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缘起（郭亚超）

《文学与历史》

论“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缘起

郭亚超

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石家庄041000

摘要：“国可灭，史不可灭”这一理念是中国古代修史的传统。它产生于金元灭亡之际，对之后的各朝各代都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学建树上有重大的意义。这一理念的形成与发展，有深刻的研究意义。本文将试着从这一理念 的缘起进行阐述。探讨这一理念的缘起，对研究中国古代修史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国可灭；史不可灭；史学；官修史书；史馆

中图分类号：I267

文献标识码：A

1唐初史学与令狐德芬

唐王朝刚刚取代隋朝，尚在进行统一战争的时候就已开 始考虑修撰前代诸史了。令狐德棻是唐初第一个向最高统治 者提出修撰前朝诸史的建议的史学家。同时他还是唐初著名 的史学家，他的史学活动深深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史学。《旧 唐书》中曾这样写到：“武德已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 也”，《新唐书》本传亦称：唐初“修撰之源，自德棻发之”。

这是对令狐德棻在唐初史学上的地位之极其中肯的评价。

武德四年（621)十一月，当时担任起居舍人的令狐德棻 曾对唐高祖说：“窃見近代以来，幾多無正史……陛下受禪 於隋，複承周氏歷数，國家二祖功业，並在周時，如文史不 存，何以胎鑒今古?如臣愚見，並請修之。”这段史料中，令 狐德棻从历史的角度提出了修撰近代“正史”的重要性，同 时又从政治的角度，提出了修撰周、隋二史的必要性；其中 也还讲到修撰近代诸史的可能性。唐高祖李渊听取了令狐德 棻的建议，并在武德五年(622年)十二月下达了《命萧瑀等 修六代史诏》。诏书写道：

司典序言，史官記事，考論得失，究盘變通，所以裁成 義類，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贻鑒將来。自有晋南徙，魏乘 機運，周、隋禪代，曆世相仍，梁氏稱邦，跨據淮海，齊遷 龜鼎，陳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綿曆歳祀，各殊徽號，删 定禮儀。至於發跡開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 立言著績，無乏於時。然而簡牘未編，紀傳鹹闕，炎涼已積， 謠俗遷訛，餘烈遗風，泯焉將墜。朕握圖馭字，長世字民， 方立典謨，永垂憲則。顧彼湮落，用深軫悼，有懷撰次，實 资良直……務加詳核，博采舊聞，義在不刊，書法無隱。

在令狐德棻的促成之下产生的这道修史诏书，指出了史 职重要和修史目的，提出了修撰前代历史的内容和要求。李 渊在诏书中还对修撰前代各史的作者作了任命，具体到那些 人修撰那一个朝代的史书，如：秘书丞令狐德棻、侍中陈叔 达、太史令庾俭修周史；中书舍人颜师古、兼中书令封德彝 修隋史。此外，尚有詹事主簿赵弘智“预修”。但是，这次 修史工作，经过几年的时间，竟不果而罢，“历数年，竞不 能就而罢”，第一次诏修前代史不了了之。这是因为：当时没 有专职的修史机构来主管此事；被任命撰写诸史者又多是重 要官员，无暇专心修史；未设总监修和协调各史体例之人； 唐皇朝的统一事业尚未完成，全国尚未安定；其间，有的撰 者又相继去世，等等。尽管如此，此次修前朝史之议，气度 恢宏，意义重大，对后来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武德五年(622年)，令狐德芬又當了秘書丞。這期間， 他又做了壹件有重大意義的事情時承丧乱之余，經籍亡逸， 德棻奏請購募遗書，重加錢帛，増置楷書令繕寫。

唐皇朝建立不久，百废待兴的时候，他的这个建议，对 唐初文化的发展，无疑非常重要的他的建议。经唐高祖李渊 批准后实施，具体做法是“購天下書，選五品上子孫工書者 為書手，缮寫藏於内库，以宫人掌之”，因此，“数年間，群 書備”。其后，魏徵、颜师古又继续做了这方面的工作。贞 观二年（628年），秘书监魏徴“以喪亂之後，典章紛雜，奏 引学者校定四部書。数年之間，秘府圖籍，粲然畢備”。贞 观七年(633年），颜师古“拜秘書少监，專典刊正，所有奇 書難字，眾所共惑者，随疑剖析，曲盡其源。是时多引後進 之士為讎校”，他们把令狐德棻所做的工作又向前推进了。

所有这些，对于唐初大规模的修史工作和其他方面的撰述工 作来说，都提供了文献上的准备；同时，这也是唐代文化获 得多方面发展的一个良好的征兆。令狐德棻在这方面所做的 建设性的工作，为后人充分肯定。《新唐书》卷一0二后赞 云：“夫典章圖史，有國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敗，陳諸前 而為之戒。天下初定，德棻首發其議，而後唐之文物粲然， 誠知治之本欺！”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前人已十分重视令狐 德棻在这方面的见识和贡献。

当历史进入“贞观之治”的年代，太宗君臣想的是如何 使自己打下来的江山能够“长治久安”，十分注意历史上亡 国的教训。太宗特别注意勤行的三件事中，第一件就是“鉴 前代败事，以为元龟”。

贞观三年，“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太宗复敕修撰：

乃令（令狐）德棻興秘書郎岑文本修周史，中書舍人李百 藥修齊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陳史，秘書監魏徵修隋史， 與尚書左僕射房玄龄總監諸代史。眾議以魏史既有魏收、魏 淡二家，已為詳備，遂不復修。德棻又奏引殿中侍禦史崔仁 師佐修周史，德棻仍總知類會梁、陳、齊、周諸史。

与诏修“六代史”情况不同，这次首先设有一个专设机 构——秘书内省，又有房玄龄、魏微正、副宰相“总监”， 并由魏徵“总加撰定对梁、陈、齐史“各为总论”，还有令 狐德棻“总知类会”，负责体例，协调各史。同时调动有家 学传统的姚思廉、李百药，使之完成继承先志的续作。这是 一个周密的实施方案，不仅保证了梁、陈、齐周、隋五代史 的顺利修撰，而且为后世皇家纂修纪传体前代史树立了榜样。 也正是这样详密设置，为“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奠定了 一定的制度保障。

从太宗贞观三年（629）设“秘书内省”修梁、陈、齐、 周、隋五代史，到高宗显庆元年(656）《五代史志》撰成， 前后将近30年纪传体前代史修撰完成了由私人修撰向皇家 修撰的过渡。此后，除《南史》、《北史》、《新五代史》之外， 纪传体前代“正史”的修撰完全掌控在皇家，形成接续不断 的中国历史的记载。

“国可灭，史不可灭”这一理念笔者之所以认为是缘起 于唐初，主要是大一统的唐皇朝建立不久，皇家修前代史便 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自高祖武德四年(621)，至高宗显庆四 年（659），经过历了近40年，通过设立修前代史史馆(包括 借助史馆)，修撰了八部纪传体前代“正史”：《梁书》、《北 齐书》、《隋书》(包括《五代史志》）以及《晋书》和《北史》 等，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在这一过程中，纪传体取代了 “古史记之正法”的编年体而处独尊，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 来400年间“班、荀二体，角力争先”的局面，“正史”的 修撰逐渐由皇家垄断并制度化。这种“正史”修撰皇家垄断 并制度化对于当时史家的修史理念有很强的推动作用，所以 在这里将唐初修前代史的过程确立为“国可灭，史不可灭” 的起源。

2唐朝历史意识的增强和皇家史馆的设立

《遗山先生墓铭》中的“国亡史兴，己所当为”，“国亡 史兴”是指前代灭亡之后，继起的一代即组织人力为前代修 史。“己所当为”表现的是唐代以来的史家撰史责任感。所以要探索“国可灭，史不可灭”这一理念的形成过程，我们 必须了解唐代以来的史家撰史责任感的发展，甚至需要了解 更早时期的史家的这种撰史传统与撰史思想。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复命诸大臣撰写梁、陈、齐、 周、隋五代史，以房玄龄、魏徵“总监诸代史”，以令狐德 棻主修周史并“總知類會梁、陳、齊、隋諸代史”。这是武 德年间修史工作的继续，经众议，北魏史已有魏收《魏书》 和魏澹《魏书》二家，“已為詳備，遂不復修”。为实现这次 修史任务，这一年，唐太宗对修史机构作了重大改革，正式 设立史馆，并“移史馆于禁中”，“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 宰相负责监修，后称监修国史，成为定制。修撰史事，以他 官兼领，称兼修国史；或以卑品而有史才者任之，称直史馆； 凡专职修史者，称史馆修撰。此后，历代修史机构大致袭用 此制。

从唐代开始，建立起修撰前代史和编撰本朝史(即“国 史”)的两项制度。修撰前代史，自班固起，《汉书》、《宋书》、 《魏书》等都是奉诏修撰；《三国志》、《后汉书》纯系私修， 而《南齐书》是启准私修。唐初诏修梁、陈、齐、周、隋五 代史，组成一套修史班子，由宰相监修、副相“总加撰定”、 专家“总知类会”，完成由私修向官修的转变。从此，各朝各代在建立起政治统治之后，都要修撰前一代或数代政权的 史书。皇帝颁诏、宰相监修、著名史家集体修撰，形成“国 灭史不灭”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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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亚超(1993-)，男，回族，宁夏石嘴山人， 河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