老调，说什么从开明专制到 立宪“拾级而升”，可以“缓融冲突”。还说什么人民用和平的办法向清朝封建统治者请 愿，是可以“求”得立宪的。这种和平渐进的庸俗进化史观，成了他对抗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潮流的主要哲学思想武器。但是，我们应当历史地评价他，不能因为他这种思想的倒 退，而抹煞其前期（特别是戊戌变法失败后至1902年间)在进化史观上的贡献。
四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进化史观的发展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
中国近代进化史观不自梁启超开始。他的老师康有为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就完整地 提出“三世”说历史进化论，说明了从封建社会进化到资本主义社会去是历史的必然。这 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进化史观的第一个理论形式。
梁启超的进化史观首先是受了康有为“三世”说历史进化论的深刻影响。甲午战争以 后，严复发表政论文章，特别是通过译述《天演论》，大力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物竞天 择，适者生存”，并以进化观点论述社会历史问题，肯定“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天演 论》按语)。谭嗣同在1896一1897年间写成的《仁学》中，也大讲日新——进化和“逆三 世”、“顺三世”历史进化论，并开始提出了以流血斗争的暴力手段促进社会进化的思 想。严、谭的社会历史进化观对梁启超也产生了重大的直接的影响。梁启超在«说群自 叙>中也承认他的资产阶级社会历史进化论是深受康、严、谭的影响。
但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特别是在义和团运动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开始从 维新向革命推移。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里，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很快接受了西方国家和 日本的资产阶级进步史学思想的影响，又在与革命派孙中山等人的接触中受到革命思想 的感染，因此他的进化史观与康、严、谭相比，又有了新的发展。
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问题。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等人都是肯定人类社会历史 是向前进化发展的，他们在着重论述了社会政治制度的进化发展的同时，还讲到了“文 教”日渐进化发达，民智、民德的逐步开通与变新。梁启超则进一步认为，人类社会各 个方面都是遵循“天演之大例”，随时代的变迁而进化，并指出：社会历史的进化，在政 治上固然是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在道德和其他社会意识方面，也是新的否定和取代旧的。他反对做古人的奴隶，提倡创造新道德，抛弃一些传统的封建旧道德，以“适于今 日之用”的新知识代替已过了时的“四书六经之义理”。康、严、谭等人都曾经从自己的 进化史观出发，批判了中国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论，其中，严复还从中西的比较 中批评了中国传统的向后看的“好古而忽今”以及“一治一乱、一盛一衰”的历史循环论。 梁启超则更明确指出：孟子所谓的“一治一乱”是一种循环史观，它与中国传统的所谓 “郅治之世在古昔”的历史退化论，都是根本违背了历史进化论，不符合历史事实。他还 从认识论上指出了这种旧史观的错误根源在于不懂得历史是沿着螺线前进的，片面地把 螺线的一些片段看成就是历史。从上可见，梁启超关于社会历史进化的观点比之康有 为、严复、谭嗣同等人，不但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都有新发展、新贡献。
关于社会历史进化发展的规律性问题。康有为首先以“三世”循序渐进概括社会历史 的进化发展，以为这是普遍适用的社会历史进化的一般规律。严复则把达尔文进化论的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应用到社会历史领域，认为这是社会历史进化的主要规律。但 康、严都未尝说过历史的进化是有规律性的话。而梁启超则明确地指出：社会历史的进 化，是有其“公理公例”的。他多方面去寻找社会历史的进化规律，除了“三世”循序进 化、“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外，他还指出：历史的进化有因果关系；历史不是直线前 进，而是沿着螺线上升的；历史的进化是通过动力与反动力的反复较量而实现的；历史 进化的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革”是历史进化的普遍规律，等等。尽管他并未真正寻找 到历史进化发展的根本规律，但是在某种程度上猜测到一些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从而进 一步丰富了中国近代进化史观有关历史进化规律的知识。
关于历史的进化是和平渐变还是革命突变的问题。康有为的“三世”说主张社会历史 是循序渐进，不能邋等；而这种进化又是和平性质的，没有冲突的。严复也是持和平渐 变论的观点。谭嗣同与康、严有所不同，他一方面讲“三世”和平渐变，另一方面又宣扬 矛盾冲突论，认为不论自然界或是人类社会的进化，都是要经过矛盾的激烈冲突而实现 的。他的思想是在和平渐变与革命突变之间摇摆，处在一种过渡状态。梁启超原是追随 康有为，拥护和宣传“三世”说和平渐变论。到1902年，他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提 出“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不过，他对革命是恐惧的。他鼓吹流血革命破 坏主义是不得已的，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吓唬统治者。就这一点来说，他比！不上谭嗣 同。但是，梁启超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总结了世界近代政治史，而且从进化史观的角度 进行了概括，明确地肯定了进化史观包含有革命论的内容，语言的表述也更为明晰。就 这一点来说，他又比谭嗣同进了一步。
进化史观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理论武器。如果与革命派相比，梁启超的进化 史观形成得比较早。可以说，到1902年，梁启超便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他的进化史观的理 论体系了。而革命派的进化史观的形成则是后一些。1902年以前，革命派对于思想理论 工作是比较忽视的，还没有明确提出包括革命论的进化史观。到了1903年，革命派邹容 在《革命军》中才正式宣布：“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同年，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书》，进一步以革命进化观批驳了康有为的和平渐变的庸俗进化论，主张以革命开民智，以革 命去旧俗，用革命手段实现资产阶级立宪政治。稍后一点，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 上发表演说，更明确地以革命突变论反对了保皇派的庸俗进化论。他指出：“吾侪不可谓 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且世界立宪亦 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革命派的这种主张革命突变的进化史观，比起梁启超 所谓的“变革”论来说，鲜明得多，深刻得多，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它从根本上与维新派 的和平渐变论划清了界限。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在中国近代进化史观的发展上是占有特定的历史地位的：
第一，他不是中国近代进化史观的开创者；
第二，在中国近代进化史观的发展中，他使进化史观进一步系统化了，并且曾一度 突破和平渐变论的局限，有过承认革命破坏是“天演公例”之一的思想倾向；
第三，从中国近代进化史观的发展来看，在和平渐变论到革命突变论的转变中，梁 启超是重要的中间环节之一。（另一个中间环节是谭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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