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诗评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明代诗评家胡应麟在《诗薮》中说：“《登高》自当为古今七律第一。”
到底谁是第一？其实毋庸置疑。讲课时我没给选项，直接告诉学生《登高》是七律第一，然后给他们分析了为什么它是第一。
我说，唐代人将诗歌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近体诗专指绝句和律诗，又被称为格律诗，但凡不是格律诗的一律被称为古体诗。《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我们前几课学的《短歌行》《归园田居》《梦游天姥吟留别》，还有以后要学的《琵琶行》，都属于古体诗。近体诗按字数又分为两种:五言和七言。近体诗比古体诗难写，首先因为句数、字数有限制。其次，近体诗有平仄限制，知道什么是平仄吗？平声指的一声和二声，仄声指的三声和四声。近体诗平仄有固定的格式，不展开细说，总之就是每一句哪个字该是一声二声还是三声四声，是有限制的。再次，近体诗要求偶数句一定要押韵。最后，对于律诗而言，中间两联还必须对仗。想要用最精简的文字充分表达思想，写诗其实就挺难的，如果有字数、句数限制，就更难，如果还要讲平仄、押韵、对仗，那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格律诗不好写，格律诗中的七言律诗，尤其难写。拿李白来说，他其实就不太擅长写律诗，他写的比较好《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都是古体诗，《静夜思》《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赠汪伦》等都是绝句。因为他是个富二代，没有什么家学渊源，生性洒脱，律诗束缚太多，就像戴上金箍的孙悟空一样，不容易发挥天才想象力。而杜甫，往上推十几代，祖辈都是做官的，属于官N代，古代做官的人家一般学问都很好，家学根基深厚，何况他还有一个工于律诗的爷爷杜审言，受家庭的熏陶，即便戴了很多镣铐，他依然可以达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跳出很美的舞来。所以杜甫写给儿子的诗中说“诗是吾家事”，所言非虚。
那《登高》到底好在哪里呢？平仄、押韵先不必提，我们且看对仗。
律诗要求中间两联对仗，而《登高》从首联就开始对仗。“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风”“天”“猿”都是名词，和“渚”“沙”“鸟”一一对应，且“风”“天”和“渚”“沙”都是自然之景，无生命的，“猿”“鸟”分属兽禽，有生命的。“急”“高”和“清”“白”都是形容词，不仅相对，并且精准概括了“风”“天”“渚”“沙”的典型特点。“啸哀”“飞回”都是动词，也一一对应，一表动作心理，一表动作状态，也极精工。
律诗要求中间两联对仗，如果第一联就对仗了，那么颔联就可以放宽要求，不必对仗，这叫做偷春格。可是人家杜甫坚决不降低要求，人家颔联还一定要对仗，并且对仗得更妙。我们再看颔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无边”和“不尽”相对，都是形容词，表示范围，写出了阔大的景象。“萧萧”和“滚滚”相对，分别形容落木和长江之状，既是视觉所见，又有听觉效果。并且前后两句，草木生命的凋零和长江的亘古长存互相映照，给人带来一种既雄浑又悲伤的心理感受。
颈联照例还是对仗，“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万里”和“百年”相对，一写空间，一写时间，时空纵横；“悲秋”和“多病”相对，一写心理状况，一写身体状况；“常作客”和“独登台”相对，一写经年来的状况，一写此时此刻的状况。颈联两句互相补充，短短十四个字，全面充分地写出了诗人的八种悲情，可谓妙极。试问还有哪首诗可以做到？
前三联都对仗，你以为老杜就满意了吗？不，不，最后一联他居然还对仗了？他是怎么做到的？“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艰难”对“潦倒”，都写他的处境；“苦恨”对“新停”，一写心情一写状态；“繁”对“浊”，都是形容词；“霜鬓”对“酒杯”，都是名词。放在一起，一个生活困窘、满怀愁绪，却又对国家时刻萦怀的老翁跃然纸上。
单从格式来看，此诗已属上品，我们再看内容。从颈联可知，诗人表达了八种悲伤之情，这八种的任何一种，放到一首诗中，料已足够，崔颢的《黄鹤楼》无非表达的思乡之情，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不过表达的游子思妇之情。而《登高》，八种情感，内涵之丰富，无庸多言。
但这八种悲情并没把诗人击垮，没让诗人五内俱崩、哭天抢地、痛不欲生。我们从韵律看，每联出句尾字分别为“哀”“下”“客”“鬓”，发音开口都较小，情感是压抑的；每联对句尾字分别为“回”“来”“台”“杯”，开口较大，情感得以释放。这样就达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效果。
更重要的，无论现实如何对他，他都未曾绝望；无论生活如何窘迫，他都不忘忧民生；无论身处何地，他都秉持爱国心。他的这份赤子之心，其他任何诗人都无法做到，也使他的诗歌永远无法超越。
这样的《登高》，难道不足以称第一吗？
（本周上了四个班的课，四个班表述的内容都不尽相同，不过学生都听的很专注，听完的总结都是:老师，听你一讲，觉得《登高》确实可称第一。吾心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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