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勇 沈养柔
《诗经》以后的思乡诗歌主要是思念妻子，如杜甫的《月夜》和李商隐的《夜雨寄北》都表达了对妻子的深深思念；虽然也常思念父母、兄弟和其他族人，如王安石的《将母》对母亲的思念、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对弟弟的怀念，等等，但其数目都不足以与思念妻子的诗歌相比。可以说，诗歌主要思念妻子的倾向在汉代就已形成，在《古诗十九首》中有集中体现，在汉末至唐代之前已经非常显著了。随着思乡诗在南北朝基本定型，这种倾向也成为后来思乡诗歌的主流。而《诗经》中的思乡诗，不同于后世游子思乡的儿女情长，绝大部分都不是思念妻子，而是在表达宗族情感，体现了浓厚的宗族意识。这便与后世思乡的诗歌形成了很大区别。
《诗经》的思乡诗有6篇未言所怀者，其余道出思念对象的14篇中，有11篇完全是对宗族血亲的思念（其中4篇是女子所作），是在思念“父母”“兄弟”“邦族”“诸兄”“诸父”“诸姑”“伯姊”“同姓”等族人。根据思乡主体可分为三类：
这类作者主要是服官役或兵役而远离故乡的大夫和士，他们的诗歌除了两篇思念妻子（《邶风·击鼓》《豳风·东山》），一篇思念友人（《小雅·小明》），其余大部分都表达了对宗族血亲的思念。譬如，《小雅·北山》的作者发出了“王事靡盬，忧我父母”的忧思，抱怨因劳役而不能奉养父母。《小雅·四牡》的作者也苦于王事，无暇回家安居和侍养双亲，发出了“岂不怀归”的悲叹，表达了对父母的忧思。不过，诗人也很看重王事的“公义”，还是努力快速完成。而《唐风·鸨羽》中，一位士对父母的思念和担忧就到了十分强烈的程度，对漫无止境的征役也痛心地发出了质疑和反抗的呼声：
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肃肃鸨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苍天，曷其有极！肃肃鸨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尝？悠悠苍天，曷其有常！
诗人于重章复沓之中反复表达对父母现实生活的深切担忧，以及对王事没完没了的怨愤。不知国家何时才能恢复正常，征役何时才能完结，自己又何时才能回家赡养父母呢？同样是思念父母，这一篇的感情更加激愤，可能与作者的身份更低微、父母的生活没有着落而更急于回家有关。这正是“君子下从征役，不得养其父母”的哀歌。以下一篇的作者虽然也盼望早日回家，却又害怕自己等不到团聚那天了——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无寐。上慎旃哉，犹来无弃！”陟彼冈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犹来无死！”（《魏风·陟岵》）
诗人登上荒山，怅望故乡。在日夜操劳的心力交瘁之中，诗人既无比强烈地思念父母和哥哥，又怕自己过度劳累会有性命之忧……诗人在脆弱之中既思念又担忧，恍惚之中仿佛看到了亲人的音容，想象着父亲对自己说：“诶，我的孩子！你日夜行役，毫无停歇。一定要保重和归来，不要滞留在外啊！”又想象母亲哀求自己一定要回乡、千万不要抛下她一个白发人在世上；还想象哥哥一定要让自己回去、千万不要客死他乡……最后，《小雅·四月》中，一位行役在外而不得按时归乡祭祀家族先祖的大夫也抒发了忧思。
这类作者主要是流亡在外地或外邦的人。征役之人尚有小部分是思念妻子和友人，而流浪者在外颠沛流离时，全是怀念宗族血亲。而且，征役之人思念的对象主要是父母，流浪者思念的对象则扩大到兄弟和“邦族”“诸兄”“诸父”等。不仅如此，宗族血亲在诗人心中很强烈地与外人区别开来，譬如：
有杕之杜，其叶湑湑。独行踽踽，岂无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无兄弟，胡不佽焉？有杕之杜，其叶菁菁。独行睘睘，岂无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无兄弟，胡不佽焉？（《唐风·杕杜》）
诗人孤身流落异乡，看到甘棠尚有枝叶庇护，而自己却无人可依。难道是没有别的人吗？不是没有，只是他们不如自己的亲人啊！于是发出了“不如我同父”“不如我同姓”的感慨。这说明诗人念及兄弟的亲切关怀，兄弟的热切关怀与路人的冷漠态度在诗人心中形成了强烈对比。另一篇则非常直露地表现出对外邦人的厌恶，同时表现出对宗族血亲的思念，明确表示希望回乡与他们团聚：
黄鸟黄鸟！无集于穀，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归，复我邦族！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与明。言旋言归，复我诸兄！黄鸟黄鸟！无集于栩，无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小雅·黄鸟》）
诗人流落外邦，遭到外邦人排斥；外邦人不仅不让他吃粮食，还不讲信用。因此，诗人觉得还是自己的邦中的族人更好，还是回去吧，回到同辈兄弟和诸位叔叔伯伯身边去！这正是“民适异国，不得其所”而思念宗亲。
《诗经》思乡诗的宗族意识还体现于一类特别的怀乡诗，是嫁入他乡的女子思念父母兄弟和其他族人，大部分都渴望早日回娘家探望。其中，情感最明快的是《周南·葛覃》，因为诗人已经成功获得批准，正准备回家归宁父母了。《卫风·竹竿》更为压抑和忧愁，是“卫女远嫁异国，思归不得之作”。另一篇的乡愁则更浓烈，除了思念父母，也思念起“诸姑”和“伯姊”：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怀于卫，靡日不思。娈彼诸姬，聊与之谋。出宿于泲，饮饯于祢。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问我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饮饯于言。载脂载辖，还车言迈。遄臻于卫，不瑕有害？我思肥泉，兹之永叹。思须与漕，我心悠悠。驾言出游，以写我忧。（《邶风·泉水》）
诗人并不是偶尔才涌起思乡的愁绪，而是无日不思！诗人与陪嫁的姐妹商量归宁之事，并未成功。于是，诗人的乡愁更加浓烈，不由得想起自己当初是怎样嫁过来而远离了父母兄弟。当时，一一告别了姑母们和大姊等亲人，这些离别的场景都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啊！不知亲人们是否安好？为何不回去看望他们呢？诗人兴高采烈地幻想着归宁的情形，但也深知这只能是幻想，在愿望破灭之后，就只能日夜思念着泉源水所在的故乡久久哀叹，只能驾车出游来排遣思念之愁了。另外，还有一首远嫁他乡的女子思念“邦家”的诗作。这首诗的作者不同于前三首，是一位被喜新厌旧的丈夫抛弃的弃妇：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尔居。尔不我畜，复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尔宿。尔不我畜，言归斯复。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旧姻，求尔新特。成不以富，亦祗以异。（《小雅·我行其野》）
诗人看到路上的恶木，想到自己被丈夫厌弃，既悲伤又愤怒。既然丈夫不能始终如一地爱自己，那就回到娘家，回到自己的邦家去吧！凄苦之下，诗人寄希望于娘家的温暖，虽然自己被丈夫厌弃，但自己还有原来的邦家可以回去呢。
有意思的是，那些境况较好、情感较轻松的诗人偶尔会思念妻子或友人，而那些境况最危苦、情感最绝望的诗人都是思念并寄希望于宗族血亲，都是思念父母、兄弟、“邦族”等人，而非妻子，最典型的是《魏风·陟岵》《小雅·北山》《唐风·杕杜》和《小雅·黄鸟》，体现了强烈的宗族情感。
《魏风·陟岵》的作者“夙夜无已”地劳累，一直疲于奔命，连休息和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已经到了精疲力竭、心力交瘁的程度，甚至可能有些性命之忧。但又感觉前途漫漫，征役永无止境，遂陷入了脆弱乃至绝望的情绪。正是在这种极度劳苦、甚至性命不保的境况下，诗人才会想象家人反复叮嘱自己一定要回乡，不要客死他乡。这就不仅仅是思念，而是万分恐惧、濒临绝望了。由此可见，诗人的处境是《诗经》思乡诗中最为危苦的。同时，也正是父母和哥哥的温情给了诗人支撑下去的动力，成为他努力战胜劳役之苦和死神威胁的精神支柱。
《小雅·北山》的作者的境遇危苦程度仅次于《魏风·陟岵》。因为劳役分配不均，诗人的工作极其之苦，每天“朝夕从事”“不已于行”，日日夜夜都奔走在路上，没有什么事情不做。诗人已因“尽瘁事国”而“惨惨劬劳”了，却还要担心犯错误被责罚。在这种极其辛劳的境况下，作者担心的也是父母，抒发的正是“役使不均，己劳於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的忧思。
另外，《唐风·杕杜》《小雅·黄鸟》的作者都是流落他乡、毫无依靠的流浪者，甚至生活都没有着落，前者可能是乞食之歌，后者在外邦也得不到食物的给养。在这种孤苦无依、卑微无助的情况下，诗人不约而同思念的都是宗族之亲，是“同父”“同姓”“邦族”“诸兄”“诸父”，而非妻子。也没有把被救助的希望寄托于妻子，没有回忆到妻子对自己的关怀，而是怀念或期待着宗族血亲的关怀。
我们再来看以下三篇思念妻子或友人的思乡诗，看其作者的征役辛劳程度、境遇危苦程度与情感的绝望程度如何：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邶风·击鼓》）
这首诗“言国人室家之志”，是“从役者念其室家”。诗人被分配到不好的征役，因为不能回家而“忧心有忡”，想起了与妻子生死永不分离和白头偕老的誓言，十分悲伤。然而，从关于征役的叙述中，我们并未看到诗人像《小雅·北山》和《魏风·陟岵》的作者那样马不停蹄地日夜奔波、极度劳苦，也看不到无暇睡觉的艰辛。其军纪也并未像《魏风·陟岵》“行役夙夜必偕”那样严苛，而是纪律涣散、“军士散居”，不回归队伍和丢失了马匹的军士都可以在山林中找到，未见诗人有行役的紧张和焦虑，甚至反有“玩泄之情”。而且，诗人是被派遣至此，没有像《唐风·杕杜》、《小雅·黄鸟》的作者那样流落异乡，未有温饱之忧，其地位和处境优越得多。此外，诗人担心的主要是不能与妻子尽快相聚，而未达到《魏风·陟岵》那样担心性命不保的程度。所以，这篇思念妻子的诗歌绝非《诗经》思乡诗的作者中境遇最危苦或情感最绝望的。
《豳风·东山》这篇思念妻子的思乡诗也是如此。虽然诗人经历过口含行枚行进和独自缩成一团睡在兵车底下的辛苦与辛酸，但这些都成了过往；此时诗人已经在缝制“归途所穿之服”，准备踏上归家之途了。虽有“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东曰归，我心西悲”的感伤，但更多的是期待回家的兴致，不知回家以后会见到什么景象、新婚久别的妻子又会是何般模样呢？
最后，《小雅·小明》这篇思念友人的诗歌的作者也同样不是最危苦绝望的。虽然诗人出役到边远的西方，而且事情越来越多、十分繁忙，但从“念彼共人，兴言出宿”（诗人因为思念朋友难以入睡，起来到外面徘徊）可以看出，诗人即使政事再忙也没有忙到《魏风·陟岵》和《小雅·北山》的作者那样日夜服役、无暇睡眠的程度。另外，虽然诗人因思乡念友而忧苦涕零，想回乡又担心法律不允许和受到谴怒，但更多的是畏惧外在的不允许，依然没有担心和悲伤到《魏风·陟岵》那样害怕自己熬不到归乡的程度。总之，这些思念妻子或友人的诗人都没有危苦到绝望的程度，而那些绝境之中的诗人们则无心或无暇思念妻子与友人，全都是思念宗族血亲。
为什么这个时期的诗人们会不约而同地表达出对宗族血亲的魂牵梦萦呢？为什么最绝望情境中的诗人思念和寄托希望的对象都是宗族血亲？我们认为，这与西周春秋时期的社会形态和情感结构有关。
首先，由于原始氏族的遗留和宗法制的发展，宗族是“社会基本组织形式”，“是一个由血缘纽带联结起来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生活的综合体”。从考古也发现当时的人们“生前聚族而居，死后实行族葬”。因此，个人依赖于宗族，宗族成为命运共同体，譬如可以一同飞黄腾达或一同沦为奴隶。广义的宗族也有类似的性质，所以《左传·文公七年》“昭公将去群公子”时，乐豫就劝导说：“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宗族在生死存亡和荣辱兴衰等方面经常是一体的，宗族可以庇护族人。《王风·葛藟》也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
绵绵葛藟，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绵绵葛藟，在河之涘。终远兄弟，谓他人母。谓他人母，亦莫我有。绵绵葛藟，在河之漘。终远兄弟，谓他人昆。谓他人昆，亦莫我闻。
葛藟尚有枝叶来庇护，而这位诗人离弃了家人，就孤苦无依了；就算他叫别人父亲、母亲、哥哥，别人也都不理会、不亲近、不慰问他。另一首诗进一步说明兄弟是相互救助的命运共同体的事实：
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宜尔室家，乐尔妻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小雅·常棣》）
诗歌开篇就提到世人皆不如兄弟；死亡最为可怕，只有兄弟最关心自己。若遇灾难，也唯有兄弟会前来寻找自己是否安好，并急于救自己。平时虽有好友，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也无能为力。总之，最能依靠的人只有兄弟。所以，兄弟在家虽然难免有小争吵，但对外却是齐心协力共抗危机。因此，平时无重大问题时，就有宗法制来强化兄弟情感。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幅“和乐且孺”的家宴图，看到了宗族血亲相依相恤、“和乐且湛”的场景。《小雅·楚茨》就对这种宗族血亲齐聚一堂的场景记载道：“诸父兄弟，备言燕私。乐具入奏，以绥后禄。”是在撤去祭品之后与父亲同辈的同姓还有与自己同辈的同姓一起宴饮，真是和乐融融！另外，《邶风·谷风》中一位弃妇形容丈夫与新欢特别亲密时也说：“宴尔新昏，如兄如弟”。是亲密到什么程度而让她痛苦万分、忍无可忍呢？是他们都像兄弟一样亲密了！足见兄弟在当时可以成为极度亲密的象征，体现了宗族血亲的密切情感与关联。
由此可见，当时宗族血亲不仅在生活和命运方面是共同体，在情感上也几乎是最亲近的人。所以，当诗人远离故土时，或者出于思念之情而对宗族血亲牵肠挂肚，或者出于求生的本能而想到平时最能帮助自己的宗族血亲，也是人之常情。由诗人心底本能的思念之情主要是涌向宗族血亲而非涌向妻子，我们可以推想，在当时人们心中，宗族血亲应该是人们最深的牵挂和最温暖的归宿，可能比妻子有着更重要的地位。因为当时主要决定命运的是宗族血亲中的男性亲属，尤其是宗子，而非夫妻二人单独为小家庭的努力；所以，宗族血亲的现实地位时常高于妻子，情感地位或许亦然。
这种宗族意识和情感结构亦可参之以史。譬如，春秋时期贵族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带母亲出奔，也可以带母亲和妻子等人一起出奔，但如果单独带妻子出奔，则可能受到严厉的批评。这除了与孝道有关，也与当时的宗族和家庭观念有关。《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闾丘婴以帷缚其妻而栽之，与申鲜虞乘而出，鲜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昵，其谁纳之？’”闾丘婴带着妻子出奔被指责为“匿其昵”，大概是被认为不合道义，也很难受到别人的接纳。他的妻子甚至被同行者推下车去。可见，在当时的观念中，在关键时刻，妻子的地位有时的确不如母亲等宗族血亲重要。
有趣的是，对当时的女性而言，丈夫也经常不如父亲重要（尤其是二者存在利益冲突时）。如《左传·桓公十五年》，雍姬的母亲说：“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于是雍姬最终选择泄露丈夫的计划来救父亲，导致自己的丈夫被父亲杀死。《左传》的僖公十五年和僖公三十三年，秦穆夫人和文嬴亦皆维护父母之国而损害丈夫之国的利益。虽然当时的社会也强调女子对夫家忠诚，但这种伦理困境中的抉择无异显示出当时的女子更维护自己原来的宗族，而夫妻二人新组成的小家庭地位不太高。虽然周代很早就注重婚姻大义和婚礼，但真正从哲学上将夫妻关系抬高为人伦道德之始，主要还是战国以后的事。
总之，“春秋中期以前，个体家庭处于宗法家族组织的笼罩之下”，人们格外注重同姓血缘关系，这使“夫妇伦理笼罩于孝的伦理之下”，夫妻情感也经常低于人们与宗族血亲的感情。虽然夫妻的个人感情有一定地位，可以被美好地追求和歌颂，但总体地位并不高，而且其主要意义仍在于宗族的昌盛。这种观念会导致爱情不独立；但也使当时人们的情感更为广阔和敦厚，不局限于后世的男女情爱和个人爱欲，而是关心着庞大的宗族亲人，体现了深沉的责任感。这种观念体现于诗歌，就使《诗经》的思乡诗具有了浓厚的宗族情感，不局限于主要思念妻子。这种情形并不是凭空产生，也并非偶然，而是西周春秋的宗族社会形态在人们意识和情感上的必然反映，甚至成为了一种普遍的集体无意识歌吟。因此，《诗经》的思乡诗与社会的价值观几乎完美统一，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那样，体现了“文学与伦理之凝合一致”，更像是对社会现实的自然反映。
而随着政治经济变革，尤其是战国编户齐民以后，宗族制度彻底崩溃，小家庭独立，出现了以夫妻和子女为主的核心家庭，还有以父母、夫妻和子女为主的直系家庭。此后，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家庭规模平均为五人，“独立个体小家庭”成为家庭的基本形态，成为新的政治经济单位与生活共同体。渐渐地，“宗族认同心理被较小范围的家族认同所压倒”，个体小家庭及其内部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的地位渐渐提高；这使人们相存相依和情感最深的亲人范围缩小，最怀念和最能慰藉心灵的人发生变化，思乡诗的主要思念对象也随之向小家庭内部转移。这种文学史变迁的背后，正是历史和思想史的变迁。
可是，在小家庭内部，为何后世诗人的主要思念对象不是父母，而是妻子呢？是因为妻子的现实地位更高么？非也。虽然夫妻关系在哲学上被抬高为人伦之始，但这更像发生学的排序，而非现实价值的排序。真实的情况是，随着战国秦汉以来家长制不断强化，道德纲常强调先“父子”而后“夫妇”，父母的政治、道德和法律地位皆高于妻子，夫妻情感也完全服从于孝道伦理。因此，若依现实地位和道德纲常的排序，诗人似乎主要应该思念父母，这样也更符合中国古代孝道优先的原则。但是，后世诗人大多数时候毕竟没有思念父母，而是主要思念着现实地位更低的妻子，这就使道德与情感、现实与心灵、政治与文学之间出现了某种矛盾的张力——这是道德的离经叛道，还是情感的本能抒发？
我们认为，这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随着战国以来“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模式确立，妻子的家庭地位虽不如父母高，但妻子的重要性也比宗族社会的集体经济时代有了提升，成为与丈夫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重要帮手。而且，秦汉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家庭形态是核心家庭，已婚男子很少与父母共同生活，主要是与妻子一起生活；因此，妻子在日常生活起居方面与丈夫更为密切，情感地位亦应有所提升。另一方面，也与汉代日益强化孝道和礼制而导致情欲压抑、与汉末以来个体情感的普遍觉醒有关。当时，娶妻不是为了婚姻幸福，而是为了“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礼记·昏义》）和事奉父母；不太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爱情，主要是顺从父母的意愿。礼制还规定夫妻不能流露出亲昵的情感，要“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汉书·匡张孔马传》），这就对人类的本能情欲造成了极大压抑。而情欲越受压抑，就越变得深沉而炽烈，越容易在远离压抑时喷薄而出、在孤独无依和无可慰藉时魂牵梦萦。这种情形尤见于社会动乱、政教松动和人生苦短的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人们在转瞬即逝的生命中更重视个人情感的满足，诗人孤身瓢泊时也会格外想念家中温柔可人的妻子——这体现了个体生命价值的觉醒，也表明文学成为现实缺憾的浪漫补偿。当然，除了因压抑而舒泄，人性也本有对异性的原始追求与本能思慕；而这时的文学肯定了这种爱情的价值，巩固了游子思妻的传统，最终以诗歌题材的方式影响着后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古代伦理秩序的突破，也是对中国文化体系的补充，是人性的真实需求与自由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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