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宇晴
中国是史学大国，有悠久的修史传统。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反映了周王朝及各封国的史官的分工。晋之董狐、齐之太史，则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史官，受到后世的敬仰。进入封建社会后，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对史学的影响甚大。秦始皇时，令“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司马迁《史记》也是到汉宣帝时始“遂宣布焉”；而班固得以修成《汉书》，也是受到汉明帝之诏才得以实现；继而，汉献帝因《汉书》“文繁难省”，命荀悦撰《汉纪》；梁武帝敕群臣修《通史》；北齐文宣帝高洋命魏收修《魏书》；等等。以上诸多史著的修撰、史家的命运都是出自皇帝的意旨。但这些意旨大多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流传下来。就目前所见，中国历史上较完整且流传至今的第一道皇帝修史诏书，当是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五年（622年）的《命萧等修六代史诏》，距今已有1400多年，在中国古代史学上，这也是一篇重要的史学文献。
令狐德棻修史之议的卓识
令狐德是唐初著名史学家，被当代学人誉为“唐代史学的开山”。他是第一个向唐高祖提出修撰前朝史建议的史学家。《旧唐书》本传称：“武德已来创修撰之源，自德始也。”（《舊唐书·令狐德棻传》）这个评价，应当说是十分中肯的。
令狐德是一位有使命感与责任感的史学家。他在青年时期因“博涉经史，早知名”，但“以世乱不就职”为由，拒绝在隋炀帝大业末年入仕。直到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始出仕，任起居舍人。他敏锐地认识到，新皇朝建立之初，亟须收集全国各地的图书，以免战乱造成经籍的大量散佚。因此，他向唐高祖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建议得到唐高祖批准，经过数年的努力，“群书略备”。这为后来的修史工作做了充分的文献准备。在此基础上，武德四年（621年），令狐德进一步向唐高祖提出修前代史的建议，他说：“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按：指北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旧唐书·令狐德棻传》）这一段话，首先指出“近代”正史纂修方面的缺憾。其次认为修前朝史宜尽早着手，现在修纂梁、陈、齐、周、隋各史尚有文集、口耳相传的历史等为依据，再晚就会“事迹湮没”。同时还强调唐皇朝承周、隋而来，当为之修史，以“贻鉴今古”。令狐德提出的建议，既指出了修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强调了修史的紧迫性，反映了他在史学上的卓识，不愧是“唐代史学的开山”。
《修六代史诏》的宏大气势
唐高祖采纳了令狐德的修史建议，他在武德五年（622年）下达了目前所知中国历史上第一道修史诏书，即《命萧等修六代史诏》（以下简称《修六代史诏》）。诏文包含四个方面内容：
第一，明确指出史学的社会功用。诏书写道：“经典序言，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 （《唐大诏令集·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在唐高祖以前，有不少史家论史学的功用，但这是第一次在皇帝诏书里强调史书具有认识历史、惩恶劝善、“贻鉴将来”的社会功用，把史学对过去、现在、未来的影响都讲到了，这一见识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强调修撰前代史的必要性。在唐高祖看来，朝代史的谱系是“伏牺以降，周秦斯及，两汉继绪，三国并命。迄于晋宋，载籍备焉”（同上），这是对既有史书所说的，上起传说的伏牺，下迄南朝刘宋。在此基础上，进而指出：“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皇宗，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同上）这是肯定东晋建立时，北魏发展起来，其后有周、隋的“禅代”，南朝则有齐、梁、陈的相继。这些朝代，都有许多可以记载的事迹！可见，肯定此前历朝历史功绩，正是修前代史的重要原因。诏文还强调唐高祖本人在修史上的历史责任：“朕握图御宇，长世字民，方立典谟，永垂宪则，顾彼湮落，用深轸悼，有怀撰录，实资良直。”（同上）上文讲到最高统治者对修史的关注和重视。而李渊的这些认识，进一步表明最高统治者有一种担心历史撰述被中断的忧虑，反映历史撰述活动本身所具有的责任感，这正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
第三，关于此次修前代各史人员的任命。中书令萧、给事中王敬业、著作郎殷闻礼修“魏史”；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太史令唐俭修“周史”；兼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修“隋史”；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魏徵修“齐史”；秘书监窦、给事中欧阳询、秦王文学姚思廉修“陈史”。
第四，提出了修撰前朝史的原则：“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同上）这是要求史官当认真辨析历史文献，直书其事。“书法不隐”这一史学优良传统，首次写入皇帝修史诏书，这是从国家层面上，对史学的求真做出明确的要求。史学活动中有种种曲笔污史的现象是毋庸讳言的。唐代史家刘知撰写的《史通》一书，其中专设《直书》《曲笔》两篇，对史学活动中敢于坚持直书的史学家给予高度赞扬，而对史学活动中种种曲笔污史的现象予以痛斥。当然，皇帝的不当干预也易造成“曲笔”现象的出现。但不可否认的是，最高统治者在修史诏书中强调“书法无隐”原则，为正直史家坚持“直书”提供了政治上的依据，对维护中国史学求真品格具有重要价值。
唐高祖在位时期，由于当时天下初定，政局尚未安定以及修史人员相继调离或离世，未能完成修史工作。后来，到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再次敕令修撰前朝史，循着唐高祖制定的基本原则，并作一定调整（因“魏史”还有北齐魏收所撰《魏书》和隋朝魏澹所撰《魏书》，众议以为不必再修），最终于贞观十年（636年）修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隋书》“五代史”。唐高祖时期修撰“六代史”的计划，虽为未竟之业，但是作为第一道修史诏书的《修六代史诏》及其所确立的宏大修史气势，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修六代史诏》的史学价值与历史影响
在中国史学史上，唐高祖的《修六代史诏》，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它在多方面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唐初修撰前代史创立了宏大格局。在令狐德的建议下，唐高祖赞同修撰梁、陈、魏、齐、周、隋各史，而不是把眼光仅仅局限于北周和隋朝的历史。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一个皇朝在同一时间分别修撰几个朝代的历史。这既显示了唐高祖开阔的眼界和宏大的气魄，也反映了大一统皇朝的时代要求。唐高祖《修六代史诏》开创了宏大的修史格局，为以后的“唐修八史”（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以及《晋书》和《南史》《北史》）奠定了基础。
对以后历代皇朝修撰前朝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唐高祖颁布《修六代史诏》，为的是避免前朝史事迹湮没，发挥史学“贻鉴将来”的作用。一方面，是从朝廷（官方层面）上，开创了新皇朝为前一皇朝修史的传统。另一方面，明确了皇帝在修前朝史方面的历史责任。这些都为后来的历朝统治者所继承，每在新皇朝建立伊始，皇帝即令修撰前一皇朝正史，这成为中国史学的一大特点。此后，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颁布《修五代史诏》。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元世祖接受大臣王鹗的建议，诏命修辽、金二史；宋亡之后，又有“通修三史”之命。但因在正统观念上一时未能取得一致看法，元初至元中期三史的纂修未能取得具体成果，不过也清晰地反映了蒙古族贵族统治者对中原皇朝修史传统的继承。直到元末顺帝下达《修三史诏》，确立了总的修史原则和具体措施。至正三年—四年（1343—1344年），遼、金、宋三史先后修成，成为唐修八史后又一重大修史活动。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颁布《修元史诏》，强调“元虽亡，国事当记载，况史纪成败，示惩劝”。清顺治二年（1645年）诏修《明史》，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至乾隆四年（1739年）成书。这些修史诏书提出的修史观念同唐高祖《修六代史诏》一脉相承，也都为修史工作做了具体部署，并取得了重要成就。可见唐高祖修史诏对后来皇帝修前朝史诏书的深远影响，中国史学的连续性发展与此当有密切关系。
正确对待少数民族为主所建皇朝的历史，对民族交融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积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令狐德的修史建议中，只提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而李渊的诏书中增加魏史，可见他对鲜卑拓跋部贵族为主建立北魏的历史同上述“五代史”是同等看待的。《修六代史诏》中指出北朝魏、周，南朝梁、齐、陈，以及隋朝，都“自命正朔”。唐高祖不仅平等地看待各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对各朝的历史也给予正面的评价，显示了大一统的历史条件下，最高统治者开阔的历史胸襟。这种进步的民族观和历史观，是在重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也进一步推动了民族间的融合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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