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边旧居
2020年03月19日
郑宪
一个突兀而来的念头:想看自己的旧居地。去了,在一个午后。靠近城市的江边。
这个江边原来有个大的堆煤场。盛刮东南风的日子,应是天晴地朗时。这里不是,风来,速将晾晒衣物置进屋内,否则蒙难。即便如此,屋里地板家具上,依然会罩上一层薄薄的黑——江边煤灰丝丝缕缕侵入的赏赐。
四幢黄色的楼,都六层高,一层三户,分12个单元,200多住户,瞬间塞满。小户一室一厅,大户两室一厅(兼厨房饭厅)。30多年前,大户建筑面积54平方米,那是什么情况啊,神仙过的日子,牛逼!堆煤场?起始无人知晓,因为不在目力所及范围,难免疏漏。哪天见到灰色乃至黑色的物质痕迹,才“啊、啊”地呼叫起来。但彼时没PM2.5的概念,呼叫后紧闭门窗,最原始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然后,该干吗干吗。
我在这城市角落落户十多年。说角落,因为沿江了。那时江在城市边缘,和现在江是城市中心及最佳景观处全然不同。有一辆公交车,从市中心始发,下班人多,排队上车,巨龙车塞得最后拱进来的人双脚要离地,车门才“扑哧扑哧”喘着粗气一点一点闭拢,然后车启。几十站路,我们到最后一个站点下,人已寥寥。下车后继续步行,行往一条蜿蜒砂石小路,夜里会一片静谧,偶尔一辆机动车驶来,起一片尘雾,要用手捂嘴。可几个弯一转,到了新住房,无论日夜,春天般温暖的感觉涌来,珍视骄傲的情感弥漫:我原来的房子在中心城区一个筒子楼里,一间小屋,三代同居,煤卫公用挤蹙。将此陋房交出,便住进了这独立的两居室。第一次来看房,我幸福得快要昏厥了。
现在看,已是旧居旧楼,可当年,百分之百“豪宅”。现在的一楼,被装上了油漆成墨绿的全封闭铁门,陌生人不得随意上楼。当年一楼,人可直接腾腾腾蹿上开放的楼层,四级水泥楼梯并两脚,到户,咚咚咚,敲门:“智祥,开开门,夜饭吃好了伐?”
智祥是我报社战友兼文友,那时住一室户,看我住两室户,心不爽。就因为分配房子前他无房,交不出小房,便拿不到大房。最后他还是心平气和:曾经无房的日子,借农民房结婚的日子,对比此刻分到独门小户的日子,天差地别。智祥有名言:“人比人,气死人。但人和自己过去比,幸福死人。”
我们这楼院,干报纸工作的人多,聚在一起,彼此串门勤,讲时事,讲写文章的事,讲文章在版面上的编排,大声嚷嚷,面红耳赤争个小半夜不嫌累。
老童住朝北的一号楼,他是大报主力,党政要闻。结结实实的中等个,强硬墨黑的板刷头,勤恳,走路一步一步沉稳。这也和他文章风格贴近:踏实厚重。我们住楼的朝南一侧,是报社印刷厂,南平来的印刷纸一车车运入,半夜后开印第二天清晨出版的报纸。晚上睡床上,心里会惦着那飘着油墨香的报纸里,有没有署名的小豆腐干一块文章。老童当志存高远,总在注目自己“重磅炸弹”的出笼。他很早会起床,到住楼外的传达室。传达室近水楼台先得月地从印刷厂拿到报纸。老童往往第一个到,翻阅报纸,检阅他的胜利果实,满足他的“虚荣心”——上面有他写的头条新闻或通讯。我那时和老童不熟,但对他的妒忌心存焉。
说是住在江边,却望不见江水。江在一片乡野的前端。去到江边,要跨过很长一段没了脚踝的荒草地。也就是说,当年城市到此,其实是一个界限,再往西南,不属市井范围。但闻船行江上声声鸣号,可以想象,一艘艘船列队,在江上走,缓缓靠上堆煤场的码头,卸货,离港。江边有人在劳作,一派繁忙,我们看不到。
有一天,我惊异于一次巧遇:我中学时一位最要好的同学叫群,晃晃悠悠进入我们楼院内的小道,十多年未见,他扬眉说:“你怎么会在这里?我京剧院的姐姐就住你们12号楼。”然后说这里不远处就是黑乎乎的江水,因为有个搬不走的煤场——“不宜居”。说他姐姐出门要戴口罩。我哦了声,一下感觉和他关系的生分——这地方的好与不好,由你说的?
确实,久住,对一个地方,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情感滋生。任何小风景,也会被放大为优山美地。出我们院落大门左拐,是一小公园后门,绝大部分时间门锁着,望进去,一片高低杂草。忽一日,圈出个娱乐节目:小羊拉车。是真的一只头上长两个角的小羊拉着车,拉不了大人,是拉小小孩,在百十平方米的草地上反复转圈。当时我三四岁的女儿被它深度迷住,隔着半透明的铁门,瞪大眼无比贪婪地看。于是我们央求公园后门的管理员,打开门,交给他一角钱,女儿便欢快地乘上小羊拉的车,手里挥起一根柔软的细树条,赶着羊,笑声即刻洋溢起来。现在想来,夕阳浓,草地黄,雪白的羊,女儿灿烂的脸,组成了一幅诗意画面。
而今,看我曾经住的旧楼旧居,视觉上只是一堆隆起的不起眼的砖墙屋瓦。人在旧居,依然无法目力所及地望到江景。堆煤场早就消失了,堆煤场所在的地方耸立起一层层排山的高楼巨宇,显示奇异现代派的博物馆美术馆建筑,轰轰烈烈,绽放在最靠江边的一侧,远远超出诗情画意的意味。前度刘郎今又来,我看这旧楼,和那些紧靠江面的现代建筑有些不搭的落伍,一根根不规整的晾衣杆子伸出来,走道楼梯外,有一块块碎去的玻璃窗——是和往昔的历史相呼应吗?曾经,我的旧居,它们在这一地带可是傲气高耸的,外墙是色彩鲜艳的黄,出类拔萃的啊。尽管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却住着一大群城市发展的描述者鼓吹者,在其间充满自豪地走动,书写城市的心跳脉动。
很自然,很不可抗拒地想起住一个楼院的另一个人,一个很有才气的写作者,新闻作品的快枪手。我住靠里的11号,他住靠外面的几号?忘了。他小我几岁,秀气而挺拔,有张红扑扑的脸,雪白整齐的牙,肩膀微扛,意气勃发的笑。我们旧居出来,两个右转到一街角再往前,曾有家热气腾腾的小饭店,烧很入味的猪爪牛杂,我和他,还有几年后一起成为至交的老童,周末会一次次相约到那里,入门,扑鼻的酒香菜香。喝酒后,拍桌,争论,天下文章,家长里短,无话不谈。酒醉了,他脸酡红,大大的眼睛便会眯成一条缝,却口吐莲花妙语连珠。回家,夜深,在街路上摇摇晃晃走,摇回旧居,锦绣文章一篇接一篇出。突然一天,说他病了,一病不起了,刚40出头的人,骤然走了……
走出旧居大门,直面一条很宽阔的街,一个大弧度的柏油路,崭新平滑,车过无声。几十年前,这路细窄不平,车过扬尘漫天。旧居门口的门卫说:往西,往南,1公里,你就能见到江面了。过去水是黑的,现在回绿了。
离开,回望我的江边旧居,在夕照里,被一长排高大的银杏树及金黄黄的树叶酒醉般地环绕着——醉得让人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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