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奇贤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学与传媒学院, 甘肃陇南 742500)
杜甫一生志在天下，忧国忧民，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再现了中唐前后的历史，诗歌艺术成就突出，千百年来深受文人景仰，被誉为“诗圣”。南宋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云：
苏、李之诗，子列子之御风也。杜、黄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无待者，神于诗者欤？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欤？[1]
这是文献中首次把杜甫和“圣”字相连。杨万里明确指出杜诗属于屈原“乘桂舟、驾玉车”之类，即杜甫之诗类似屈原，寓含着崇高的道德品质。所以，“诗圣”就“不仅仅指诗写得好，更包含思想人格和道德的意思”[2]。杨万里意在强调诗人为“圣”的可贵。而到底何为“圣人”，“圣人”应该具有哪些基本品质，儒家对此多有论证。首先，修身以正为圣。如《荀子·尧问》所言：
德若尧禹，世少知之……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为纲纪[3]378。
又云：
彼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舍佚而为劳，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3]375。
其次，遭厄不困为“圣”。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4]144孟子曰：“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5]358这与屈原“余独好修以为常”[6]8及“虽九死其尤未悔”[6]6的精神实质是一样的。再次，怀“仁”天下为圣。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4]2又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4]51“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57杜甫当然具备这些可贵的圣人素养，或者是为君子的道德品质。这是他一生的追求，即便颠沛流离，功业未就，也始终坚持。他在困窘不堪的生活和完整的人格之间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的诗中“描写的不是自我失落，而是罕见甚至空前的自我发现”[7]247。他为自己一生的遭遇悲怆不已，却从未有过丝毫的愧悔。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杜甫坚定的选择。所以，他在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所作的《江汉》中自称是“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8]1663。“腐儒”与“诗圣”互为表里，相互映衬，正好凸显了杜甫清高自守、贫贱不移的品质。所以，“腐儒”是杜甫以自嘲之笔为一生画像，表面看来冥顽不化、迂腐木讷，实际上兼爱天下、矢志不渝。所以，遭遇现实的抛弃，杜甫有悲伤喟叹，但绝无遗憾。由之，“腐儒”是杜甫悲壮情怀和大爱精神的展现，彰显了高尚的文化品质，预示着杜甫悲剧的命运。
杜甫准备入仕时，“开元之治”的局面已不复存在。晚年的唐玄宗“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以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其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9]210卷68。“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9]210卷55杨国忠接权后，“以国事为戏具”[10]458，先包庇安禄山，后又与之相互倾轧，朝政飘摇。在这种情况下，杜甫很难仕进。更何况，他“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8]223(《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8]223(《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根本不屑于通过谄媚的方式求取功名。所以，“廷争酬造化，朴直乞江湖”[8]1528(《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是命运，也是他不二的选择，是他磊落人格和正直品质的直接呈现。
疏救房琯最为典型地体现了杜甫的文化品质。论当时形势，对于刚刚建立新朝的肃宗来说，无论是陈涛之败，还是门客董庭兰的索贿之祸，必当严加惩处，以建立威名；另外，永王李麟刚刚被剿杀，肃宗难脱荼毒手足的不义之责，为转嫁责任，肃宗以提出诸王分镇的房琯为始作俑者，定要罢相。在奸佞的挑唆下，这一切已经成为必然之事实。房琯也成为敏感的政治话题，精明者唯恐避之不及。杜甫却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冒肃宗之大不韪，言辞激烈，为房琯辩解。杜甫此举无异于以卵击石，终被贬华州司公参军，唯有的一次任职中央的机会就此断送。杜甫从未因此而后悔，让他愧悔的却是未能成功疏救房琯。《壮游》诗云：
斯时伏青蒲，廷争守御床。君辱敢爱死，赫怒幸无伤。圣哲体仁恕，宇县复小康。哭庙灰烬中，鼻酸朝未央。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秋风动哀壑，碧蕙捐微芳。之推避赏从，渔父濯沧浪。荣华敌勋业，岁暮有严霜[8]1176。
洪亮吉《北江诗话》曰：“杜工部之救房琯，则生平许身稷、契之一念误之。”[11]459其实，此“误”也是杜甫之一“腐”，其中固然有唐代侠文化精神的成分，却也恰好体现出杜甫舍生取义的文化品质。
房琯之事后，同僚吴郁时任侍御，因敢于直言而受到贬斥，杜甫自身境遇蹉跎，未敢谏言。《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云：
台中领举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杀无辜，所以分白黑。上官权许与，失意见迁斥。朝廷非不知，闭口休叹息。仲尼甘旅人，向子识损益。余时忝诤臣，丹陛实咫尺。相看受狼狈，至死难塞责。行迈心多违，出门无与适。于公负明义，惆怅头更白[8]549。
仇兆鳌注此：
“此悔当时不能疏救也。公方营救房馆，惴惴不安，故侍御之斥，力不能为耳，与他人缄默取容者不同。但身为谏宫，而坐视其贬，终有负于明义，所以痛自刻责耳。”[12]351
敢于自我发露，杜甫这种真诚的态度，非一般人所能做到[13]31。《离骚》有言：“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14]14王逸注云：“言万民禀天命而生，各有所乐，或乐谄佞，或乐贪淫，我独好修正直，以为常行也。”[14]14杜甫与屈原一样，正是好修正直之士。
胡应麟曾言“古今诗人，穷者莫过于唐，而达者亡甚于宋”[15]305。若论唐代受穷的诗人，杜甫绝对是一个典型。年轻的杜甫在与李白、高适相遇先后，曾有过一段纵姿肆意的时期。此后，随着唐王朝形势的转变，尤其是安史之乱的爆发，杜甫的生活境遇苦不堪言，虽在蜀中短时期内也过得较为平静，但总的来看，一直困于苦难。以身世履历为考，杜甫所遭受的苦难分别是求仕之辱、丧子之悲、逃归之艰和漂泊之苦。在连续不断的苦难面前，杜甫始终以儒家理想为精神信仰，坚韧执着，体现了高尚的文化品质。
1.求仕之辱。杜甫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亲历者。玄宗励精图治时期，王朝积极进取的氛围让年轻且才华横溢的杜甫满怀信心，梦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8]63(《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然而，现实背景是君不君、臣不臣，他在诗歌中悲愤地控诉：“呜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征夫不遑息，学者沦素志。”[8]1704(《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不仅治世夙愿无法实现，生活也过得困窘不堪：“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8]93(《投简咸华两县诸子》)最让他悲伤的应该是在长期的干谒中，文人的自尊受到了极度的践踏：“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8]63(《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不得不带着失望离开长安，但内心仍然忧念朝廷，《北征》是为明证。
2.丧子之悲。这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8]223得到了体现。诗的开头就以戏谑的笔法为自己画形，“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无疑是杜甫心灵的袒露，虽然壮志未酬，但初衷不改，心系天下。面对“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的极致打击，“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应该包含了太多的苦楚和愧疚，但是他以天下苍生为计，勇敢地迈出了个人苦难的小圈子，以开阔的眼界深切地体恤着普通的老百姓：“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忧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德国学者莫芝宜佳(Monika Motsch)曾这样评价杜甫：“最令西方读者惊异的或许正是自我同情与同情他人之间那种不同寻常的关联。恰恰是诗人特有的自我表现成了坦诚面对世人苦难的前提。”[7]223“腐儒”的感喟无疑是对这种“不同寻常的关联”的最好诠释。杜甫的坚韧由此可见。
3.逃归之艰。“安史之乱”后，绝大多数人接受降职，杜甫位低，完全没有必要冒死出逃，而他奋然不顾：“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8]299(《述怀》)足见其痴诚。所以沈文凡这样称述杜甫：
杜甫用他的实践展示了《论语》中君子的道德风范，用他的行为阐释了君子的道德风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当一个人遇到事情时，其操守、承守，是对这个人的品德的衡量和考验。《论语》中认为君子应该能做到“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杜甫在这方面确实是身体力行地体现了君子的道德风范[16]42。
4.漂泊之苦。这在杜甫漂泊西南时期，尤为鲜明。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8]683，他当时过着极度困窘和狼狈不堪的生活，“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与此同时，他以儒家“大同”理想砥砺自我，“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将儒家济世之思彻底贯彻在了自己的生活中。的确，“他无论遭受多大的困难，受着多大的委曲，他都能够坚韧自持”[17]84。《客居》诗云：
安得覆八溟，为君洗乾坤。稷契易为力，犬戎何足吞。儒生老无成，臣子忧四番[8]1027。
“稷契易为力，犬戎何足吞”，有喧天之气；“安得覆八溟，为君洗乾坤”，有夺宇之势。此时的杜甫，已到知天命之年，漂泊无依，疾病缠身，却依旧抱着一腔爱国豪情，怀忧四方。“甲卒身虽贵，书生道固殊”[8]1528(《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不以名利富贵为求，坚持大道，这应是他一生的执念。正如徐昌才《梦回唐诗千百度》所言：
“腐儒”一词别有深意，杜甫身在草野，心忧社稷，孤忠永存，痴心不改，此等到老不衰、顽强不息的爱国思想，在常人看来，也许是冥顽不化，迂腐至极，可在老杜看来却是恪守不疑，矢志不移。……此腐儒颇有顶天立地，一往无前的志士风范[18]205。
杜甫颇受儒家理想化精神的影响，尤其喜爱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学。一方面，他将孟子学说中的“尽心知性”与“浩然之气”相结合，自成一种自觉自愿的仁爱天下精神；另一方面，他又颇为推崇孟子所谓的推己及人的“仁爱”之论，体现为对“善”与“义”为核心的儒家大道的坚持。宋人黄彻言：“其仁心广大，异夫求穴之蝼蚁辈，真得孟子所存矣。……愚谓老杜似孟子，盖原其心也。”[19]37杜甫的苍生情怀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且表现出天然的有序性和层次性，是一个圆融的体系模式：首先是安社稷，其次是抚生民，最后是念物息。
面对凋敝的时代，悲怆的遭遇，杜甫沉痛哀吟，且以实录，但自始至终哀而不怨。诸如“岁拾橡栗随狙公”，“男呻女吟四壁静”，“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8]569(《乾元中寓居同谷作歌七首》)。年已老大，功名未就，生活困顿，“此时犹能作歌，只有悲伤，不见愤世，此老真圣者也”[13]26。一旦听闻故土收复，竟至于喜狂而泣，“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8]794(《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他毫不掩饰内心的激动，情感表达流畅自然，节奏轻快活泼，真实地传达了杜甫孩童般的天真和快乐。
杜甫一生落拓，与民同处水火，深知被战争置于水深火热中的普通人的挣扎和无奈。他写“三吏”“三别”，反映老百姓所遭受的徭役赋税之苦，写百姓荒年流离失所的悲哀。如《又呈吴郎》诗云：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8]1441。
《孟子·离娄下》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20]187又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20]175杜甫对一个孤寡的老妇人如此细微地体贴和爱护，正是受这种推己及人的恻隐情思的驱使。至于对五伦之情的描写，依旧处处充盈着“真情实感”，所谓“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8]920(《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同心不减骨肉亲，每语见许文章伯”[8]417(《戏赠阌乡秦少府短歌》)。不论是亲情，还是友情，无不表现得深厚真淳、圆润广大！[21]188杜甫的仁心连通古今，尽情展现了历代仁人志士的美好愿望，蕴含着普遍的人文关怀，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发挥到了极致，也展现了他个人崇高的文化和伦理品质。
杜甫还把他的仁爱和恻隐之心推广到了自然天地间。譬如“白鱼困密网，黄鸟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8]1608(《过津口》)，在象征和通感化的叙述中，以自我之心统摄万物，使读者不由自主地和作者产生情感共鸣。葛晓音认为，这种向内心深处探求直觉感受的创意，早在长安时期就已露端倪，到草堂诗里，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22]102。无论如何，杜甫永远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感念人生，胸化万物。《原诗》云：
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忧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述情，因情敷句，皆因杜甫有其胸襟以为基[23]17。
这种胸襟自然是伟大的。杜甫以伟大的人格和伟大的天才，堪称“诗中之圣”，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永久的一道光彩”[24]145。
杜甫出身于诗书世家，他很自豪地说“诗是吾家事”[8]1207(《宗武生日》)，又言“奉儒守官，未坠素业”[8]1779(《进雕赋表》)。杜甫非是夸口，其十三祖杜预是西晋名将，祖父杜审言是初唐时期著名的诗人。叶嘉莹说“他的家族不仅有读书仕宦的文学诗歌传统，而且有一种品格道德的传统”[25]5。杜甫十分崇拜杜预，除了积极汲取儒家文化思想之外，他本人一直梦想能像杜预那样，拯世济物。清人刘熙载亦言：“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26]183在杜甫的诗作中，“儒”字出现频率极高，达五十次之多[27]6。他将“诗”与“儒”相结合，以“诗”传“儒”，为“儒”写“诗”，孜孜以求，终生践行。
第一，从正面直接进行描述。在这类诗歌中，作者通过对“儒”的修饰和“儒”所存在的语境，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经历。从其存在语境来看，早期诗作中的“儒”出现的语境多是赞美和期望性的。如“学业醇儒富，辞华哲匠能”[8]52(《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8]120(《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世儒多汩没，夫子独声名”[8]169(《赠陈二补阙》)。有时，伤怀于苟且的现实，因不平而愤激，因相信而期待。如“伤哉文儒士，愤激驰林丘”[8]296(《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防御判官》)，“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8]911(《草堂》)。相比较而言，中晚期的诗歌，“儒”附带的情感是比较抑郁和苦闷的，或以“老”进行修饰，如“儒生老无成，臣子忧四藩”[8]1027(《客居》)，“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8]1572(《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或以“腐”为修饰，如“万里皇华使，为僚记腐儒”[8]1055(《寄韦有夏郎中》)，“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8]1663(《江汉》)更是名句。其他的写儒诗，或唏嘘以赞，如“荥阳冠众儒，早闻名公赏”[8]1152(《八哀诗·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公虔》)；或激情回忆，如“鸾凤有铩翮，先儒曾抱麟”[8]1525(《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或悲伤述怀，如“卧疾淹为客，蒙恩早厕儒”[8]1528(《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推毂几年唯镇静，曳裾终日盛文儒”[8]1557(《又作此奉卫王》)，大都气氛沉闷，情感悲苦。
第二，采用借代的修辞方法进行烘托。通过对与儒生相关内容的描写，抒发身为儒生的悲欢之情。首先，写儒服，如“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8]63(《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儒衣山鸟怪，汉节野童看”[8]313(《送杨六判官使西蕃》)，表达对儒家理想的坚持；“呜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8]1704(《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满含着悲愤之情。其次，写神姿，如“学蔚醇儒姿，文包旧史善”[8]1148(《八哀诗·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强调博学多识可以增加儒生的气质。再次，写思想，如“儒术诚难起，家声庶已存”[8]112(《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表达儒学思想虽然未能形成流派，但是通过谨守儒学抬高了家族的名望；如“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8]149(《醉时歌》)，“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身”[8]320(《独酌成诗》)，则在反问中倾诉着一种无奈之情，表达生不逢时，所学无所用的尴尬和愤懑。
杜甫一生行藏出处离不开“诗”与“儒”。他的诗是儒心的传达，有“儒”之诗乃为兼善之心的明示，无“儒”之诗仍以济世为怀。他儒情深厚，儒心坚挚，有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精神。的确，杜甫以一介儒生的微弱之力勇敢地竖起了一座道德的丰碑，让后人高山仰止。同时，他一生落拓，仕途未达，流离漂泊，客死他乡，正所谓气高身悲，难逃悲剧命运。以此而论，杜甫以“腐儒”来为自己画像最合适不过了。
对杜甫而言，“儒”已经从外在的学养升华为他生命中的重要内容。杜甫于“儒”，确实一往情深，或喜爱，或自嘲，或怅惘，或愤激，种种感情布于诗篇。“儒”既是他的生命境界，崇高圣洁，也决定了他的人生命运，坎坷多悲。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高扬着儒家人文情怀，以诗的方式记录了当时的历史。检索杜甫的诗，1 400多首诗歌中，有127处用了“悲”字，这是时代留给他的烙印，体现为一种悲慨的诗美品格[28]。杜甫之“悲”，非一己之感，它囊括了时代和人生两大领域。唯其至悲，让人深刻；唯其至悲，让人难忘。他“对儒家仁爱精神、济世情怀的身体力行，使得千百年来的后人一直将他视作儒者精神的典范，他的诗歌也被视作儒家的经典”[29]176。总之，杜甫习儒至深，成“悲”为“腐”，充分体现了他高贵的文化品质，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理想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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