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朝 钱鹏鸣
摘要：《庄子》寓言在文学上的开创性意义是十分巨大的。本文运用叙事学相关原理，从《庄子》寓言文本本体出发，通过对其寓言叙事结构和叙事动作等特征的分析，进而探寻其产生的思维根源及庄学思想核心内容与寓言外在形式的关系。最后，简要分析《庄子》寓言思维对中国哲学和文学艺术的影响。
关键词：庄子;寓言;叙事;思维结构;道
《庄子》一书与其它先秦诸子文章对比，在阐述道理时并非依靠纯粹的逻辑论证结构，而是运用更为直观具体的寓言故事形式，通过叙事学理论解读《庄子》寓言具有重要意义。
一、《庄子》寓言的叙事结构
现代叙事学着重强调的是对文本结构进行研究分析的理论，对“叙事学”的定义不同人有不同看法也很难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叙事学”可以看做是关于叙事作品、叙述、叙述结构以及叙述性的理论。同时人们有时也用它来指称关于文学作品结构的科学研究。即便如此，在众多的解释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一些共性，即是对作品叙述结构形式及如何构建这种结构形式方式的重视，当前叙事学更关心的是“叙事话语”。陈鼓应先生认为“寓言”是《庄子》一书的文体[1]727，这至少表明仅仅把庄子寓言看作言说方式和修辞技巧还不够。这不够在于《庄子》中“寓言十九”无处不在的“寓言不是仅仅以一种言说方式和修辞技巧所能概括和把握得了的，所以我们有必要也有理由把庄子寓言当作一种文体来看，即把作为言说方式和修辞技巧的寓言上升到一种体例的高度来对待。传统的寓言叙事结构都比较简单，基本是以单线叙事为主，虽然这种寓言叙事形式有其优势，就是能够简单明了的把故事展现给读者，但是这类通俗易懂的寓言导致其本身所蕴含的寓意也缺乏深度与广度。当然这种讲故事的方法是与早期人类语言思维发展相适应的，只是如果用现代叙事学理论来看，这种传统寓言形式存在几个先天的不足：首先，单线故事使得寓言缺乏丰富性内涵;其次，简单的故事难以反映复杂的现实;再次，单一故事构成的寓言折射的道理具有片面性。这种情况无论东西方都有相似之处的，如西方的《伊索寓言》，中国的《韩非子》中的寓言。但庄子却独树一帜、超越时代，这种上升到体例高度的《庄子》寓言其最大的特色在于能够在看似简单的故事情节中建构起新奇多变的、出其不意的意境。具体表现在：第一，简单的故事也能说明复杂的道理;第二，运用多个故事讲述一个道理;第三，寓言常常是一组相互关联的故事组成。在《庄子》中已经具有现代叙事结构的特点，关键就在于其独特的寓言叙事模式，尤其是其中表现出来的叙事时间和空间。时间和空间是叙事的两大要素，史籍大都具备这两个要素。而在时空架构上《庄子》表现出与史书叙事不同的模式，其中大部分寓言都没有明确的时空背景，时间被模糊化，空间则被泛化。如在“黄帝寻珠”这则寓言中没有明确的时间，黄帝游赤水以及寻珠皆是模糊的时间概念。同时，其中提到的赤水、昆仑都是神化中的水名和山名，加上“知索”、“离朱”、“喫诟”、“象罔”这些象征性的人名使故事显得更荒诞不实而也显示出更成熟的叙事的虚构技巧。
二、《庄子》寓言的叙事动作
叙事动作即以什么方式讲述故事话语内容，《庄子》寓言大量采用“全知”型作者叙事动作，使故事的悬念增强，情节纵横跌宕、波澜起伏。所谓的“全知”型叙事动作就是现代叙事学中所说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或者又称无焦点叙事。这种叙事视角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没有视角的局限，这也是其优势所在，能够表现出置身于故事之外的旁观立场。叙事者具有全知全能的视角，无论大到寓言故事的时空背景，小到故事中人物的行为语言，或者故事本身的历史发展都能够完全掌控，可以根据作者的需要自主剖析故事中情节和人物心理，以达到所要呈现的完美形式。这一叙事模式在东西方早期和传统的叙事作品中使用很普遍。“伊瑟尔认为每一叙事文本都存在着诸多视点。它们一般都具有：第一，叙述者视点;第二，人物视点（包括主要人物视点及次要人物视点）;第三，情节视点;第四，虚构读者专设视点等四种。”[2]159
叙事动作所讨论的是在作品文本建构过程中叙事者与故事是处于什么样的一种关系中，因为任何叙事作品都离不开叙事者与故事，故事需要通过叙事者的叙述才能得以展现，同时叙述者如果没有故事作为依托也无法呈现。这里所说的叙事者并不完全指的是文本的作者，而是作者在写作中想要让读者觉察到的叙述者。叙事者与故事之间的复杂关系其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叙事情境的构造关系。在《庄子》寓言故事中其所建构的情境大部分都是以人物对话为中心，整个寓言由若干对话场景组成，叙事者在对话中可能又借由人物话语再去建构其它情境。总之，寓言通过故事的“客观”展示让读者感觉到自己与叙述者具有一样的感知。在作者建立的这种第三人称叙事情境中叙述者有意隐藏自身的存在，不对故事的进展进行干预，就是完全让故事中的人物自由的发挥，当然这种隐藏本质上仍然是作者的一种刻意安排。
人们通常把叙事者就当作是作者这是不对的。在庄子寓言中常常以抽象概念所命名的虚构人物例如：至人、神人、真人等或古人，神话传说人物例如：孔子、唐尧、蘧伯玉等作为故事的叙事者，即便是出现庄子本人，此时庄子如同“罔两”也只是作为站在幕后的庄子的一个代言人。例如在“凿浑沌七窍”这则经典的寓言中出现的人物有：儵、忽和混沌三人，人物对话只有儵和忽相谋的一句，他们在寓言中应该充当的是次要人物，而主要人物——混沌却没有任何话语。整个寓言的情节视点集中在儵忽给混沌凿“七窍”的事情上，在故事中没有侧重凿“七窍”的过程只是以视听食息这“七窍”作为寓意。我们在此中没有看到叙事者的出现，没有发出议论和做任何评论，只是，描写了故事的自然结局：“七日而混沌死”。但是我们从这个结局完全能够体会庄子所表达的“无为”思想。
三、《庄子》寓言的意义
明末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把《庄子》列为“六才子之首”，无论是其思想还是其文风在中国文化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屈原、司马迁到李白、苏轼再到鲁迅、郭沫若都深受庄子的影响，我们在这里论说庄子寓言的意义，主要是分析庄子所用在构建经营其大量寓言的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同庄子的哲学思想和表层散文风格一样影响深远，而且是一种不自觉的潜移默化，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哲学和文学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庄子寓言对后世的影响绝不仅仅是在为后来文学提供了大量神秘奇幻的寓言故事和素材，更为重要的是其寓言所体现的故事叙事结构及蕴含的思维模式。因为哲理的阐释绝非只能靠抽象的逻辑思维来论证，哲学思维不应一概拒斥具象参与，不应该与想象绝缘。
在《韩非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书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庄子》寓言形式的扩展和影响，同时其所展现出的思维习惯影响更为深远，从唐诗、宋词、元曲到话本、传奇、小说，从李白、李贺、苏轼到蒲松龄、纪昀、曹雪芹，无论是作品还是个人身上都能发现其蕴藏的浓厚的寓言思维形式。直至今日，不少作家仍在探寻学习《庄子》寓言思维的创作方式。从鲁迅、徐志摩、郭沫若到沈从文、老舍在到韩少功、莫言、王安忆等。试图将传统与现代结合，运用《庄子》寓言“象—意—理”的思维模式去完成文本内涵的独特建构。
参考文献：
[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中华书局，1998，9.
[2]金元浦.接受反應文论[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10.
[3]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
[4]李艳华.《庄子》寓言叙事研究[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7，1.
[5]李艳华.《庄子》寓言叙事谋略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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