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届考教结合系列1：统编版教材小说知识点全梳理（中）
卡夫卡生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动荡不安、物质主义盛行的年代，生活的捷克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格，正处在激烈的民族冲突与动荡中，“社会主义、犹太主义、德国民族主义、玩世不恭的思想、人道主义、以及一切虚假的世界主义等各种信念都相互冲突”。父亲海尔曼由于未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因而知识贫乏、头脑简单而务实，并且为人偏执、专横粗暴，在家庭中对妻子和孩子实行家长式专制统治。卡夫卡一直生活在“专制犹如暴君”般的“父亲的阴影”中。
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在一家公司任旅行推销员，长年奔波在外，辛苦支撑着整个家庭的花销。当萨姆沙还能以微薄的薪金供养他那薄情寡义的家人时，他是家中受到尊敬的长子，父母夸奖他，妹妹爱戴他。当有一天他变成了甲虫，丧失了劳动力，对这个家再也没有物质贡献时，家人一反之前对他的尊敬态度，逐渐显现出冷漠、嫌弃、憎恶的面孔。父亲恶狠狠地用苹果打他，母亲吓得晕倒，妹妹厌弃他。渐渐地，萨姆沙远离了社会，最后孤独痛苦地在饥饿中默默地死去。
《变形记》中萨姆沙的遭遇即是在那个物质极其丰裕、人情却淡薄如纱的时代里处于底层的小人物命运的象征。小说以主人公变为甲虫这一荒诞故事反映了世人唯利是图、对金钱顶礼膜拜、对真情人性不屑一顾，最终被社会挤压变形的现实，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真实的社会生活。
格里高尔：谨小慎微,忠心耿耿,安分守己,勤恳负责,善良平和,渴望自由。他本是个有着丰富情感和诗意追求的小人物,但在沉重的家庭负担和工作压力之下,他逐渐丧失了自由和追求,几乎整日生活在谨小慎微,惶恐不安中。他勤恳善良,忠心耿耿,善良平和,渴望自由,却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不幸变成甲虫,失业了,依然担忧父债,眷恋亲人,甚至为讨得家人的欢心,乖乖地,艰难地爬回卧室,在孤独无助的绝望中平静死去.这样忠实而又富有责任感的人,最终还是遭到亲人抛弃,是一个完全丧失了自我的悲剧人物。
妹妹：妹妹是格里高尔最珍爱最信任的人，为了供妹妹去读音乐学院，格里高尔带着一种义不容辞的精神坚持着“也许被开除了会更好一些”的工作。然而妹妹却也是他变形之后变脸幅度最大的人。人形的格里高尔是她最依赖最关心的哥哥，她像向日葵追随日头一样充满爱意地注视着他；变形后的哥哥像是陡然间丧失了光热的太阳，妹妹毫不留情地扭过了头。
《变形记》对“变形”的真正指向，是对人的生活态度、道德观念、价值观、存在主义的变化扭曲的透视。从表面上看，变形的是从人变为虫的格里高尔，然而，格里的精神世界，他的责任感，对家人的尊敬，特别是对妹妹的爱，是由始至终都坚毅不变的。反而是家庭的另外三个成员在整个过程中经历着起伏的“思想变形”。《变形记》用表面的荒诞不经，来诉说作者自己内心的生活理想，蕴涵了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卡夫卡的象征，不但具有深刻的文字艺术的深刻意蕴，又包含着理智的比喻。
首先，它表现了作者对于被社会同化的内心忧虑。大众被他人所谓的成功标准而同化与影响，甚至胁迫的不能自主，成为只对名利金钱追逐的奴隶，从而人纯洁善良的一面彻底被抹灭，人成为非人。
其次，作品还表现了在现代社会里人对生活压力的畏惧和逃避。主人公格里高尔一夜之间变成了甲虫，就像是他对于自己命运控制的无力。
最后，作者表达了对于命运无力改写的强烈苦恼与愤慨。在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面对家人的嫌弃与冷漠，他无力改写，只得承受。在这种情绪的感染下，作者所想表达的现实性意义被鲜明的揭示出来。
叙述态度：现代小说普遍的叙述特征是作者通过故事叙述者，或者通过其他剧中人物（在《变形记》里是格里高尔），勾画出文本中人物的基本形象。《变形记》中叙述者视角就像一部摄影机一样，客观记录着人物的言行，叙述者的叙述态度和故事内容之间已经构成了怪诞的审美效果。叙述者以反常化的眼光审视一个恐怖的荒诞的事件，以半开玩笑、半恐惧的态度对人生种种荒诞现象予以嘲讽，意图以此驱逐世界上一切的恶。
叙述视角：内外模糊的叙事视角：小说的第一段先由叙述者引出当格里高尔从烦躁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他在床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甲虫。然后通过格里高尔自己的眼睛看到自己变成一只大甲虫。这里显然存在着两种视角，第一种是“外视角”，第二种是“内视角”。所谓“外视角”，即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外，类似于热奈特归类的外聚焦；所谓“内视角”，即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内。《变形记》以内视角为主。但外聚焦的叙述者视角始终存在，并且两种叙述视角之间自由地转换。
叙事空间：《变形记》里的叙事空间是断裂的，不完整的，卡夫卡的小说是一个黑暗的、没有边际的开阔空间，所以人们最为直接的感觉就是眩晕。等到人们的视线能够稍稍适应这个黑暗的世界之后，才可以看见这个屋子里的一些物件，叙述者视角下的故事空间带领着读者进入故事空间的一个个局部，而且是不清楚的局部，是悬念叠出的局部，一个悬念引出另一个悬念。所以读者在这样一个破碎的空间里无法拼合出整个故事，
叙述语言：只叙不议，用不动声色的文字表达出强烈的感情。叙述简洁、平淡，小说的寓言性质使这一笔法更显突出，这与小说故事本身的平淡无华及作者一贯的冷漠风格很有关系。这种平淡冷漠的叙述语调，对于表现主人公的痛苦和困惑感，体现作品的主题，无疑都是适当的和必要的。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内忧外患，政治腐败，民众愚昧。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资产阶级把有强烈革命要求的农民拒之门外。因此，广大农民在革命之后，仍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下，承受着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和精神上的奴役。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采取暴力镇压和精神奴役的政策，利用封建礼教、封建迷信和愚民政策。在阿Q身上，可以看出封建精神奴役的“业绩”和被奴役者严重的精神“内伤”。鲁迅不止一次地对这种畸形变态心理作出概括：“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利，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已到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地步，但偏要自称“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却追求精神上的胜利。这一思想深深毒害着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统治者的“精神胜利法”和对人民进行的封建麻醉教育，正是造成劳动人民不觉醒的精神状态的麻醉剂。这种麻醉剂只能使劳动人民忘却压迫和屈辱，无反抗，无斗志，永远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受毒害的状态中，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奴才和顺民。未庄流浪雇农阿Q,虽然干起活来"真能做",但却一无所有,甚至连姓名都被人遗忘了。悲惨的地位使他倍受凌辱,而他却自轻自贱,自欺自慰,用精神上的胜利来掩盖实际上的失败和被奴役的地位。后因向赵太爷的女仆"求爱",被赵秀才打出门外。为讨"生计",被迫进城入伙偷盗。辛亥革命波及未庄时,他从县城返回,虽一向反对"造反",但见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对此惊恐万状,于是也不免对革命"神往"起来,正当声称"造反",并沉浸于幼稚而糊涂的幻想之中时,摇身一变为"革命党'的假洋鬼子扬起"哭丧棒",不许他革命,赵家遭抢后,无辜的阿Q又突然被"革命党"抓进县大牢处决了。小说深刻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矛盾,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剖析了阿Q精神产生的根源。自尊自大：阿Q本身是个非常卑微而且贫贱的人物，但是他却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甚至是家乡有钱有势的赵太爷，他也认为，“我的儿子将来比较阔的多”。而且因为去过城里，甚至连城里人也看不起，拿别人的缺陷肆意嘲笑，然后引起为荣。自轻自贱：阿Q能够自己贬低自己，而且在自轻自贱了之后，还能够认为这种轻贱使自己的“地位”更加上上。比如，在被人揪住辫子往墙上撞头的时候，阿Q就自己说自己是“虫豸”，将自己贬低为“虫豸”希望别人放了自己。并且在轻贱自己为“虫豸”之后，又犯了自尊自大的毛病，认为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所谓的“第一个”就是无上的荣耀，于是阿Q又在精神上胜利了。自欺欺人：自欺欺人是阿Q常常用于安慰自己的表现，以让自己能够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比如被别人打，他可以想象成自己被“儿子”打了，认为整个世界不像样，没了伦理，于是又按照自己的意愿转败为胜，心满意足。欺软怕硬：阿Q本身就是非常卑贱的小人物，身体瘦弱、口才也木讷，不论打架还是骂人都不是别人的对手。于是阿Q在于是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是先估量对手的力量，专门捡软柿子捏，木讷的便骂，力气小的他便打，如果遇到打不过也骂不了的，就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这种典型的欺软怕硬的行为，也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具体表现。赵太爷是未庄的强权者，能够压迫阿Q，压迫未庄的所有弱者，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封建意识形态的人物。在小说当中，赵太爷表现出了对封建统治和封建意识的绝对维护，从本质上来说，赵太爷对革命深恶痛绝，而且内心非常明白，作为封建势力的残余势力，革命以及人民的觉醒，会给他的地位带来实质性的威胁。因此在赵太爷的封建统治根据还没有被撼动之前，他坚决将心心念念要反抗的阿Q置于死地，彻底扼杀了反抗的迹象。并且以阿Q被杀头的事实，对未庄所有的居民提出了警告：“革命”即是“反动”，是要丢掉性命毫无利益的蠢事。使赵家在未庄的地位更加牢固。 赵太爷是现实社会当中的胜利者，与阿Q的“精神胜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封建社会当中的社会强者势力的代表。而通过赵太爷的强悍形象和实际胜利，也说明了所有在“精神上”具有胜利的人，实际上都是在现实当中空虚无力的弱势群体，而所谓的“精神胜利”，最终只能是飘渺云烟，永远抵不过现实当中他人所拥有的一切。假洋鬼子和赵秀才：都出身于封建大家庭，是富裕阶级的成员，与底层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彻底对立的。以假洋鬼子为代表的富裕阶层的读书人，有实力学习洋务，有钱留洋，有资本说参与革命但是实际上是封建势力的维护者；另外一种则是赵秀才，接受正统封建教育成长起来，封建统治的坚决维护者。从本质上来说，假洋鬼子和赵秀才是一样，都是造成阿Q悲剧结果的罪魁祸首，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两人具有相同的特点。都是利用革命风潮为自己争取利益的小人。（1）典型化的手法。这里的典型化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法。阿Q 形象，作者说采用了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手法，将众多不同的人物的突出的特点综合起来，然后进行化合创造，从而创造出全新的形象。二是采用了现实主义文学基本创作方法。作品所塑造的阿Q这个形象具有符号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是阿Q这一个体，而同时也是“国民性”的浓缩体；他所生活的环境也具有高度的历史概括性，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状况，人性状况。（2）叙述体的结构。对诸如《水浒传》等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的继承，但又加入了现代的精神分析的对人的精神的深度透视。作品中的“序”“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生计问题”等是众多故事/事迹的并行排列、堆积，各个故事之间缺乏有效的时间联系，因此都是空间性的叙事。只有到了“革命”和“不准革命”尤其到了结尾“大团圆”，才进入一种时间的流程，形成时间性叙事。（3）犀利的幽默和讽刺。在小说的批判与讽刺特色方面，小说不仅有头尾两部分议论，而且其他诸多地方都穿插有议论，这些议论具有批判与讽刺特色，是突出主题和刻画人物形象的主要部分。例如，小说开头关于作品的名目和阿Q的性格、籍贯的探讨和借题发挥，一方面对儒家的“正名说”，旧社会的阔人和立言的人，以及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人进行了讽刺。另一方面，又写出了阿Q生活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地位，因而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是密切相关的。（4）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人物对话的性格化上。有时尽管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却能准确的表现人物的身份和突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其次，小说使用了不少古语，如“谁料博雅如此公”等，不仅简洁明了，而且给文章增加了诙谐的意味和讽刺性。第三，语言包含幽默感，好用反语，喜欢夸张，如“老Q”等；第四，使用了大量口语，如“儿子打老子”；最后，小说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富于表现力。（5）游戏模仿的解构性。在这部作品中，鲁迅先生首先选择的颠覆对象是封建传统文学中的“史传”文体。中国传统文学中，“传”的种类很繁多，如本纪、列传、自传、外传、内传、大传和小传、家传，等等。这些所谓的“传”，不但等级森严，如皇帝用“本纪”体，大臣则用“列传”体，而且血缘意识浓厚，如家传、家谱专叙家族衍传家族行状，专为后代“寻宗问祖”服务；更有甚者，中国史家虽然都崇奉“秉笔直书”的修史之德，但这些“帝王将相的家谱”中却充斥着歌功颂德粉饰传主的虚浮之词。另外，封建社会中，书写语言为地主知识分子所垄断，一般市民百姓本无缘入“传”，如阿Q就不但被剥夺了姓赵的权利，而且连名字也不甚了了。《边城》成书于1934年4月，那正是沈从文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季节。1931年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总体上还是稍显和平，这个时候中国有良知的文人，都在思考着人性的本质，沈从文自然是走在前沿的，于是，他希望通过自己对湘西的印象，描写了一个近似于桃花源的湘西小城，给都市文明中迷茫的人性指一条明路。人间尚有纯洁自然的爱，人生需要皈依自然的本性。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川湘交界的茶峒附近，小溪白塔旁边，住着主人公翠翠和她爷爷老船夫。茶峒城里有个船总叫顺顺，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天保，老二叫傩送。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nuó）送，同时，傩送的兄长天保也喜欢上了翠翠，并提前托媒人提了亲。兄弟俩没有按照当地风俗以决斗论胜负，而是采用公平而浪漫的唱山歌的方式表达感情，让翠翠自己从中选择。傩送是唱歌好手，天保自知唱不过弟弟，心灰意冷，断然驾船远行做生意。几天后老船夫听说老大坐水船出了事，淹死了……码头的船总顺顺因为儿子天保的死对老船夫变得冷淡。船总顺顺不愿意翠翠再做傩送的媳妇。老船夫只好郁闷地回到家，翠翠问他，他也没说起什么。夜里下了大雨，夹杂着吓人的雷声。第二天翠翠起来发现船已被冲走，屋后的白塔也冲塌了，翠翠去找爷爷却发现老人已在雷声将息时死去了…… 老军人杨马兵热心地前来陪伴翠翠，也以渡船为生，等待着傩送的归来。翠翠：是个天真善良、温柔清纯的小女孩，是作者倾注“爱”与“美”的理想的艺术形象。翠翠来到人间，便是爱的天使与爱的精灵。她爷爷把她领大，一老一少相依为命。她既是爱情的女儿，又是大自然的女儿。翠翠身上的“美”，是通过她的爱情故事逐步表现出来的：第一阶段：翠翠爱情萌生阶段。她在小镇看龙舟初遇傩送，爱情的种子就萌芽了。第二阶段：翠翠爱情的觉悟阶段。两年后又进城看龙舟，她的爱情意识已完全觉醒。 第三阶段：翠翠对爱情执着的阶段。她在爱上傩送后，没想到傩送的哥哥也爱上了她。出于对爱情的忠贞，她明确向爷爷表示拒绝。然而，她与傩送的爱情却忽然受到严重挫折，傩送远走他乡、爷爷也死了使她一夜之间“长成大人”。最后，她像爷爷那样守住摆渡的岗位，苦恋并等待着傩送的归来，这些充分表现了翠翠性格坚强的一面。 爷爷：保有着中国传统的美德，他对孙女翠翠亲情无限。为翠翠的亲事操心担忧，尽力促成翠翠爱情的实现。在生活上，对翠翠也是无比关怀，不让翠翠坐热石头，惟恐翠翠生病；在感情上尽力体谅翠翠的心思，翠翠忧伤寂寞时为她讲故事、说笑话、唱歌。他也是淳朴厚道却也倔强的老人，他为翠翠美丽而自信骄傲，为了翠翠嫁一个好人家，他不计地位的贫寒低贱，内心凄苦忧虑与责任自信交错。《边城》采用了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特有风土民情。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细腻的心理描写。一是通过人物的幻想、梦境来披露人物心理。翠翠离奇的“胡思乱想”，让人感到渐渐有了自己心理的少女的孤单寂寞，以及爱情的幼芽时心灵的躁动；翠翠“顶美顶甜”的梦境，展示出对朦胧爱情的甜蜜感受和潜意识里对爱情的向往。二是通过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语言、神态的描写，形成强烈的暗示，诱使读者从人物的语言、神态上去体味人物的内心奥秘。翠翠“带着娇，有点儿埋怨”地一再央求爷爷丢下渡船上的活回到她身边，让人感受到翠翠对爷爷的无比依恋之情。听着爷爷唱的“那晚上听来的歌”，“翠翠自言自语说：'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则让人感受到情窦初开的翠翠对甜美爱情的神往。二是诗画般的环境描写。小说中的环境描写，不仅烘托了人物的心理活动使人物的情感沉浸在富有诗情画意的氛围中，而且为我们展示出湘西边陲特有的清新秀丽的自然风光。在作者笔下，啼声婉转的黄莺、繁密的虫声、美丽的黄昏、如银的月色……奇景如画，美不胜收。这些又都随着人物感情世界的波动而自然展开。或是以黄昏的温柔、美丽和平静，反衬翠翠爱情萌动的内心的躁动、落寞和薄薄的凄凉；或是以柔和的月光、溪面浮着的一层薄薄的白雾、虫的清音重奏，烘托翠翠对傩送情歌的热切期待，以及少女爱情的纯洁和朦胧。写的是抗日战争最后阶段的冀中人民的斗争生活。全文充满诗意，被称为“诗体小说”。在激烈残酷的抗日战争里，一个关系着民族存亡的大背景下，小说选取小小的白洋淀的一隅，表现农村妇女既温柔多情，又坚贞勇敢的性格和精神。全文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写夫妻话别，善于用精练的笔墨，写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通过细节写出女人细腻的感情活动。第二部分，写探夫遇敌，写得非常简洁、生动，逼真。反映出这些青年妇女的沉着、勇敢、能干。第三部分，写助夫杀敌，是用散文诗的笔调来描写，通过这些妇女的切身感受和体验来着笔。对敌人几乎一句话也没有写。作品正式展开描写的，是妇女所想到的、所听到的、所看到的。这完全是人物的感受。有力地表现这些妇女转惊为喜的紧张、愉快的感情。通过人物的感受和体验来描写，这是诗歌的写法，它有利于渲染和加强感情的色彩。第四部分，写学夫卫国，写妇女们像丈夫一般，保家卫国。真实地反映了根据地的妇女，怎样由于战争的教育，逐步地打破家庭小圈子，摆脱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女人低男人一头的思想，一步步地站到了社会斗争、民族斗争的行列里。水生嫂——女主人公，她是一个传统、善良的农村家庭妇女，尽心尽力地支撑家庭，不让丈夫有后顾之忧。得知丈夫要离家参军，她虽然心里为难，但还是支持丈夫的选择。对战争的亲身感受，使她对丈夫的抗战事业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于是她也投身到抗战的行列中，直接参加保家卫国的神圣事业。水生——男主人公，是众多抗日人民的一个缩影。为抗日奉献一切，不顾个人生死，有着一种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小说通过对话、动作和典型的生活细节细致入微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生动逼真地刻画人物性格。水生嫂是小说的主人公，当她听说丈夫要赴前线打击日寇时，作者通过对她正在编苇席时手指划破、鼻子发酸，为丈夫打点包裹等细节描写，真实地展示了她把对丈夫的依恋与离别的感伤，转化为对丈夫赴前线抗战的理解和支持的心理过程。从而塑造了一个识大体、顾大局的农村妇女形象。景物描写清新自如，情景交融，意境优美，富有诗情画意。故事发生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年代，作者没有描写残垣断壁、生灵涂炭的场景，也没有描写金戈铁马的厮杀，而是着意于荷花淀的旖旎风光，以妇女们的从容谈笑显示出风云的变幻。抒情的笔调，乐观的画面，使小说充满诗情画意。小说中的景物描写，既饱含着作者强烈的爱国情感，又为人物的活动提动了典型环境。语言朴素无华，清丽畅达，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作品融小说、散文、诗歌为一体，具有散文诗式的独特小说风格。宛如带露沾水的荷花，既有绚丽多姿的风采，又洋溢着沁人心脾的醉人清香。如作品开始描写水生嫂月夜编席的场景，作者用“雪地”、“云彩”。比喻水生女人编成的大片苇席，又抓住薄雾、清风、荷香这样富有水乡气息特征的事物，寥寥几行就点染出荷花淀的风貌。这样优美的景色与主人公萦徊心头的思念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特有的气氛。接着写夫妻话别，话别语言则是质朴无华而感情真挚的深沉。这一切自然和谐地相互映衬，恰如其分地描绘出当时的环境和人物思想生活的特点。 [7]构思新颖，情节开展疏密相间，详略得当，富有节奏感。对一般性的情节，作粗线条的勾勒或侧面的暗示。对夫妻话别、遭遇战等典型场面则工笔细描，重点渲染。作者把紧张的战斗和日常生活细节糅合起来，按照生活的顺序，自然地展开故事。在动作、对华和细节中细致入微地刻画人物心理，笔墨俭省，形象传神。作品以富有感情的笔触，揭示了人物和生活的美，揭示了劳动和战斗的诗意。全篇情景交融，意境优美，语言朴素无华，真实自然，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清新隽永，融小说、散文、诗歌的特点为一体的散文诗式的小说的独特风格。50年代，京、津、保地区有一大批青年作者积极主动地学习孙犁的风格，效仿孙犁的路子写小说，即通过描写儿女情、家务事反映时代的变化。突出的有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等，人们把这个作家群体称之为"荷花淀派"，也称"白洋淀派"，孙犁自然被这一流派的作家视为领袖。荷花淀即白洋淀，这一流派得名，不但源于白洋淀这个地方，也源于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荷花淀》以白洋淀明媚如画的风当作背景，具有朴素、明丽、清新、柔美的风格。洋溢着诗情，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一派作家的共同特色是着力追求诗情画意之美，早期作品都吐露出华北的泥土和水乡的清新气息。后来，逐渐发生了变化，从维熙开始就写出了不少慨慷悲壮的作品，与"荷花淀"派的风格不同。写于1943年5月，取材于太行山农村。当时“土改”刚刚开始，地主利用农民群众的愚昧和封建迷信思想妄图阻挠“土改”。为了使“土改”顺利进行，反对封建意识、破除愚昧思想就具有必要性。基于以上背景，《小二黑结婚》就表现出了对时代的强烈的关注意识，它虽然是以农村日常生活、家庭婚姻为题材，但是蕴含着尖锐的现实针对性。它对农村问题的揭示，也成为对农村生活的启示录。作品致力于对传统婚姻观的否定，促发农民对自由恋爱观的追求，小二黑和小芹成为这种自由恋爱观的先锋实践者，他们“大团圆”的喜剧结局也表明了作家对这种恋爱观充分的肯定，这给予了农民自由追求幸福的希望和可能；致力于促进旧农民的觉醒。当时的农村有一项与“土改”同等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反对封建思想，不仅地主，就连同一般农民也成为了封建的护卫者。赵树理针对这种现象，用“二诸葛”和“三仙姑”作为这种护卫封建农民的代表。广大农民在阅读作品的同时感受到的可笑可悲的二人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的缩影，在嘲笑的同时也必定会引起农民对自身的反省。小说最后也表露出了三仙姑和二诸葛的转变，这也给予农民在思想观念等方面潜移默化的引导。这种转变写得深入人心，让农民在阅读之时不由自主地受到正确观念的熏陶。同时，作品还揭露了“基层党组织严重不纯”等现象，如此种种都是当时社会的重大问题的反映。1942年，山西某抗日根据地的山村刘家峻里，能干帅气的民兵队长小二黑与同村聪明伶俐的姑娘于小芹相爱了，但小二黑的父亲“二诸葛’’和小芹的母亲“三仙姑”，这村里的两位神仙却反对他们的结合。“二诸葛”是个抬手动脚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的人，绰号“不宜栽种”。他说小二黑和小芹命相不对。一贯风流的“三仙姑”绰号“米烂了”，是村里有名的“老来俏”。她喜欢笼络一帮青年在自己周围，青年们却喜欢和她女儿小芹在一起，这让三仙姑心里很不对味。她给小芹找了个死了老婆的退职军官，收了人家不少彩礼，并说这是前世姻缘。“二诸葛”也为小二黑寻下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作童养媳。但两个恋爱中的青年却不认账。 村里的恶霸金旺兄弟伪装积极混进了村政府，兴旺被选为武委会主任，金旺被选为村政委员，连金旺老婆也被选为妇救会主席。村里的事几乎由他们两个人调遣，大家对他两个虽是恨之入骨，可是谁也不敢说半句话，都恐怕扳不倒他们，自己吃亏。金旺对小芹的美貌早已垂涎三尺，但自从碰了小芹的钉子以后，怀恨在心，总想设法报一报仇。一天晚上，小二黑和小芹相约到村外的砖窑里商量第二天到区上登记。他们悄悄尾随而来，将这对情人双双拿住，企图诬告他们。小二黑却一点也没有畏惧，他是理直气壮的，因为他“打听过区上的同志，人家说只要男女本人愿意，就能到区上登，别人谁也做不了主”。果不其然，一到区上，两个人就被放了，倒是金旺兄弟两个被押了起来，区上早就听说他们为非作歹，不是东西。两个神仙也被传了来，“二诸葛”拼命哀求区上，不要让小二黑和小芹结婚，说命相不对是一辈子的大事。然而如今这一套老迷信可是越来越不时兴了，经过领导的教育，“二诸葛”只好收起那一套阴阳八卦之说。 “三仙姑”到区上来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她那一身老妖精似的花里胡哨的打扮引起了众人的围观，直把她窘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惭愧尚且无暇，自然再顾不上反对儿女的婚事了。小二黑和小芹幸福地结了婚。两位“神仙”也多了个新绰号：三仙姑叫“前世姻缘”，二诸葛叫“命相不对”。小二黑：二诸葛的二小子。这一“小字辈”是新时代青年农民的代表。积极上进，在一次反“扫荡”中打死过两个敌人，得到过特等射手的奖励，而且人长得漂亮。“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论去哪一村，妇女的眼睛都跟着他转”。小时候他曾跟着迷信的父亲学占卜相。懂事后就不信父亲的八卦了。十六七岁起他与于小芹自由恋爱，还坚决拒绝了父亲给他收留的童养媳。担任青抗先队长的小二黑因被诬陷遭到了武委会的批斗，他就义正辞严地抗议：“无故捆人犯法不犯？”他教兴旺兄弟借口“拿双”捆送区政府。他不要父亲的哀求，而坚决认为“送到哪儿也不犯法”。边区政府做主支持他与小芹的自由恋爱，结合成了幸福的家庭。于小芹：三仙姑的女儿，新社会中新人物的典型代表。年轻的小芹长得漂亮，青年小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句话，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小芹上树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村政委员金旺想占她便宜，小芹坚决地捍卫自己。她与小二黑自由恋爱，她不相信迷信的母亲所说：“前世姻缘由天定，不顾天意活不成。”她坚决反对母亲为自己许亲。对妇救会主席的捆打，她抗议说：“当了妇救会主席就不说理了？”’她与小二黑被村里“拿双”送到区上，边区政府认定她与小二黑婚姻合法。小芹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到了自己的权利，她的反封建精神是新式农民的鲜明特征。故事性强，扣子艺术：故事性强是赵树理小说的突出的特点。这有别于“五四”时期的短篇小说。“五四”时期的作品多是截取生活的横断面来表现人物。小说情节饱满，故事不单调，不枯燥。还采用扣子式大故事嵌套小故事的艺术手法。这部小说一共有十二个小节，每个小节即为一个故事，看似独立但实际上关联甚密。它们一起串联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同时每个小故事也清晰全面。作家保留了每个故事中的关节之处，这样就使得情节环环相扣，引人入胜。语言：通俗性与艺术性的结合。这种新评书体的语言也是别具一格的。继承了中国炼字的传统，在人物塑造、故事情节的发展等方面也充分表现出了他对词语选用的重视。如此，将故事、人物等更加生动、鲜明地表现出来。对词语的选择和锤炼，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意义和形式，这两者中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只有意义表明确定，声音表达和谐才可以将词句之间的含义进行深刻的表达。是中国当代小说流派之一，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指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当代的文学流派。又称为“赵树理派”“山西派”或“火花派”，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该派的作品大都发表在山西文艺刊物《火花》上。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人称“西李马胡孙”，他们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小说和说唱文学的传统，以叙述故事为主，人物情景的描写融化在故事叙述之中，结构顺当，层次分明，人物性格主要通过语言和行动来展示，善于选择和运用内涵丰富的细节描写，语言朴素、凝炼，作品通俗易懂，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小说通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女共产党员黄新为交纳党费和掩护同志而壮烈牺牲的故事，生动的表现了在革命危难时刻苏区人民对共产党的无比热爱和忠诚，表现了共产党员与党血肉相连的关系，以及为革命利益而献身的崇高精神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力红军开始长征，留下一部分游击队在闽粤赣等南方山区坚持游击战争，以牵制敌人。敌人为了割断军民的联系，采用“移民并村”的毒计，把山脚下、偏僻的小村子的群众统统强迫迁到靠平原的大村子去。致使游击队的活动更加困难。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女共产党员黄新所在村子被敌人一把火烧掉，她就随大伙来到了八角坳。和党失去联系后，黄新日夜思念的是如何找到党。在联系到党组织之前，她知道山上缺盐，就暗暗地把群众组织起来为山上的游击队腌制咸菜，作为特殊的党费。她把咸菜看得比生命还宝贵，甚至不许饥饿的小女儿吃一根咸菜。由于消息走漏，敌人在全村挨门挨户搜查。面对生死考验，黄新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毅然挺身而出，掩护了战友，在关键时刻还语义双关地叮嘱战友要沉着、顾全大局。最终，她从容赴难，用血肉之躯向党交纳了最后一次“党费”。黄新：从事地下工作的女共产党员，纯洁无私，机智勇敢，对党、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曾带头把自由结婚的丈夫送去参加红军。丈夫参加长征后，她带着五岁的女儿生活。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她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对党的忠诚。老程：游击队的交通员，上山以前是干侦察员的，奉游击队政委的指示下山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把“并村”以后的地下党组织联络起来。在黄新为掩护他而牺牲后，他带着黄新的女儿小妞和黄新留下的“党费”回到了游击队。叙述视角：以“我”（交通员老程）为叙述视角，通过“我”与黄新的两次会面，既串联了故事，大大压缩了作品的篇幅，同时又达到间接烘托人物的性格。以“我”为叙述视角，方便了将叙述、描写与抒情、议论糅合起来，表现黄新临危不惧、机智勇敢、从容不迫和勇于自我牺牲的革命品质。细节设计：小说善于设计细节，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情节，在塑造人物方面让人物性格更凸显、形象更丰满。如党组织派“我”第二次下山同黄新接头，以“我”的视角看到了令人心酸的画面：群众生活艰苦，连盐都吃不上，黄新的女儿小妞忍不住从为游击队腌的咸菜堆里抓了一根腌豆角，但被黄新硬拿了回来，因为腌制咸菜是为解决游击队吃盐的困难，也是几个党员要交的“党费”。这些细节丰富了人物形象，也为作者的文学创作扩大了思想容量和美学容量。动作描写：借助人物的细小动作、表情去侧面烘托或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以达到传情之功效。如黄新拿出丈夫留下的两块银元“在手里掂了掂”的动作，表达出她对丈夫的无限深情，对能解决生活问题的银元的珍爱，而她却要把珍爱的东西交给党，从而揭示了她对党的敬爱。《玩偶之家》戏剧，通过女主人公娜拉与丈夫海尔茂之间由相亲相爱转为决裂的过程，探讨了资产阶级的婚姻问题，暴露了男权社会与妇女解放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而向资产阶级社会的宗教、法律、道德提出挑战，激励人们尤其是妇女为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为争取自由平等而斗争。故事讲述了女主人公娜拉为给丈夫海尔茂治病，瞒着丈夫伪造签名向柯洛克斯泰借钱，无意犯了伪造字据罪。多年后，海尔茂升职经理，开除了柯洛克斯泰，后者拿字据要挟娜拉，海尔茂知情后勃然大怒，骂娜拉是“坏东西”、“罪犯”、“下贱女人”，说自己的前程全被她毁了，而当危机解除后，又立刻恢复了对妻子的甜言蜜语，娜拉认清了自己在家庭中“玩偶”般从属于丈夫的地位，当她丈夫的自私、虚伪的丑恶灵魂暴露无疑的时候，最终断然出走。娜拉一直被认为是一位追求女性权利的战斗者。她从一个美丽、活泼、无忧无虑的家庭主妇形象，最后变为一个头脑清醒、向往独立、追求自由和平等，愿为真理而奋斗的性情高尚的女性形象。娜拉单纯善良，优雅可人，海尔茂忠贞不渝的感情，她的爱是博大无私的，不求回报的。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去借贷，并伪造父亲的签字，因为她同样不想烦扰当时已经垂危的父亲。娜拉伪造签字触犯了法律，她无奈之下的举动却是人性中善的一面最直接的体现。后来，为了还债，她不得不从事一些劳累的抄写工作，省吃俭用，最后终于偿还了贷款。债主竟以她伪造签名来要挟她。当她意识到自己保守的秘密即将暴露时，从当初的坚强果敢一下子转变为焦虑不安。她甚至想独自承担这一切后果，以自杀来逃离现实的残酷，只为不让丈夫因此而受到任何牵连。当海尔茂从债主的第一封来信中了解到情况后，冲着娜拉咆哮不已，痛斥她是一个“爱撒谎的人”、“伪君子”，是个“下贱女人”、“犯法的人”，娜拉虔诚祈祷过的奇迹在海尔茂的疯狂咒骂中灰飞烟灭，她对丈夫惟命是从，对家庭任劳任怨，对子女尽职尽责，这种不求回报的付出，在丈夫的眼里苍白无力。她知道丈夫并不是真正爱她，她只不过是他的一个玩偶，在这个家里，一切都得服从他，丈夫喜欢什么，做妻子的必须“爱屋及乌”，娜拉看清了自己的地位，如同一个奴隶一样，任人摆布。娜拉和海尔茂之间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爱情，婚姻对他们来讲更多的只是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她始终是个玩偶，只是从父亲手里换到丈夫手里而已，不论在谁手里，永远都逃脱不了被支配和摆布的命运。海尔茂：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还是一个男权中心思想的拥护者。海尔茂表面上很爱自己的妻子，愿意为她花钱，可实际上他只把年轻美貌的妻子当做玩具，叫她“小鸟儿”“小松鼠”。从来没把妻子放在与自己平等的地位，不允许她有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对于经常来往的老朋友阮克医生，海尔茂也表现得非常自私和冷酷。阮克医生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特意深夜赶来向海尔茂夫妇诀别。面对此情此景，海尔茂非但没有一点儿的悲痛和怜悯。他还希望娜拉继续做他的“小松鼠”，做他的“玩偶”，当他的“泥娃娃老婆”。此时，海尔茂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在他道貌岸然的外表下隐藏着的是一颗无比丑陋的灵魂。双重反讽：婚姻爱情观上的反讽——在娜拉的婚姻爱情观上，易卜生一方面运用了先扬后抑的手法，反讽之中饱含着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又以副线林丹太太现实与实用主义的婚姻爱情观，对娜拉的浪漫与自我牺牲婚姻爱情观进行反衬式的反讽，这种反讽产生的悲剧性更明显地表现在娜拉身上——最终离家出走震撼人心。 叙事情境上的反讽：《玩偶之家》在叙事情节的安排上，易卜生巧妙的设置了一种反讽，即叙事情境反讽，围绕着主线中心人物娜拉的日常婚姻生活得以展开。它在该戏剧作品中的表现方式十分丰富，“是一种更具整体性的反讽方式，它是文本在叙事风格、主题立意与情节编撰等文体要素中呈现的对立状态共同孕育的一种内在的张力”。小说讲述了主人公大卫从幼年至中年的生活历程，以“我”的出生为源，将朋友的真诚与阴暗、爱情的幼稚与冲动、婚姻的甜美与琐碎、家人的矛盾与和谐汇聚成一条溪流，在命运的河床上缓缓流淌，最终融入宽容壮美的大海。其间夹杂各色人物与机缘。语言诙谐风趣，展示了19世纪中叶英国的广阔画面，反映了狄更斯希望人间充满善良正义的理想。大卫·科波菲尔尚未出世时，父亲就去世了，他在母亲及女仆的照管下长大。不久，母亲改嫁，后父摩德斯东凶狠贪婪，婚前就把大卫送到了他乳母的兄弟渔民辟果提先生家里，与收养的一对孤儿艾米丽和汉姆相依为命。出于对母亲的思念，大卫又回到了后父家。然而后父不但常常责打他，甚至剥夺了母亲对他关怀和爱抚的权利。母亲去世后，后父立即把不足10岁的大卫送去当洗刷酒瓶的童工，大卫从此过起了不能温饱的生活。他历尽艰辛，最后找到了姨婆贝西小姐。她收留了大卫，让他上学深造。大卫求学期间，寄宿在姨婆的律师威克菲尔家里，与他的女儿艾妮斯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但大卫对威克菲尔雇用的一个名叫希普的书记极为反感，讨厌他那种阳奉阴违、曲意逢迎的丑态。大卫中学毕业后外出旅行，邂逅了童年时代的同学斯蒂福兹。两人一起来到雅茅斯，拜访辟果提一家。已经和汉姆订婚的艾米丽经受不住阔少爷斯蒂福兹的引诱，竟在结婚前夕与他私奔国外。辟果提先生痛苦万分，发誓要找回艾米丽。大卫回到伦敦，在斯本罗律师事务所任见习生。他从艾妮斯口中获悉，威克菲尔律师落入诡计多端的希普所设计的陷阱，正处在走投无路的境地，这使大卫非常愤慨。此时的大卫爱上了斯本罗律师的女儿朵拉，但两人婚后的生活并不理想。朵拉是个容貌美丽，但头脑简单的“洋娃娃”。贝西姨婆也濒临破产。这时，大卫再次遇见他当童工时的房东米考伯，米考伯现在是希普的秘书，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最终揭露了希普陷害威克菲尔并导致贝西小姐破产的种种阴谋。在事实面前，希普只好伏罪。与此同时，辟果提和汉姆经过多方奔波，终于找到了被斯蒂福兹抛弃后，沦落在伦敦的艾米丽，并决定将她带回澳大利亚，开始新的生活。然而就在启程前夕，海上突然风狂雨骤，一艘来自西班牙的客轮在雅茅斯遇险沉没，只剩下一个濒死的旅客紧紧地抓着桅杆。汉姆见状不顾自身危险，下海救他，不幸被巨浪吞没。当人们捞起他的尸体时，船上那名旅客的尸体也漂到了岸边，原来竟是诱拐艾米丽的斯蒂福兹。艾米丽为汉姆的行动深深地打动了，回到澳大利亚后，她终日在劳动中寻找安宁，并且终身未嫁。大卫终于成了一名作家，朵拉却患上了重病，在辟果提前往澳大利亚前夕便离开了人世。大卫满怀悲痛地出国旅行散心，其间，艾妮斯始终与他保持联系。当他三年后返回英国时，才发觉艾妮斯一直爱着他。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与姨婆贝西、辟果提愉快地生活着。大卫·科波菲尔：是个遗腹子，作者描写了他从孤儿成长为一个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家的过程。他善良，诚挚，聪明，勤奋好学，有自强不息的勇气、百折不回的毅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在逆境中满怀信心，在顺境中加倍努力，终于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和家庭的幸福。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着狄更斯的道德理想。大卫的形象直接、准确、生动而形象地体现了狄更斯在企图通过儿童形象的代言，展现他以“仁爱”精神反抗资产阶级的贪欲和冷酷，渴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友爱；并希望所有的英国儿童也能通过良好的教育，最后成为高尚而且对社会有用的人。同时体现了作家所认为的人类的精神追求和社会生活应当是“乐观向上、欢快、温和”的人道主义思想。对大卫的刻画没有矫揉造作，而是出于内心的需求。这是狄更斯个体生命的创作本能，是他表达自我的最佳形式。有曲折生动的结构，或者跌宕起伏的情节，而在于它有一种现实的生活气息和抒情的叙事风格。这部作品吸引人的是那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具体生动的世态人情，以及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小说的字里行间，常常可以读到狄更斯诙谐风趣的联珠妙语和夸张的漫画式的人物勾勒。大卫早年生活的篇章以孩子的心理视角展示了一个早已被成年人淡忘的童年世界，写得十分真切感人。运用漫画家夸张和变形的手法，用简单的语言风趣幽默地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俄国的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农村遭到巨大的破坏，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日趋赤贫。当时俄土战争的重负，连年饥馑给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这时托尔斯泰越发地关心人民的困苦。他积极地参加当时的救灾工作，目睹了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可怕处境，在他多年探索、思考的基础上终于看清了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本质。 [5] 作者参加1891至1892年的赈灾工作，体会农民与地主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农民贫困的根源是地主土地私有制。《复活》是托尔斯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作家一生探索和思想的总结，被誉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发展的高峰。小说通过玛丝洛娃的苦难遭遇和聂赫留朵夫的上诉经过，广泛而深刻地抨击了法庭、监狱、官僚机关的腐败、黑暗，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和反动官吏的残暴昏庸、毫无人性，撕下了官办教会的伪善面纱，反映了农村的破产和农民的极端贫困，勾画了一幅已经走到崩溃边缘的农奴制俄国的社会图画。玛丝洛娃原是一个农奴的私生女，她天真，善良，真诚地爱上聂赫留朵夫。但这个腐化堕落的贵族少爷却诱奸了她，把她抛弃，使她陷入种种悲惨遭遇，最后沦为妓女。妓女生活使她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她再也不相信什么善了。于是拼命吸烟、喝酒，麻醉自己。一次被诬告谋财害命，关进监狱，并被昏庸的法官判处四年苦役，流放西伯利亚。在审判玛丝洛娃时，正巧聂赫留朵夫做陪审员。当他认出她时，良心受到谴责，想通过拯救她以赎前罪，并准备和她结婚。玛丝洛娃在聂赫留朵夫的真诚忏悔和关怀下，消除前怨，逐步恢复过去的爱情，重新唤起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美德，自动戒了烟酒，为了不损害聂赫留朵夫的名誉地位而拒绝与他结婚，而与另一她心爱的犯人西蒙斯结合，从而走向“新生”。聂赫留朵夫也放弃贵族生活，把土地分给农民，与上流社会断绝交往，虔诚信奉宗教，相信《圣经》中说的：“人不但不可恨仇敌，而要爱仇敌”，认为这是克服种种社会罪恶的做法。通过玛丝洛娃体现了俄罗斯人民所遭受的深重苦难和对整个黑暗社会的无比憎恨。她在拒绝聂赫留朵夫的“善行”时，一再表现出自己内心的屈辱、痛苦和按捺不住的愤怒。正是这种感情触动了她麻木不仁的灵魂，并最后使她觉醒过来。由于她的灵魂深处始终保存着善良的天性和与聂赫留朵夫初恋时的美好回忆，“悔罪”的聂赫留朵夫才能获得她的宽恕，并使她重新“爱”上他。玛丝洛娃最终拒绝聂赫留朵夫要求和他结婚的建议，表现出玛丝洛娃的崇高品质，也是她为了爱他而做出的自我牺牲。玛丝洛娃的“宽恕”精神使她的灵魂获得了“复活”，然而，我们却看到作者在寻求玛丝洛娃“复活”的过程中，逐步接近了托尔斯泰过去所否定和厌恶的“革命者”。作者让玛丝洛娃进入政治犯的圈子；跟这些人接触，使玛丝洛娃感到亲切和自然。西蒙松对玛丝洛娃的爱情，虽然说是出于同情，确也是合适的。这能使她的灵魂感到轻松和慰藉。尤其重要的是，他们的结合将会把玛丝洛娃带入革命者的队伍。而聂赫留朵夫的那种仁慈的“忏悔”，无论怎样真诚，却终究免不了带有居高临下的态度和宽宏大量的意味。玛丝洛娃意识到过去的爱情已经永远不能“复活”，她也不再需要这一切了。而此时在她面前展现的是她所渴望的、有意义的、鲜活的、真实生活，这才是玛丝洛娃真正的新生和灵魂的“复活”。对比：小说中描写了极其广泛的生活画面：从法院到教堂，从监狱到流放所，从莫斯科到彼得堡，从城市到乡村，从俄罗斯到西伯利亚。通过这些画面，作者把上层社会与人民生活进行对比，把贵族老爷、达官贵人与贫苦的老百姓进行对比，把统治者与犯人进行对比。心理描写：托尔斯泰善于通过人物复杂的心理状态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作者通过聂赫留朵夫不同时期的心理活动的描写，对贵族地主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时也表现了聂赫留朵夫道德自我修养的整个过程。讽刺：在朴素的叙述中包含着辛辣的讽刺，利用揭露形式与内容的矛盾，造成有力的讽刺效果。例如作者对法庭的官员所进行的描述对整个法庭描写就是这样。托尔斯泰对整个法庭的描写从它的陈设到审判的程序都作了详尽的描绘，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法庭好像是很庄严很神圣的，但实际上却是极端轻率和不负责任的。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人物常常隐讳着自己的罪恶。正因为这样，作者对他们的揭露就更为尖锐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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