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色彩史的认识和理解，最基本的归纳，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五色成文。“五色成文”一词最早出自《礼记·乐记》。《礼记·乐记》主要探讨了礼制中的音乐，五色出现在此，涵义比附“五声相生而成音乐”，因此，“五色搭配而成图形”。“五色成文”之“文”，是“纹”的本字，金文写作象远古纹身之形，本义为纹饰、图形、纹样等。远古的纹身并非随意，它可能是一个部落的图腾形象，这些形象或许演化为文字，又或者包涵了古代信仰、崇拜、禁忌等文化内容……在语言的演变中，“文”逐渐有了“文化”“文明”的涵义。为区别二者涵义，人们新造出“纹”，与“文”相分别。
“五色成文”不仅仅是视觉意义的图形。《礼记·乐记》中讲道：“五色成文而不乱。”清代孙希旦集解：五色之用，如同五音，人内心的喜、怒、哀、乐，发之于五色（音），足以感动万物，使君、臣、民、事、物在文明的教化之下，各安其位！在此意义上，五色成为礼制的外表与手段，“五色成文”构建了中国传统的礼制文明。
在殷商乃至更早形成的巫传统中，色彩所扮演的角色，便是与鬼神沟通的巫术法器；春秋时期，齐桓公喜好穿着紫色，引起中国历史第一次流行色；战国时期，已出现正色与间色的概念，经考证，为分辨五正色，当时人以“雉（野鸡）”作为染色标准；秦汉是中国古代色彩知识的系统化时期，基于“阴阳五行”宇宙系统，由此形成了传统的“五色”系统；南朝宋明帝荒诞任性，最终促成宋明帝制定“紫衣红裳”的礼服，紫色由传统意义上的间色，转变为尊贵之色；在唐代，黄色成为帝王专用之色，理论依据来源于唐代官修儒家经典《五经正义》；北宋信奉“五德终始”之说，其国运属火德，所尚之色为赤。在国运与色彩的符应上，宋徽宗尤其迷信；元代之前的文人画家追求“画以载道”，并从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中找到方法，实现了对形似与五色的解构，倪瓒之水墨山水乃集其大成！晚明文人“清雅素色”的色彩偏好，是文人通过“文化”来体现自我存在的方式，这种色彩偏好既是现实的，也是策略的；清代民间年画色彩包涵有阴阳五行框架之下的色彩秩序，但同时，民间色彩从“有用性”出发，形成民间色彩自由丰富的特点。
中国古代色彩如此精彩，并有着广阔的研究空间，笔者关注如下的问题：其一，色彩研究零星散落于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艺术理论等各个学科领域中，各个领域只研究与之相关的色彩问题，没有把色彩当成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对待，这种研究强调色彩在各自领域的特性，有“见树不见林”的缺憾。其二，古代色彩神秘莫测，让人觉得理当如此，但又显得随意而不定。从根本上，色彩是一种文化现象，需要从古代思想观念的体系中，考察色彩现象背后的思想文化根源，解释古代色彩为何如此的历史原因。其三，中国古代社会中，色彩系统是宇宙框架系统的一部分，秦汉之际，基于“阴阳五行”的宇宙框架，形成的传统“五色”体系，一直是作为历代王朝官方色彩系统的代表，在这样一个官方的色彩系统中，各个时期又呈现不同的特色。民间色彩模仿官方，是官方色彩的粗糙翻版；文人在色彩偏好上，有意与官方系统拉开距离，在魏晋玄学的启发之下，主张“清雅素色”。
学术上的后出转精，让“五色成文”具有了更丰富的文化意蕴；同时，现代视觉理论的研究，使历史上的“五色成文”具有了现代意义：语境上，色彩极大影响今人生活。世界进入读图时代，图形对人的心智、情感会产生无限力量。在被观看的图形元素——色彩与形体中，色彩是影响感官的第一要素，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观察一个物体时，色彩是最先被注意到的，人们对色彩的注意力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对形体的注意力占百分之二十左右。观念上，决定人眼看到的是色彩知识。人眼并非相机，不能够捕捉到所有的可见色彩，人眼只会关注熟悉的内容，也就是头脑中具有知识储备的内容，这也就能理解，不同文化的人，所看到的内容并不相同。因此，可以这样说，决定人眼看到的是色彩知识，是我们这个文化群体在历史上形成的色彩知识。色彩知识是潜移默化的，百姓日用而不自知。当一个孩子能够描述所看到的色彩的时候，事实上，他已经通过观看或接受亲人的指导，学习色彩知识很多年了，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对他而言，所看到的色彩世界是有秩序的，而不是杂乱无章的。而一个刚刚复明的盲人，他所看到的色彩世界是杂乱无章，混乱不堪的。
存在上，色彩是对窘迫现实的超越。色彩知识是历代累积的，每个人的色彩知识都来自于在他之前的社会与环境，而所有这些，都是色彩史的结果。因此，从某种程度上，今人的色彩知识是一系列的色彩史的集合。在色彩史各个时期，人们通过色彩改造社会，改造环境，获得对窘迫现实的超越。同时，在古代社会生活中，色彩以其视觉形式在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安抚人们的精神世界，让世界在色彩的秩序中变得易于亲近，不再面目可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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