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色彩史的认识和理解,最基本的归纳,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五色成文。“五色成文”一词最早出自《礼记·乐记》。《礼记·乐记》主要探讨了礼制中的音乐,五色出现在此,涵义比附“五声相生而成音乐”,因此,“五色搭配而成图形”。“五色成文”之“文”,是“纹”的本字,金文写作象远古纹身之形,本义为纹饰、图形、纹样等。远古的纹身并非随意,它可能是一个部落的图腾形象,这些形象或许演化为文字,又或者包涵了古代信仰、崇拜、禁忌等文化内容……在语言的演变中,“文”逐渐有了“文化”“文明”的涵义。为区别二者涵义,人们新造出“纹”,与“文”相分别。
“五色成文”不仅仅是视觉意义的图形。《礼记·乐记》中讲道:“五色成文而不乱。”清代孙希旦集解:五色之用,如同五音,人内心的喜、怒、哀、乐,发之于五色(音),足以感动万物,使君、臣、民、事、物在文明的教化之下,各安其位!在此意义上,五色成为礼制的外表与手段,“五色成文”构建了中国传统的礼制文明。
在殷商乃至更早形成的巫传统中,色彩所扮演的角色,便是与鬼神沟通的巫术法器;春秋时期,齐桓公喜好穿着紫色,引起中国历史第一次流行色;战国时期,已出现正色与间色的概念,经考证,为分辨五正色,当时人以“雉(野鸡)”作为染色标准;秦汉是中国古代色彩知识的系统化时期,基于“阴阳五行”宇宙系统,由此形成了传统的“五色”系统;南朝宋明帝荒诞任性,最终促成宋明帝制定“紫衣红裳”的礼服,紫色由传统意义上的间色,转变为尊贵之色;在唐代,黄色成为帝王专用之色,理论依据来源于唐代官修儒家经典《五经正义》;北宋信奉“五德终始”之说,其国运属火德,所尚之色为赤。在国运与色彩的符应上,宋徽宗尤其迷信;元代之前的文人画家追求“画以载道”,并从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中找到方法,实现了对形似与五色的解构,倪瓒之水墨山水乃集其大成!晚明文人“清雅素色”的色彩偏好,是文人通过“文化”来体现自我存在的方式,这种色彩偏好既是现实的,也是策略的;清代民间年画色彩包涵有阴阳五行框架之下的色彩秩序,但同时,民间色彩从“有用性”出发,形成民间色彩自由丰富的特点。
中国古代色彩如此精彩,并有着广阔的研究空间,笔者关注如下的问题:其一,色彩研究零星散落于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艺术理论等各个学科领域中,各个领域只研究与之相关的色彩问题,没有把色彩当成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对待,这种研究强调色彩在各自领域的特性,有“见树不见林”的缺憾。其二,古代色彩神秘莫测,让人觉得理当如此,但又显得随意而不定。从根本上,色彩是一种文化现象,需要从古代思想观念的体系中,考察色彩现象背后的思想文化根源,解释古代色彩为何如此的历史原因。其三,中国古代社会中,色彩系统是宇宙框架系统的一部分,秦汉之际,基于“阴阳五行”的宇宙框架,形成的传统“五色”体系,一直是作为历代王朝官方色彩系统的代表,在这样一个官方的色彩系统中,各个时期又呈现不同的特色。民间色彩模仿官方,是官方色彩的粗糙翻版;文人在色彩偏好上,有意与官方系统拉开距离,在魏晋玄学的启发之下,主张“清雅素色”。
学术上的后出转精,让“五色成文”具有了更丰富的文化意蕴;同时,现代视觉理论的研究,使历史上的“五色成文”具有了现代意义:语境上,色彩极大影响今人生活。世界进入读图时代,图形对人的心智、情感会产生无限力量。在被观看的图形元素——色彩与形体中,色彩是影响感官的第一要素,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观察一个物体时,色彩是最先被注意到的,人们对色彩的注意力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对形体的注意力占百分之二十左右。观念上,决定人眼看到的是色彩知识。人眼并非相机,不能够捕捉到所有的可见色彩,人眼只会关注熟悉的内容,也就是头脑中具有知识储备的内容,这也就能理解,不同文化的人,所看到的内容并不相同。因此,可以这样说,决定人眼看到的是色彩知识,是我们这个文化群体在历史上形成的色彩知识。色彩知识是潜移默化的,百姓日用而不自知。当一个孩子能够描述所看到的色彩的时候,事实上,他已经通过观看或接受亲人的指导,学习色彩知识很多年了,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对他而言,所看到的色彩世界是有秩序的,而不是杂乱无章的。而一个刚刚复明的盲人,他所看到的色彩世界是杂乱无章,混乱不堪的。
存在上,色彩是对窘迫现实的超越。色彩知识是历代累积的,每个人的色彩知识都来自于在他之前的社会与环境,而所有这些,都是色彩史的结果。因此,从某种程度上,今人的色彩知识是一系列的色彩史的集合。在色彩史各个时期,人们通过色彩改造社会,改造环境,获得对窘迫现实的超越。同时,在古代社会生活中,色彩以其视觉形式在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安抚人们的精神世界,让世界在色彩的秩序中变得易于亲近,不再面目可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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